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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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
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
——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
2016-05-0314:
43:
36 《安徽史学》 王天根
史学求真，并非什么新话题，时下一些史学家谈论史学求真，大多是针对弄虚作假的学风。
实际上，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求真。
若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乃至物理学、化学就不是求真的学问了？
时下史学求真及史学分析框架又有检讨的必要，检讨本身也反映时代变迁。
史学分析框架是探索历史真知的重要工具，完善的史学分析框架有利于研究者在有限的时空内把握历史的主脉。
但史学分析框架若有过多的理论预设，往往不利于研究者研究视域拓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史学分析框架往往决定了研究者对史料的取舍及其把握的程度，这实际上对史学真相的探索不利。
对学界而言，近代中国的史学分析框架就像面向东西方的窗户，从外向里看或从里向外看，其得到的历史景观或真相往往与观看者距离窗口的远近、姿态、心态以及内在的文化修养等密不可分。
可见，史学分析框架与史学求真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重要学术命题。
解读这一命题，笔者首先探讨史学求真的限度，并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由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分析框架转向，再讨论史学求真与史学分析框架乃至时代变迁的关系。
就学理逻辑而言，历史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历史真实的呈现是通过历史记忆来完成的。
历史记忆往往需借助史料的选择及解读，而哪些史料进入研究视域是常有选择的。
由此而言，史学求真只是逼近真理或真相而已，即史学求真有其限度。
就能力、精力等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有一定时空限制，只能做到局部或主体性探讨，这若盲人摸象，得到部分的事实或真相，离真理还有相当距离。
史学求真只是相对而言，多受主观、客观因素制约，或者说史学求真是每个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而已。
由此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永远处在探索真理的途中。
就史学求真而言，历史研究要搞清事实本身，还是以价值评判的目光打量过去？
打量过去无疑是为了将来。
史学研究常为鉴往知来，鉴往显然是研究过去，能否达到完整而深刻的认知，方法与视角无疑是十分关键的。
知来则涉及未来，未来怎样则涉及世界观，显然有更多的想象与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评判。
历史学探索目的是侧重过去还是面向未来？
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及史学分析框架等。
历史求真多有方法、视角与价值评判的纠缠，中国学界尤其如此。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是经、史、子、集，对知识资源笼统的概述意义上归类显而易见。
经、史、子、集作为分类标签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类遭遇巨大的历史变迁，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迅速地被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西方意义上的学科所取代。
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开始的中国本土意义上历史学学科的建制，二百年还不到。
综观四部分类之学，保存名称的就是史学，即从史到历史学，名称大致。
其他的学科在内容上有关联，但名称上已经看不出来。
而从“史”的笼统的知识分类到“历史学”学科的建立，则不仅仅是名称的问题了。
传统意义上的“史”的目的不仅仅是鉴往，更重要的是知来，多数情况下，统治者所以设立史馆、史官的重要目的在此。
中国学者常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多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较为笼统相关，诸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史馆及史官多有强烈的价值评判色彩。
对统治者而言，《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其价值多为历史经验乃至道德借鉴。
而就官方修史而言，历史的学问是衣食无忧意义上的“富贵”学问，也在情理之中。
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读书致仕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遭遇重大危机，即读书未必能做官。
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职业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包括历史学研究者乃至历史学家。
“史”作为知识分类的标签面临着由西方而来的学科建制。
简言之，中国史学求真的道路遭遇到近代史学转型，即西方史学中国化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探索。
由传统的经、史不分家，到近代大学堂中历史学系，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中史料发生多少变化。
对中国学者而言，变化的多为视角或方法。
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的探讨往往具有研究视角及方法论上的参考意义。
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为《剑桥中国史》，其流布之广泛，无须赘言。
但其分析中国问题的框架属西方中心论。
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后来的中国中心论，作为史学分析框架皆有各自的利弊得失。
而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立足点的置换则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变化及学术探索重心的转移。
这不仅仅是学术逻辑发展的结果，更是现实变迁在历史中的投影。
早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解读中国近代史主要有两种史学框架，即西方中心论及其语境下的传统--现代的抉择，中国中心论及其语境下国家--社会的分离或重合。
这两者之间相互竞争可见史学求真的尴尬。
西方中心论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费正清为代表。
在费正清看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动机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冲突一方的片面知识，则会使我们对这场冲突中的另一方面仍然一无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①因此，探索中国近代史既要关注西方又要理解中国。
面对中西对峙、交流，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在史学框架上强调西方“冲击”及中国“回应”的“西方中心论”。
1977年费正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下卷前言》中称：
“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
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②具体到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回应，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导言中将晚清史定位为“旧秩序”，“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而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
”③“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
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
