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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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

2011-04-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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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

——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默会知识”观

罗炳良周一平蔡克骄章益国

【英文标题】AStudyonAncientChineseHistoriography

【作者简介】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安庆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周一平，扬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克骄，温州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批评范畴/学术标准/浙东学派/“默会知识”观

【编者按】2008年9月12日－1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大学联合举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大学隆重举行，与会学者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及中国史学文化的有关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研讨，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学术共识。

为了更集中、迅速地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本刊特邀与会的四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及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浙东学派史学批评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史学批评中的“默会知识”观等问题作以专门的探讨，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

   罗炳良

   所谓史学批评，是指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利弊得失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回应与反响。

它既是对史家、史书或某一史学现象、史学成果的评论，也是对特定时期史学思想和史学发展总体趋势的评论，而不同于对历史事件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历史评论。

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高度概括和本质反映，就会形成规定史学批评的评价类型和学术规范，确定史学批评的统一标准和基本原则，这就是史学批评范畴。

加强史学批评及其范畴的研究，对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里仅就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问题谈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领域。

   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

   不论任何时代的史学批评，因为批评主体的旨趣和视野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分歧，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唐代史学批评理论家刘知幾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就是对史学批评特征所作的最鲜明的概括。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史学批评主体的认识能力、学识素养各方面存在差别，视野彼此各异；二是由于赖以作出评价的史学批评标准不同，结论往往歧异。

大致说来，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学术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三项主要内容，下面分别加以简要叙述。

（一）学术标准。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批评大多是从学术出发，并以此为标准批评各种史学成果的是非得失。

关于史家撰史采撷史料的批评，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采撰》篇加以探讨；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提出“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的看法。

关于史法和史意的批评，就有刘知幾“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认识；叶适对先秦“古史法”和后世史法的对比考察；章学诚所作“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的理论总结。

关于历史文学的批评，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评价自己撰写《后汉书》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而赞语则是其“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达到完美境界；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观点，强调史书的文字表述和秩序结构之美[1]（P95-101）；章学诚总结了前代的历史文学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和“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的文字表述原则。

以学术为标准的史学批评不仅对前人的成果是有效的承接和发展，而且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借鉴，对于史学的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动力。

（二）政治标准。

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因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形成了以政治为标准的评价原则，为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普遍遵循。

关于史家撰史心态的批评，孔子赞誉“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就寓含着特定的政治因素[2]（P16）；刘知幾《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强调史家“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揭示了唐以前社会上两种作史心态形成的外部政治环境。

关于治史原则的批评，唐太宗《修六代史诏》说：

“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朱熹提出一个重要的批评标准：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王夫之则认为史家治史应当注重“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达到“述往以为来者师”而“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目的。

他们都以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作用为标准展开史学批评，把它作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三）道德标准。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不仅在史家的指导思想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史学批评受到“名教”观念的影响和支配。

袁宏明确提出史学批评应当遵循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强调“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具有“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的作用。

刘知幾尽管强烈呼吁直书、反对曲笔，但同时又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章学诚提倡“辨心术”以蓄“史德”，认为屈原和司马迁的“《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

可见中国古代史家是把“名教”视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影响极为深远。

   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形式

   史学批评既是对史学自身问题发表的评论性见解，又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渠道。

由于史家涉及的具体批评对象存在差别，所以史学批评中往往表现出不同形式，主要有评价式、商榷式和反思式三个类别。

（一）评价式史学批评。

这种形式的史学批评是对批评对象作出肯定或否定，进而对其学术价值作出综合判断或理论评价。

刘向、扬雄和班固等人评价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撰写《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这种积极和肯定的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事例很多。

刘知幾评价魏收所撰《魏书》，认为魏收“既党北齐，又厚诬江左”，修史是非不公，“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这种绝对和否定的史学批评，在古代史学批评中也不乏其人。

郑樵评价司马迁撰《史记》，一方面承认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唯一懂得“会通”之义的史家，赞誉《史记》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另一方面又指出《史记》在“会通”历史文献方面因“得书之路未广”、“采摭未备”而导致汇集文献“博不足也”和隐括前人之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笔削不遑”而导致运用文献“雅不足也”的缺陷。

