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国共两党对仲恺精神的追思和传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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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国共两党对仲恺精神的追思和传承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国共两党对仲恺精神的追思和传承

廖仲恺是为国共合作而死，是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死。

从而，他的思想言行，他的精神风范，自然受到当时人们的肯定和颂扬，并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功效。

余德富指出：

“弘扬仲恺精神，始于廖仲恺牺牲之后。

”[1]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根据的。

我们拟在本文主要依据余先生所撰《弘扬仲恺精神之我见》和徐旭阳、徐鑫所著《从廖案初期国民党的纪念看廖仲恺对民主革命的贡献》等论文的基本观点和史实叙述过程，结合我们的观点和接触到的资料，对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追思和传承“仲恺精神”的情况作一概括性介绍。

一

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1925年第7号记载：

广州国民政府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人力撰写廖仲恺生平“宣付党史”，同时拨给治丧费一万元用于国葬。

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主持召开了隆重的廖仲恺国葬仪式。

9月1日出殡那一天，超过20万人为廖仲恺送葬，场面非常壮观感人。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有两人扛着“精神不死”四字醒目的白布横幅；参加葬礼的有工人、农民、市民和黄埔军校师生，队伍从惠州会馆一直延伸到沙河顶临时墓地。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扛着“廖先生奋斗精神不死！

”“我们要为廖先生复仇”的巨幅标语缓慢行进在送葬队伍中。

参加葬礼的人们，有不少是从中山、南海等县赶来的。

[2]这一盛大场面说明：

一方面，廖仲恺为国家为民族，尤其是为工农劳苦大众的献身精神，受到各界群众的爱戴和敬仰；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右派、反动政客和帝国主义势力是联合谋杀廖仲恺的凶手，从而参加悼念的各界人士群情激愤，要求严惩凶手，为廖仲恺报仇的呼声异常高涨。

在廖仲恺遇刺身亡后一系列悼念活动中，国共两党许多高层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廖仲恺的丰功伟绩，对廖仲恺的高尚人格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包括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戴季陶、叶楚伧等，都对廖仲恺的一生思想言行作了肯定和颂扬。

如汪精卫在廖仲恺的追悼大会上指出：

“他所以能为一般同志的领导，由于他平日人格的修养。

”而他在人格方面的修养主要有两点；一是勤劳。

“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时，至多十六七小时”。

二是具有清正廉洁的情操。

“国民以来，他屡次做财政当局，而他的操守廉洁，始终如一，身死之日家无余财。

……他有这样廉洁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历久不一。

”[3]进而，汪精卫对廖仲恺尽忠职守，苦干实干的工作作风，尤其不计个人得失，不追求名利的人格风范，作了充分肯定。

最后，汪精卫就廖仲恺被暗杀与他坚持国民党改组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如何传承廖仲恺遗愿等问题，作了较有说服力的阐述。

他说：

“廖先生是为改组中国国民党而死，廖先生是将自己的生命，换取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

”[4]因为，改组以前“全党奄奄不振”，改组以后“革命的意义，存一般民众中，已有普遍的宣传，及明瞭的认识”，而“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和军队，必然恨廖先生如仇雠”[5]。

他们“以国民革命为敌，以与领导国民革命的廖先生为敌，廖先生之死，间接死于帝国主义之手，直接死于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和军队之手。

”[6]他向人们疾呼，只要我们继承弘扬“廖先生的精神”，就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因为，“廖先生肉体虽死，精神不死。

”[7]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师生悼念廖仲恺大会演说词中指出：

廖仲恺先生“生平的事业！

尤其对农工的事业！

是很多的”；“我们永远不要忘了！

永远要继续先生的遗志！

”[8]“总理和党代表的精神都没有死！

我们总要去努力奋斗！

达到国民革命成功，才算是个真正的学生，同志！

”[9]许崇智在黄埔军校师生悼念廖仲恺的演说词中，一方面谴责“失意军人，无聊政客”谋杀廖仲恺是为了“狙杀党内中坚，倾复政府，以达其不顾民众只知利己之目的”；另一方面“廖同志鲠介不苟，活泼而有朝气，其‘不妥协’‘彻底’‘一往无前’之革命精神，诚足为吾党革命志士所矜式。