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
”④
正是在旧秩序的语境下费正清解读了鸦片战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
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
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
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
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
”⑤费正清称近代中国“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
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而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变”⑥。
这是典型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史学分析框架。
费正清将晚清中国定位在旧秩序之中，而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导论《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中谈到“外来影响问题”，他称：
“一种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突然发现，它在世界上已经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现代中国的问题。
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的巨大惰性，人们难以接受外来的‘现代’方式。
外与内的对抗问题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现在也仍旧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头疼的、难以界说和分析的问题。
”⑦费正清再次强调西方冲击的主导地位。
在费正清看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花八门的外来模式与刺激物大行其道，它们进一步促成了专门化社会角色的现代分裂。
”⑧费正清在导言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作为外来力量的西方，加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论证，这当中包括西方中心论作为史学框架的一些弱点，但费正清从总体上是予以肯定的。
从导言的注解可见费正清已经注意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探讨中国历史已有中国中心论的声音，费正清的讨论显然是要回应这些异己的声音。
这显示了费正清作为学界领袖看问题的深刻性。
在西方中心论的解读框架导引下，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对中国历史中传统资源进行专题而又有逻辑的解读，在学界获得巨大声誉。
费正清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及其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是“冲击--回应”史学分析框架的产物。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讨论“西方侵入”时称：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
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
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
这三次革命是：
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
西方的这个‘冲击’，不管是打击、榜样，还是思想鼓舞，显然是性质不同而且有变化的。
”⑨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按照这种颇为笼统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西方的冲击。
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搀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
”⑩
作为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及政治评论家的费正清，“提倡历史研究必须或者应该与同时期的国家需要相吻合”（11），他显然立足于美国国家利益，为美国政治服务。
费正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的政治身份就显示了这一点。
在华期间，费正清曾接受了任职清华大学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指导，1933年，费正清写信给他的父母称：
“我的想法是通过报告公众的意见，以使公众的意见能更有效地处理各种事变，从而对事件的发展施加影响。
这种思想由蒋廷黻最先倡导。
”（12）而从费正清的著述及其书信往来中也可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史学框架的侧影。
而在蒋廷黻、韦伯斯特、马士等影响下，费正清能写出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美国与中国》，也绝非偶然。
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的关注，与有留学美国背景的蒋廷黻任教南开乃至清华时着力研究《筹办夷务始末》并着手外交史探索，颇有联系。
费正清所谓近代西方冲击及中国回应，实际上就是殖民者的挑战与被殖民者的回应过程，“西方冲击论”的根基是“西方中心论”。
以列强为中心的外交是强权外交，近代所谓弱国无外交不难理解。
作为哈佛史学的代表费正清早年显然有意地回避这些。
“西方冲击论”背后显然有费正清等代表的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曰西方政治伦理的评判标准。
而费正清其美国官方的政治身份是不言而喻的。
太平洋战争期间，费正清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大使的特别助理”，实际上是新闻官，一度担任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
费正清是美国官方型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影响甚至左右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相对中国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费正清等代表的西方学者其探索中国史显然有他者目光，背后蕴含有浓厚的美国政治伦理观念。
而凭借东亚历史研究的丰硕业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费正清侧重中美关系的研究，而其学生列文森侧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探讨，提出了“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实际上呼应了费正清，是“西方冲击论”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反映的一个侧影。
列文森的“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强调从中国内在的理路及外来影响的语境出发，考察国家意识及社会观念，涉及思想史探索中历史记忆等问题。
在列文森看来，若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
为此，列文森就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状况作专题论述。
在他看来，“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
”（13）列文森探讨问题的路径对中国历史研究颇有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常从“传统--现代”出发，从总体上把握国家的主流思想意识及其历史底蕴，探讨思想家及政治流派的社会生活细节，并在政治社会化的历程中揭示社会生活的细节、彰现历史传统的力量。
这有利于读者理解重大政治变革背后具体而微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时注意其时的社会语境及文化氛围，关注背后呈现的时代性及其特质。
问题是分析历史场景呈现的“传统--现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历史场景重建较为困难，如果对思想家的生活场景都缺乏了解，后人又如何仅仅从其流传下来的文字解读或生产那么多的社会意义或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