这种对评价对象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更是屡见不鲜，有助于启发后人对史学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意义非常重大。

（二）商榷式史学批评。

这种形式的史学批评是史家对前代和时人史学批评的观点提出商榷，发表自己的看法。

刘知幾撰《史通》，自序其纂述目的是“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

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揭出欧阳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20类错误，归纳出8条致误原因，并提出商榷。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其自序指出要对《史记》至《五代史》等史书“商度而扬榷之”，为之“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

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商榷也”，不仅考证史书谬误，而且作了大量的商榷评论，为史学批评增添了新内容。

当然，商榷式批评有得有失，并不表明被商榷者完全错误或完全正确，应当具体对待其评价结论。

然而其商榷意识和批评态度是非常可取的，成为推动史学批评不断发展的活力。

   （三）反思式史学批评。

这种史学批评形式是史家对批评对象的学术价值从理论高度加以反思，进而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认识。

从事史学批评的人无论多么客观公正，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些误区，造成评价失实。

如何尽量不陷误区和走出误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不断从理论上作出反思，展开反思式史学批评。

刘勰感叹：

“知音其难哉！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他在《文心雕龙》中分析了文史领域知音难遇、评价失实的各种原因，还指出了批评家避免误区的途径。

刘知幾则强调：

“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他深入反思了史学批评失误的各种情况，总结出主观猜度、穿凿附会、凭空虚构是史学批评失实的主要诱因。

关于史家作用的批评与反思，刘知幾指出两种情况，一是“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那么历史事迹“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二是“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就能使后人“坐披箱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

从这样的理论高度来反思史家的作用，已经达到史学批评的最高层次了。

章学诚提出纪传体史书中应当设立《史官传》，和《儒林传》、《文苑传》并列，这是从整体上对史家作用作出的反思和批评，形成鲜明的史学史意识[3]（P118-123），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走向成熟。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类型

   史学批评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史家对于史学自身活动、思想理论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上，而且还表现在史家对于史学批评范畴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上。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其内涵不断完善[4]。

概括说来，史学批评范畴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特定时代的史学批评范畴。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形成各种史学思潮，而占据主流的思潮所代表的治史观念，往往成为该时代人们所遵循的史学批评范畴。

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是“书法不隐”，凸显了价值评判原则。

汉唐时期，史学批评追求“直书”、“实录”的境界，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文直事核”，“谓之实录”；刘知幾赞誉“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都体现出批评者自觉遵循的规定和范式，具有史学批评范畴的特征。

宋明时期，“义理明道”观念成为史学批评的范畴。

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对史学的性质重新作了评定。

朱熹则强调《六经》“无非仁义道德之说。

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陈懿典把史学区分为“史臣之史”和“圣人之史”两个部类，产生出史学义理化批评的标准。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史学批评范畴。

钱大昕宣称秉持“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王鸣盛自谓“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梁玉绳评价钱大昕考史“实事求是，出自心得”；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史“推求本原，实事求是”。

这表明“实事求是”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史家的头脑里，成为史学批评的范畴。

（二）史学批评的一般范畴。

这种类型的范畴大都是从一般意义上来使用的一些史学批评概念，或者部分史家认为能够作为史学批评标准而采用的范畴。

关于批评史学文风的“文”与“质”，从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到刘知幾主张“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则是其不断完善。

关于批评史料采撰的“繁”与“简”，刘知幾认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顾炎武提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的标准；钱大昕也指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

通过对史文繁简原则的考察和批评，逐渐形成史学批评所遵循的范畴。

关于批评史家褒贬劝戒的途径，形成了“史权”范畴。

江宋符编纂《史权》一书，在序文中开宗明义提出“史胡为而作？

曰：

权是非也”的主张。

王鸣盛则说“若非良史，则为善者惧，为恶者劝，史权不亦重哉”。

其内涵是权衡得失，褒贬劝戒，评判是非，成为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

关于史学内涵的批评，有吴缜的“事实”、“褒贬”、“文采”范畴，有章学诚的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等等。