”[10]此外，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告党员和民众书，黄埔军校、工会、农会等团体，以及报刊杂志，均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廖仲恺坚持国共合作，献身国民革命的丰功伟绩，表示要继承廖仲恺遗志，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国民革命运动继续向前推进。

廖仲恺的遇刺身亡，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廖仲恺丧葬活动期间，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度评价廖仲恺的流血牺牲，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重大损失，而且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

”曾与廖仲恺合作共事，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邓中夏、罗亦农、周逸群等相继撰写文章沉痛悼念廖仲恺，表示要以他的精神为榜样，将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谭平山在《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民众》中，首先肯定廖仲恺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并且详细分析了廖仲恺遭受暗杀的主要原因是：

国民革命的一天天高涨，“引起帝国主义者暨国内一般反革命分子”对“国民党中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廖仲恺先生”的仇恨，所以他们要将廖仲恺先生暗杀[11]。

他大声疾呼：

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革命军人们以及一般革命的民众们，应当从四个方面努力去继承廖先生的遗愿：

一是“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二是“杀绝帝国主义的走狗”；三是“杀绝反革命的军人、政客、官僚”；四是“遵依孙先生遗嘱集全力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以达到中国独立平等的目的。

”[12]周恩来在《忽忘党仇》中指出：

“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引起了政敌的不满，但这不是廖先生与这些政敌之间的私仇，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而“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

所以，廖先生是“为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工农运动而牺牲”。

廖先生遭反动势力暗杀，“我们要认定是党仇，不是私仇”，“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13]周逸群在《廖仲恺先生与国民革命》中，集中分析了廖仲恺遇刺身亡、遭人暗杀的原因，一是因为廖先生是“国民党中坚人物”，因为廖先生为促成国民党改组，“革命的联合战线，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所以要买凶刺杀廖先生[14]。

二是因为“廖先生平日主张财政统一，军政统一，民政统一，禁绝烟赌”，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恐慌，所以他们要杀害廖先生[15]。

三是因为廖先生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充当他们的后盾，“使罢工工人，经济上不致发生困难，又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从中指导工人运动之方法”，于是引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嫉恨，采用卑劣手段，“买凶刺杀廖先生而诬为共产。

”他呼吁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各界各阶层人们，奋起“继承廖先生之遗志”。

他坚信，“廖先生革命精神永远不死！

”[16]邓中夏在《呜呼廖先生之死》中指出：

由于廖仲恺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

”[17]所以，廖先生的死，绝不是偶然的。

“廖先生死矣；但是廖先生的奋斗精神不死。

”工人们“应本廖先生奋斗精神，坚持罢工到底，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后目的。

”[18]廖仲恺的家乡惠州，在1925年9月16日，由国民党惠阳县党部组织各界3000余人，在惠州公园举行追悼廖仲恺的大会，群情激昂，轰动一时。

县党部代表李勉周演说至最后，咬破指头，血书“一致对外”四字，誓死继承廖仲恺精神。

会后，各界群众绕府、县两城游行一周[19]。

通过国共两党联合开展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廖仲恺的伟大人格、踏实负责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而又不怕流血牺牲等精神风范，获得广泛传播。

二

廖仲恺逝世后，由于国共两党对他的思想言行，对他的革命精神的追思和弘扬，激励着人们为继续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一个直接发生功效的例证，则是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廖仲恺是1925年2月至3月间，广州国民政府开展的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叛军战役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国民革命军和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对他在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阀叛乱中所起的作用记忆犹新。

第二次东征于1925年10月取得胜利，则与廖仲恺被刺身亡，与廖仲恺革命精神的激励作用密切相关。

第二次东征借鉴第一次东征的经验，组织了强有力的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

宣传队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健全组织，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还拟定了工作范围，明确了宣传员在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要点，对宣传资料（包括宣传口号）进行了统一规范。

如多备精美照片（包括孙中山、列宁、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照片）及画片，沿途分发给民众作宣传的媒介。