“传统--现代”分析框架，对观念史背后国家意识或社会语境探讨有启迪意义，但该模式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或对立，有其缺陷。
这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学者的不满。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省西方中心论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学的亮点，特别是1966年费正清及史华兹的学生柯文在《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研究西方在华的基督教运动提出了既存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一面，也有“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一面。
1973年柯文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虽然没有完全突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但已经提出要从中国内部寻找与发现改革的动力。
1984年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写作二章，即“‘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
”、“超越‘传统与近代’”。
可见柯文回应重点。
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称：
“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
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
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4）在柯文看来，“倘想正确理解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15）
柯文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应注意立足于中国本土，多被理解为“中国中心观”，旨在强调考察近代中国要有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理路。
1992年元月柯文为《王韬与晚清革命》中文版作序言，称若重写，可能会作哪些修正，“我要说，此书最大的阙如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改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
换句话说，我把改革过分地雷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16）虽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但柯文等西方学者解读中国历史仍属他者目光。
在柯文等影响下，六十年代末，费正清在再版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新史》修正了自己的一些史学观点，认为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发展走出历史困境，西方只是重要但有限度地影响。
作为解读中国的史学理论框架的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无外乎是前者侧重考察中国的外部因素，后者侧重内因而已。
柯文与费正清关于中国学不同的解读，其背后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与西方中心论的对峙，费正清晚年基本上归依职业化历史学家的学者身份，其著作《中国新史》也表明他逐步放弃“冲击--回应”模式，注重从中国本身去探讨中国问题，修正了自己以往的史学理论框架。
由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始于美国学界对越南战争的反省，后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骄人业绩及民族复兴的大国形象迅速崛起密不可分。
而一些美籍华人身份的学者也强调探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20世纪50年代曾在哈佛研究院进修过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余英时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书序言中称：
“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
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
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
”（17）余英时称：
“我们必须记得：
费正清的取径自始便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他是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的，后来他采取挑战与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可以说是这一取径的自然发展。
”（18）而费正清的国际关系多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问题。
相比之下，余英时强调从史学比较的层面来探讨中国史学研究。
在余英时看来，“费氏虽曾援引‘挑战与回应’之说，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
”（19）余英时等要从中国内在的理路出发，探讨中国史学研究。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强调要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学的问题。
在余氏看来，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否认的。
中国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变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援方面所能解释得到的（20）。
2003年余英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的总序中称《论戴震与章学诚》自1976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inner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21）。
余英时后来解释称：
“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
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
”（22）可见，“内在理路”强调学术史研究的场域。
他称：
“我不能完全接受‘挑战’与‘回应’的假定，因为这个假定最多只能适用于外交、军事的领域，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
”（23）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中心论的推波助澜。
近年来，中国中心论在西方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传统或特色的分析。
在学术史研究上倡导“内在理路”的余英时曾称：
“我自早年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中国与欧洲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道路前进，无论从大处或小处看，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只要以此为基本预设，然后根据原始史料所透显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
”（24）中国特色的理解与把握要从中国内在理路去探究，这也在情理之中。
探讨中国特色为旨趣的中国中心论显然涉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文化传统的探讨，以及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历史变迁。
时下西方学者倡导的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显然侧重探讨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秉承“中国中心观”的基本思路，这对中国近代的解读有史学框架上的价值。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虽为舶来品，但于中国近代史学探索相当适用。