这种层面上的范畴，史学批评中还有很多，不再胪列。

   （三）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这种类型的范畴是中国古代史家在史学批评中广泛遵循和使用的范畴，并且构成史学批评范畴的主体框架，对史学批评发展具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关于“德”、“才”、“学”、“识”，从刘知幾率先提出“才”、“学”、“识”，经章学诚补充“史德”，直到梁启超才确定了四者的层次和顺序，成为史学批评最高层面的范畴。

关于“良史”范畴内涵的演变，孔子赞誉“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刘知幾则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曾巩又对“良史”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指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章学诚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可见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史学批评中自始至终使用的范畴。

其他如“实录”与“信史”、“会通”与“断代”、“史法”与“史意”、“直书”与“曲笔”等等，也是史学批评中最高层次的范畴。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解释了。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

中华书局，1994.

   [2]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M].济南：

泰山出版社，2005.

   [4]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范畴[J].现代教学研究，2002,（10）.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

   周一平

   史学及史学批评作为学术活动，总会产生学术原则来规范，这些学术原则就是学术标准。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史学学术规范、学术标准，其中不乏积极的内容，值得批判地继承。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学术标准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

“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秦已肇端倪。

不屑求同存异是学术界家长制、一言堂的反映，是不利于学术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

这遭到一些进步史家的批评。

刘知幾说：

“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

”[1]（下，P416）“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

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

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

”[1]（下，P525）他批评了只护门户、不问是非的不良学风，主张“兼善”、“忘私”，博采各家之长。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

“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

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

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

”[2]（P397）门户之见就会造成“是非颠倒”。

章学诚也痛诋门户之见：

“千戈门户，千古桎枯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

”“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3]（上，P524）

   反对“门户之见”，应该是一种“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美德的体现，对学术发展、思想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创新。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学术发展、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史学创新意识一直激励着史学家进行创造性劳动，并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创造纪传体史书，这种创造精神汉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家的称赞，“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3]（上，P464）。

而班固因袭《史记》则受到历代史家的批评，如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多条，其中一条即是“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4]（P1640）。

郑樵《通志•总序》批评更苛。

   司马迁以后，章学城对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极力称赞：

“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是“纪传行之千有余年”的变通、突破，是“救纪传之极弊”、化臭腐为神奇[3]（上，P51－52）。

创新可以“化臭腐为神奇”。

   中国古代对于剽窃的批评是严厉的。

章学诚认为：

“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

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

”[3]（上，P183）批评“人心日漓，风气日变……在官修书，惟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

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3]（上，P239）。

   表彰创新、抨击剽窃是维护学术界的正常秩序，是端正学术风气、激发学术前进的动力，这是一种追求创造的科学精神、科学境界，也是一种美学精神、美学境界，可以籍此达到发展、超越、创造的新奇之美。

   三、体例严谨。

史书的体例是史书编纂思想、原则、方法的大问题，写书不订体例，便会杂乱无章、不合逻辑、前后矛盾，封建史家大多对此很重视。

历代有研究《春秋》、《史记》等各种史书体例的专著，也有《史例》、《史例总论》等体例理论的专著。

《史通•序列》篇强调：

“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主张“例贵严明”，称赞晋代史学家干宝、邓粲等对史书体例多有贡献，“史例中兴，于斯为盛”[1]（上，P88－89）。

沈约《宋书》被晁公武批评：

“本志兼收魏、晋，失于限断。

”[5]（P184）限断不当就是体例不当。

邵晋涵批评《晋书》：

“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

岂特嵇康魏臣不当入《晋史》，韦忠、王育、刘敏元北仕刘赵不当入《忠义传》，如王应麟所讥而已哉！

”[6]（P1208）“不明于史家义例”，即不懂述史当明“义例”、体例。

这里批评《晋书》因为“义例”不明，问题太多。

   章学诚论修志最重体例，数次致书甄松年论修志体例。

章学诚认为定体例的原则是：

“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

”[3]（下，P997）即定体例要从“用”出发，从实际出发，评判体例的优劣也从实际出发。

   讲究体例、严明体例，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也有某种以“法”治史的精神，也是追求史学审美的体现，可以籍此达到秩序之美、结构之美、严整之美。