宣传队精心制作了19条宣传口号，其中最重要最醒目的一条就是“廖仲恺精神不死”。

因为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黄埔军校党代表，从而国民革命军的广大士兵被廖仲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所感染。

同时，由于惠州是廖仲恺的家乡，广大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等东江民众，在廖仲恺献身精神的鼓舞下，积极支援和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

从而，国民革命军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终于夺取惠州城，第二次东征取得决定性胜利。

1925年10月16日中午，东征军总指挥部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庆祝攻占惠州城的胜利，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下午四时，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攻打惠州阵亡将士大会。

周恩来在演说词中特别指出：

“今天有个特别纪念，就是廖党代表他是惠州人，他自陈炯明叛变后，即以为惠州是很重要，应以惠州为革命中心，我们现在已把惠州攻下了，庶可以慰廖先生在天之灵，我们也可以改惠州为仲恺城。

”[20]由此，廖仲恺献身革命的精神，又一次为惠州人所了解，增进了惠州人对廖仲恺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的钦敬之情。

三

廖仲恺的思想言行，他给后人遗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永远传承。

从而，国共两党为永远怀念廖仲恺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筹建了一批纪念廖仲恺的场所。

1925年10月5日，也即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开始的这一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7次会议通过何香凝等人提案，决定在广州筹建“仲恺纪念公园”，其内附设农工学校[21]。

后因征地问题未能及时解决，这个公园未能建成，但在广州石涌口地段建成了一所占地约300亩的仲恺农工学校。

主楼由广州国民政府拨款两万元，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师生捐资三万元建造，并由蒋介石题写了“精神不死”作为楼匾[22]。

1925年11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出面，在廖仲恺的家乡惠州中山公园及陈江鸭仔村分别建立纪念碑。

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撰写的《廖仲恺先生传略》刻于碑上。

从此，每逢廖仲恺忌日，惠州各界人士前往廖仲恺纪念碑前拜祭悼念，以示对这位杰出革命英烈深深敬仰之情。

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对廖仲恺精神的追思和颂扬的热烈气氛，在广州越秀南廖仲恺遇害处筹建了“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充分肯定廖仲恺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丰功伟绩[23]。

可以说，廖仲恺逝世后，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国共两党对于肯定和传承他的革命精神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仲恺精神”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获得社会各界的认知。

注释：

[1]余德富：

《弘扬仲恺精神之我见》，载罗川山主编：

《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2]参见蒙光励著：

《廖家两代人——廖仲恺何香凝和廖梦醒廖承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3]汪精卫：

《廖先生的功业和遗思》，《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4页。

[4]汪精卫：

《廖先生的功业和遗思》，《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5页。

[5]汪精卫：

《廖先生的功业和遗思》，《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6页。

[6]汪精卫：

《廖先生的功业和遗思》，《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6—17页。

[7]汪精卫：

《廖先生的功业和遗思》，《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9页。

[8]蒋介石：

《追悼廖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同志演说词》，《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19页。

[9]蒋介石：

《追悼廖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同志演说词》，《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20页。

[10]许崇智：

《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24—25页。

[11]谭平山《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众》，《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26页。

[12]谭平山《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众》，《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28页。

[13]周恩来：

《勿忘党仇》，《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28—29页。

[14]周逸群：

《廖仲恺先生之死》，《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31页。

[15]周逸群：

《廖仲恺先生之死》，《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31页。

[16]周逸群：

《廖仲恺先生之死》，《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32页。

[17]邓中夏：

《呜呼廖先生之死》，《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41页。

[18]邓中夏：

《呜呼廖先生之死》，《廖仲恺先生哀思录》，1926年广州印行，第41页。

[19]惠州市地方志办编：

《惠州历史大事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8页。

[20]《革命军人》第八期，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一月三十日。

[21]参见余德富：

《弘扬仲恺精神之我见》，载罗川山主编：

《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

[22]参见余德富：

《弘扬仲恺精神之我见》，载罗川山主编：

《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

[23]参见余德富：

《弘扬仲恺精神之我见》，载罗川山主编：

《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