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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和探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既需要理论指导，又需要生动实践。

一、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过去中共浙江省委在实践的基础上有过多次的概括和总结，如2002年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2005年完成的《十六大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2007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以及2006年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完成的《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等成果，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和深入发展。

去年，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笔者对此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浙江省委的执政实践》一文（详见《政策瞭望》2011年第6期）。

在此，主要就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作简要概述。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浙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盲目的，一直来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加快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为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二）实践特点。

浙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理论的指引下，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全面部署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1、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促进经济转型。

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识早部署早。

早在2007年12月，省委就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浙江发展阶段变化面临的“5大方面20个问题”。

2008年9月，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做出《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制定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和举措，率先研究和试行浙江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积极正确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及时提出“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工作方针，把短期应对与长期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深入实施“三大国家战略”、“四大建设”和“五大统筹”，推动浙商回归、推动与央企合作，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破解中小企业发展难题，努力改变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在发扬经济传统优势的同时，培育和增创浙江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2、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促进社会转型。

一直来，浙江坚持以构建“和谐浙江”为目标，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为主线，以深化“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为平台，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及时总结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和事佬协会”、“和谐促进工程”等做法，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衔接配套的“大调解”体系，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2011年6月，省委召开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社会管理创新问题，做出《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着力加强社会管理法律、能力建设，着力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着力优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努力使社会关系更加协调，社会行为更加规范，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处于前列，为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条件。

3、以加快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为重点，促进政府转型。

主要是推动由管制政府、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效率、能力和水平。

一是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完善政府领导领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和报告工作、听取意见制度。

二是加强行政立法和执法，规范行政行为，制定实施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健全法律援助保障体系，完善行政调解、行政复议机制。

三是开展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改革，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十一五”期间共取消省级非行政许可事项518项。

四是建立健全“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财政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制度，严格控制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出国经费。

五是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省级44个部门803项审批事项进入省政府网上办事大厅办理，行政效能进一步提高。

4、以推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为方向，不断增强文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浙江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工作，制定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

2011年1月，省政府制定《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提出以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进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培育优势文化企业、扶持文化会展活动为重点，构建“一核三极七心四带”的文化产业总体布局。

2011年11月，省委召开十二届十次全会，进一步研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做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巩固文化大省建设成果基础上，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和“十大计划”，到2020年，努力基本建成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强省。

5、以落实节能减排约束目标为载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一直来，浙江践行“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

2010年6月，省委召开十二届七次全会，专题研究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做出《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生态省建设方略、走生态立省之路”，“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开启了浙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同时，强力推动实施国家下达给浙江的节能减排指标，深入实施以八大水系和11个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为重点的“811”新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九大领域、打造九大载体、实施十大工程为内容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大力淘汰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的落后生产能力，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并以年均增长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年均11.8%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6、以全面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努力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精神上共同富有。

浙江一直坚持以民为本、民富优先，鼓励全民创业、全面创新，主张藏富于民、小河有水大河满。

2008年4月，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确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积极扩大就业和促进创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优化人居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八个方面任务，提出要以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为保障，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增收”、“公民权益依法保障”等行动计划为抓手，确保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惠及全省人民。

目前，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居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三）主要体会。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深切感到有以下五条经验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积极探索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大力发展提升民营经济，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和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机制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不干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

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依法保障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力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就业，以及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根据群众意愿制定方针政策，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同时也应清醒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和实践的时间还不长，其理论、制度、道路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和灵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今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必然还会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而所有这些理论成果的内核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时突出强调。

这正如同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所深刻指出的：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

（二）进一步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当前，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萧条，中国经济地位相对提升。

对此，国外不时发出误判中国发展的言论，国内也有些人沾沾自喜，盲目乐观。

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清醒看到和重申，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变，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没有变。

据此，来制定我们的发展战略，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为民生。

（三）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

社会主义不是空想、不是说教、更不是教条。

要使人民广泛认同和信仰社会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思索，早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就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随后，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理论，都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实践上，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目前，社会上反映强烈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强征地强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农民工讨工资、寻租腐败、环境恶化等问题，都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对此，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建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根除以公权谋私利、建设精简廉洁高效透明政府的体制机制。

（四）进一步抓紧提炼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不能缺少广泛认同并便于传播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过去古代中国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

现代西方奢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价值观，并任意解读，实行双重标准。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须要抓紧提炼和确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又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且这个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所有13亿中国公民都能广泛认同、坚守和践行的准则，也是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都应率先垂范的准则。

我认为，能够体现这些原则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用“爱国、守法、明理、诚信”这四句话八个字来概括：

爱国，就是热爱生养自己的祖国，以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践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守法，就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依法依规办事；明理，就是讲道理，知荣辱，分清礼义廉耻，崇尚厚德载物，倡导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诚信，就是讲诚实守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为做人之本、立业之基、兴国之道。

对此，无论是公民政府、民族种族，或是职位高低、清贫富有，还是男女老幼、有无文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能听得懂、记得牢，这既是我们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行为操守，也是人人必须践行的道德底线和价值观（详见2012年1月30日《浙江日报》和2012年2月13日《学习时报》）。

