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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化
感恩书院文化（草稿）
1、感恩的心
有的人一生过得很幸福，有的人却三餐不继，几乎朝不保夕，甚至多灾多难，大病小病不断。
经典上说：
“有感恩的人，便什么都有；没有感恩的心，便什么都没有。
”
二十多年来走遍全省各地，对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可能的及时帮助。
这些，几乎投入我们一家所有的积蓄和每年执行业务所得盈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直到今天，我们大大小小仍然省吃俭用，希望能更有效地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拜访过不少待救济的可怜贫户，发觉越苦的人，越没有感恩的心，甚至予取予求，认为伸手开口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贫户很让人灰心，但最凄惨的，也是这类不知感恩又无情绝义的人，许多都是个共识：
最需要同情的人，时常是最不值得同情的人，这叫绝人走绝路，陷身绝境。
任何宗教都不希望对方的知恩、感恩与报恩。
可是，面对一个不知恩，也不知道感恩与报恩的人，所有的拯救工作都是白费心血的无底洞，因为这种人永远是无法绝处逢生的悲剧人物。
我们只能救急，只能教导贫户们如何挣脱拮据的束搏，如何以自力来打开困境。
而这些努力，都必须让这些人先打开内心深处产生最基本的感恩心，与知恩、报恩的心。
毕竟，天地有天地不变的定律：
当一个人能有感恩的心，才能拥有他所想拥有的幸福，而一个不知恩、不知感恩与报恩的人，必然一无所剩，也一无所有。
这世间大约有四等人：
一、在无恩处，依然有恩；二、在有恩处，有恩；三、在无恩处，无恩；四、在有恩处，依然无恩。
换句话说：
一、在不应该感恩的地方，都知道应该感恩的地方而感恩、报恩，这种人在该死的地方都不会死，在不能活的地方都会活。
这种能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是第一等人，是修行人。
他在大家都看不到神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神；在大家都不可能平安有福气的地方，仍然会很平安、很有福气。
二、在应该感恩的地方，知道应该感恩。
这种人是凡夫俗子，但已经很少，是次等人。
这种人在能活的地方，才活；在会死的地方，才会死。
三、在不应该感恩的地方，没有感恩，而不知道感恩。
这种人在不该活的地方，一定不会活；在该死的地方，一定死，不可能有神迹或奇迹。
这是三等人。
四、在应该感恩的地方，都不知道应该感恩。
这种人是下下等，跟禽兽畜牲一样，比一只狗还不如。
这种人在该活的地方，都不会活；在不该死的地方，也会死。
我不知道您是哪一等人，但天地是公平的。
您是哪一等人，便是哪一层次，哪一品，哪一格，生哪一种病，过哪一种生活，这是丝毫不爽的。
世俗人都希望有高学历，但有高学历不一定有幸福、有健康。
即使有钱、有地位，也都不等于有幸福、有健康。
天地所应许的只有一样，能有感恩、知恩、报恩的心，才能真正拥有您所希望拥有的；而不知感恩与报恩的绝人，必陷身绝境，直至一无所剩，也一无所有。
节选自《寿命是一点一滴努力来的》
2、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富中求德，困中求志，禅中求己。
3、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
求官求财，莫求人，只求己。
4、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
5、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
6、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7、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8、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教民理顺，莫善于悌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9、孝悌之至，通与神灵，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10、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1、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中于立身
12、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1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13、
14、朱子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
酒扫庭除。
要内外整洁。
即昏便息。
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
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
燕客切勿留连。
器具质而洁。
瓦缶胜金玉。
饮食约而精。
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
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
实淫盗之媒。
婢美妾娇。
非闺房之福。
奴仆勿用俊美。
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其质朴。
训子要有义方。
勿贪意外之财。
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
毋占便宜。
见贫苦亲邻。
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
理无久享。
伦常乖舛。
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
须分多润寡。
长幼内外。
宜辞严法肃。
听妇言。
乖骨肉。
岂是丈夫。
重柴财。
薄父母。
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
毋索重聘。
娶妇求淑女。
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
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
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
讼则终凶。
处世戒多言。
言多必失。
勿持势力而凌逼孤寡。
勿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乖僻自是。
悔悟必多。
颓惰自甘。
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
久必受其累。
屈志老成。
急则可相倚。
轻听发言。
安知非人之谮愬。
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
安知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再想。
施惠无念。
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
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
不可生妒忌心。
人有祸患。
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
报在妻女。
匿愿而用暗箭。
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
虽饔飧不继。
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
即囊橐无余。