中国是世界上寥寥无几的文明轴心国之一，有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史，宗法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近代城、乡地位而言，占主角的是乡村而非城镇。
就村落而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中国人的奋斗哲学讲究“修、齐、治、平”，“齐家”与“治国”联在一体，而“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
通过村落中“家”、“家族”的研究去解析、透视国家、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者常用的手法。
近代乡土中国变迁速度的骤缓，往往与其社会结构、功能的变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特别是民国初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重组，有学人称可以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动态共生关系，即国家和社会都努力在与对方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伴随着各自的相互重叠和不断变化的边界。
”（25）可见，运用国家--社会的史学分析框架解读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一定弄清国家、社会各自的边界在何处。
近代史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往往涉及所谓革命史研究范式，但并不意味着只看政治制度及其观念的变革的本身，而看不到革命观念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
在中国部分学者看来，国家侧重政治史的分析，社会偏向社会史的探讨。
“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温床，反之国家又是控制社会的机器。
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必然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
”（26）由此而言，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就是探讨政治社会化及社会对政治的反映。
这些看法多受中国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中心论是他者目光，中国中心论无疑是立足中国本土的审视，从他者到中国本土意义上的自我，显然属于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基本路径，显示了方法论或视角的转换，并不具有世界观的道德评价意义。
而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转变，往往显示了研究者对历史解读方式的不同，1950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1839-1923年文献通论》，1954年出版。
该书基本上是费正清提供史学分析框架，而邓嗣禹则承担了大量的翻译任务。
该书大体上沿用西方刺激--中国反应的基本模式，论述了思想方面中国对西方到来的反应，并评估了“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试图了解一种外来的文明并采取一种行动去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方法。
”（27）“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作者指出，“旧的秩序遭到了一系列复杂进程的挑战、攻击或颠覆……这些进程是作为这种渗透的结果，由一个外来的、更强大的社会在中国内部发动起来的。
”（28）随着后来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得到较全面的清算，费正清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7年后，《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再版，费正清和邓嗣禹试图通过论证“西方的冲击只是中国舞台上的许多因素之一”，而且“一般只能艰难地从中国历史中去恢复其本来面目”来修饰他们的上述看法。
这个修辞，表面上遭到几个评论家的反对，但并没有导致这本书内容的重新调整（29）。
柯文后来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此有所揭示并发表评论。
不仅如此，从柯文为《王韬与晚清革命》撰写中文序言中可见柯文本人态度的转变。
后来倡导中国中心论的柯文对自己早期著作中呈现的西方中心论不以为然。
虽然忻平的《王韬评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柯文认为自己的书仍值得出版在于史料，“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印行于世，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
”（30）柯文认为自己现在“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
”（31）在柯文看来，“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国辽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尤其是在形势危机时水流特别湍急。
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
”（32）柯文将中国中心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背后有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
简言之，从学理评判而言，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属认识论上的问题，西方中心论强调中国问题的外因，而中国中心论强调内因，而事实上中国问题是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有时内因重一些，有时外因重一些，具体问题内外因素影响轻重往往有别。
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早些时候居主流地位，这与西方学者立足西方有关系。
即使如此，也有少数西方学者在当时就提出从中国题旨情景来探讨问题，只是影响较小，声音较弱而已。
随着新中国成立，美国对越战争的民族反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让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内在的自我反省意识及民族觉醒呈现的强大的社会变革意识。
面对对越战争失败及中国迅速崛起的这一社会现实，包括中美、美越、中越关系在内的外交关系都要重新探讨。
现实感反过来影响历史观，从西方中心论转向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称有其时代背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这种变化开始于1970年左右或稍前”（33）。
特别是美越战争及中国参与其间，“越南事件从某一角度看来代表了美国帝国主义发展的顶峰，即把巨大破坏力量倾泻在一个比自己远为弱小贫穷的民族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史学家自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感到震惊、羞愧，从而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认为它是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百年来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关键。
”（34）显然美国对越战争旷日持久，耗费了大量国力、人力。
对越战争结束后，美国复员军人归国后就业困难，导致他们对对越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宣传进行反思，而与此同时其国内民族问题严重。
相比之下，东亚崛起及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逐步扮演了重要力量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现实，与此相关联的学术逻辑的修订等等，促使反思的立足点放到美国的对立面，“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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