（五）进一步鼓励支持地方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况且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幅员广阔，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面临的矛盾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更需要各地大胆探索，勇于实践。

尤其是当前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外需锐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破解资源要素环境的瓶颈制约，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由高速增长平稳转入中速增长，以及如何解决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矛盾多发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率先闯出一条新路。

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赋予地方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责任相适应的权限和利益机制，以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

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加快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土地资源利用、节能减排指标、重大项目安排等方面，制定和实行公开透明的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跑部钱进”现象。

进一步支持地方开展综合性和专项改革试点，以便在试点经验基础上，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

目前，浙江有32项改革被列为国家级试点或联系点，下一步还将开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希望国家给与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二、成功实践的理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步丰富发展，都是紧密联系实际，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升华，逐步形成的。

浙江改革开放30年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一方面是浙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当地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另一方面，其实践经验对于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鲜活素材。

从最核心的意义上看，浙江改革开放30年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的理论意义，就是“创业”与“创新”。

全民创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们致力的发展，不是人民群众被动参与的发展，而是我们党领导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是千百万群众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

改革开放30年，浙江之所以能从一个资源贫瘠、欠发达的农业省份跨越式发展为工业大省、经济强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最根本的原因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激发创业主体活力，鼓励广大群众的创业激情，挖掘广大群众的创业潜能，尊重创业、引导创业、保护创业，以创业论英雄、论价值，以创业促发展，以创业促富民，切实把全省人民的力量凝聚到创业发展上来。

正是全民创业，成就了今天的浙商群体，使浙江平均不到26人就有一个老板。

正是全民创业，造就了浙江人民的普遍富裕。

正是全民创业，创造了今天的“浙江奇迹”。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创业的主体在于群众，创造的源泉来自群众，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业热情、智慧和力量，全民创业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途径。

全民创业，就是要顺应人民群众求富思变的强烈愿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创业致富热情，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创业主体，放开一切能够开放的创业领域，激活一切能够激活的创业资源，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创业热潮，让创业成为富民的重要基石，让创业成为群众的第一选择，让创业成为精神追求，充分激发每一个社会细胞的活力，充分释放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潜能，把广大的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把较多的民间资金变成发展资本，使全社会创业活动蓬勃开展、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催生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内在动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开辟一条新路。

全面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全面创新。

正因为有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才有了个私企业、块状经济、专业市场等的繁荣发展，才造就了“温州模式”、“台州模式”、“义乌模式”等等。

正是因为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上来，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构筑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政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养和引进拥有国际化背景的科技领军人物、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高技能人才，浙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才得到不断增强。

正是因为高度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千方百计地将先进适用技术和创新成果运用于城市建设、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运用于促进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浙江的发展才做到了“好字优先”、“又好又快”。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全面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全面创新，就是要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心环节，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促和谐；就是要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企业的组织创新、政府的组织创新和整个制度的改革创新；就是要在结构调整中来寻找转型升级的空间，推动产业结构从一般加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变；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在经济发展过程对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

一、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近二十多年来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

这一阶段是非公有制经济恢复和初创时期。

建国以来尤其是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之后，在越“大”越“公”越好的“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实施并强化了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的产权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资本主义势力”受到打击而濒于消灭。

到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约为7亿元，只相当于1952

年水平的43%，其占全省GDP的比重仅为5.7%。

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大部分局限于农业中的“自留地”生产，工业领域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几乎为零。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策的松动，出于谋生和致富的渴望，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一些地方的城乡居民，开始了兴办个体和小型私营企业的活动。

不过就全省来说，这一阶段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主要在于发展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经济比重还相当小。

以工业为例，1984

年，全省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国有企业；1987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占到2/3。

但直到1990年，在非国有工业增加值中，城乡集体工业占90.3%，城乡个体私营和外商及港澳台等非公有制工业仅占9.7%。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还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私营企业出于尚未解决合法生存的疑虑，或者为了少惹麻烦，迫不得已戴上了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全省掀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高潮。

1997年与1991年相比，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3万户和1.1万家增至153.2万户和9.2万家，从业人员由155.8万人和16.9万人增至256.4万人和135.5万人，注册资金由40亿元和7.3亿元增至219.9亿元和470.6亿元，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奇特项目和协议外资金额也分别由1370个和3.2亿美元增至1.46万个和70.4亿美元。

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越过不可逆转的“临界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0年的166亿元增至1997年的1775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由18.5%上升到38.3%。

非公有制经济的涉足范围不断扩大，由原来主要从事贸易饮食业、运输业、居民服务业逐步扩展到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

尤其在工业领域，个私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新的增长点，1992到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中有56%的贡献份额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1年的9.6%升至1997年的47.8%。

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范围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而逐步扩展到交通建设、旅游设施、公共事业、环境保护、学校医院等公共物品领域。

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7年的

1775亿元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346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由38.3%上升到51.4%。

从所有制结构变动情况看，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比重大幅度提高的时期，第二阶段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提高的时期，那么，第三阶段则是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当个体私营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客观上产生了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联合、并购、合作的要求。

于是，一个把产权单一的个体私营企业转变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浪潮，很快在全省各地掀起。

以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一步引进，也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所有这些，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域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