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着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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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着作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着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着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着。

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

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

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

这三章是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

他说：

“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

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

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

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

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

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

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

《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

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

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

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

“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着《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

”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TribetoEmpire”的书。

《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

“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

“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

”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着《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

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

”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

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

“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

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

”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是他的专着，但不是史学着作。

《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着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着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着作。

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

　　中国古代先秦时代，是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时期。

傅斯年看到了这种东西对峙的形势，提出“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根据《左传》、《国语》、《诗》、《史记》各书所记夏地说：

“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即渭水下流”。

“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

　　夏在西方兴起强大的时候，东方却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说，所谓“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评考”。

孔子曰：

“吾欲居九夷”，也是说“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两大族类：

一太皡之族，二少皞之族。

太皞与太昊为一词，古经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

太皞氏主要有风姓，古代传说中的华胥、女娲、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属于太皞这一系统。

傅斯年引证了经籍中关于太皞之记载后，归纳出两条：

一、太皞族姓之国部之分配，西至秦，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

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于淮济间之族姓。

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

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贡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

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世所贱。

在周代虽居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少皞一系，据傅斯年所述：

“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

……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

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太康、少康。

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

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已、偃、允四着姓。

……种姓蕃衍……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了。

”

　　傅斯年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录出的嬴姓所建国有：

郯、莒、奄、徐、江、黄、赵、秦、梁、葛、菟裘、费。

秦、赵后来成为战国时大国，秦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

另有群舒、六、蓼、英氏，为偃姓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属于夷族的，如：

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区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

这个分布在东南一大片部族名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

　　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

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

一、是启与伯益争统。

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

《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

傅斯年说伯翳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赢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

“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

”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

二是后羿与夏争国。

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

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

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

三是夏商之争。

汤放桀，等于夷灭夏。

“商人虽非夷，然曾抚东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

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

“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

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着名，皋陶一支以制刑着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着名。

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

　　傅斯年说：

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

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

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

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

‘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

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

”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

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

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

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

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

他说：

“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

傅斯年说：

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

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

殷、衣、韦、郼、卫、沇、兖。

据他考证，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原，只缘古今异时，成为殊名”。

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

郼，殷，都读作衣。

韦、郼、卫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说：

“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

”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

《吕氏春秋·有始览》说：

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

韦、卫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

“相土烈烈，海外有载。

”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

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

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

纣殁后，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

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

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作奴隶，“牧夫牛羊”。

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

傅斯年说：

“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

”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

亳有多处。

“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

”《左传》昭公九年：

“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傅斯年认为：

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

”“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

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

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

”“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

”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

“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

”“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

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

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

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

“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

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

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

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

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

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商，周—商、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