   四、史实真、资料可信。

即求真求信，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写史要做到真和信，首先资料要全面、可信，不作无据之论。

历代史学家大多强调事事有据，甚至强调“字字有来历”。

可疑的资料不用，无资料、无证据、搞不清、说不明者不作结论、不写、存疑。

史学家推重、传承的孔子“阙疑”精神，正是这方面的体现。

   将求真求信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正直的史家有很多论述。

刘知幾说：

史者必须“事皆不谬，言必近真”[1]（上，P153）。

“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

”[1]（上，P282）反对“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谬说，即从编次。

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1]（下，P588）。

他指出：

“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

”[1]（下，P482）浦起龙《史通通释举要》进一步说：

“不信不直，史之贼也。

”[1]（上，卷首）全祖望说：

“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

”他认为只有依据史实记载才能算得上信史，如果不能据实直书，则“徒使其书之不足取信于后世也”①。

   信史真史多受表彰，虚史假史多受批评。

晁公武批评欧阳修等《新唐书》：

“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焉。

”[5]（P193）他认为秦汉以后，有的史书“闻见卑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是在观者慎择之矣”[5]（P238－239）。

刘光汉表彰全祖望：

“雍、乾以降，文网森严，偶表前朝，即赝显戮，致朝多佞臣，野元信史，其有直言无隐者，仅祖望一人！

直笔昭垂，争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后尘者矣。

”②

   求真求信是科学精神、学术精神及史学的灵魂，籍此才能达到科学境界，展现学术真实之美。

   五、有无思想、学术价值。

先秦已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意识。

而立言之不朽，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有价值、可以传世。

言之价值，一是思想价值，二是学术价值。

能为巩固统治服务等，是有思想价值；能创新、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能求真求信等，是有学术价值。

当然，思想、学术价值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

   司马迁评《春秋》说：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7]（P1943）此言是推重其思想价值；刘知幾评《左传》：

“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1]（上，P11）称《左传》有皆得周典博总群书、每事皆详、实广闻见等三长[1]（下，P418），是推重其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评《三国志注》：

一“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二“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三“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典”；四“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2]（P403）。

这都从学术价值上给予《三国志注》以极高的评价。

   刘知幾批评：

“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

”[1]（上，P230）这是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否定其思想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评明郭大有《评史心见》：

“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

其《凡例》云‘几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

”[2]（P764）即批评了此书毫无价值，仅备举业之用而已。

   追求思想、学术价值，是追求有价值的劳动，是追求为社会为学术作贡献，也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六、简约。

看似是对遣词造句、写作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的体现。

清人总结几千年的经验说：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气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而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③“简约之美，乃为至美。

”[8]简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也是史学批评的标准之一。

   刘知幾《史通•叙事》说：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1]（上，P168）强调可省之句省、可省之字省，“洞识此心，始可言史”[1]（上，P170）。

他批评：

“《史》、《汉》以前，省要如彼；《国》（《三国志》）、《晋》（《晋书》）以降，烦碎如此。

”[1]（上，P175）他特别反对西晋以来的虚浮颓风：

“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1]（上，P168）或者“应以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

弥漫重沓，不知所裁”[1]（上，P174）。

   很多史家都用“文约事丰”的标准来评判史书。

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其中一条是“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4]（P1640）。

晁公武亦批评《汉书》“文繁”，称赞苟悦将《汉书》删繁就简成《汉纪》“辞约事核，时称嘉史”[5]（P198）。

   简约、文约事丰、去芜存菁是治史严谨、文笔严谨的体现，是思维严密、逻辑严密的体现，也是追求史学审美的体现，可以籍此达到简约、纯洁、质朴之美。

   七、文采。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饰词专对，古之所重。

”[1]（上，P149）这里的“言”指所有的言论，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史学作品、政论作品。

史书没有文采，也没有生命力。

自古以来，有没有文采一直成为评判史书的重要标准。

   刘知幾称赞《左传》叙事传神：

“……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

或腴辞润简犊，或美句人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