自得其乐。
读书志在圣贤。
非徒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
岂计身价。
守分安命。
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
庶乎近焉。
15、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胡锦涛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加快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式，我国文化建设即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三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是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
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要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入研究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推动文化科学发展能力。
要加强文化战线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组织保证和人才保障。
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各县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成效。
16、中国部长们的历史文化课徐佳胡元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地点设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临琼楼，面朝北海。
在二层格局方正的房间里，布局一丝不苟：
深褐色木质课桌，墨绿桌面，酱紫座椅；桌面上的按压式保温暖水瓶和青花瓷盖碗茶杯，纵横皆成笔直一线。
去年10月30日上午9点，“当代中国：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讲座准时开始，由刘梦溪先生主讲。
忙碌的部长们松弛下来，洗耳恭听。
讲座组织者在细节上极尽“用心”：
一份主讲人的讲座提纲及推荐书目，一张关于讲座的《征求意见表》。
两张淡淡的印有中国水墨画的条文散页被一起放在专门为讲座定制的铜版纸文件夹中，旁边摆放着新削好的红黑两只铅笔。
“9年了，讲座一转眼已经办了一百多场。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笑说。
国图的另一职能
国家图书馆创办讲座是有历史传统的。
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老舍等大家皆在国家图书馆办过讲座。
随着国家图书馆新馆在海淀白石桥边的落成、翻修，加之面朝中南海的地理位置，为国家图书馆举办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拓展、延伸服务职能提供了便利条件。
2002年元月，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方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第一期开讲，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成为主讲第一人，题目为《当前国际形势分析与展望》。
初始，部长们对讲座心存怀疑。
但讲座创办伊始，反响出人意料的好。
主、承办方对讲座的投入也竭尽其能。
一年几次的协调会，从对选题的策划，与主讲人的频繁沟通，讲座之前向部级领导提供的讲座提纲、推荐书目以及学者的相关著作，到讲座后将讲座内容编辑成活页文选再次发送给各部级领导干部，每年的年终还将全年的讲座内容集结成书和光盘发放给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现今，讲座的选题设定在六大方向：
中外历史、哲学文化、民族宗教、文学艺术、时事政治、社会经济。
除了历史文化方面，主办方也会选择当下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讲座影响面的不断扩大，它的吸引力开始从面向国务院系统的部级领导，扩大到中央机关、大型企业，然后又拓展到北京市相关领导，再至军队领导层，不断有新的人员加入。
系列讲座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基本以一个月一期，匀速举行，至今已经举办153期，共计2万余人次参加。
当“书生”面对“大臣
在《当代中国：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讲座中，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面向台下的部级干部听众，自称是“一介书生”。
这是刘梦溪第二次作为主讲人参加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在刘梦溪看来，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法不关注这个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致力与从文化角度去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以应对挑战。
在讲座过程中，刘梦溪与台下听众的互动，表达了他竭力推广国学课程的愿景。
“称谓决定定位：
对象是部级领导干部，内容是历史文化讲座，其定位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和平说。
自讲座开办以来，主办方所请主持人既有任继愈、吴良镛、汤一介、李学勤、戴逸、叶嘉莹、冯其庸等老一辈知名学者，也有唐浩明、钱乘旦、陈来、邓小楠等中青年学者。
有时一些中青年学者会表现的更开放些，部级领导们也很希望多角度地认识、分析问题。
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曾在这个“课堂”上讲过一场关于“五四”运动的专题课。
他说：
“还记得那次讲座是任继愈老先生请我去的，感觉给部长们讲座没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主办方要求我要和在大学里讲得不太一样，由于面对的是部级干部，所以自己淡化了一些学术色彩，放弃一些细节的东西。
”刘梦溪在讲座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给部长们讲课时增强了思想性的东西，淡化了学术性的内容，没有完全按照文本来讲，以便适应部长们的特点。
在谈到给部长讲课会不会感到一些压力或是讲课有什么顾虑时，刘梦溪与陈平原均表示，并未感到有压力，同时也没有太多的顾虑。
部长们上课都很认真，也不会因为所面对的是部长而让自己学术的立场或是授课风格发生什么变化。
“我跟部长们所讲的那些，和我在北大与凤凰卫视作专题讲座时所讲的那些，区别不是很大。
在讲“五四”的时候，我不仅给他们讲大陆是怎么看‘五四’的，而且我还讲了台湾是怎么对待‘五四’的，部长们听得都很认真，那么自然心里会有一个价值判断。
”陈平原说，他并没有把这种讲座当做是一种官方进谏的机会。
刘梦溪同样也没有对自己的讲座内容会对部长们的决策产生多大影响想得太多。
他说：
“我向部长们讲的那些学术观点都是我平时表述过的”。
讲台之下听众的特殊身份，的确是一种压力来源。
据了解，曾经有一位在学术上集大成之大家学者，由于其领导坐在台下听课便将一场讲座变成了一场工作汇报。
部长们的兴趣点
周和平回忆，举办讲座的初衷是为了提高部长们的历史文化修养，以便让部长们在决策时可以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部长们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能够“以史为鉴”的问题上。
《资治通鉴与王朝兴衰》一讲结束后，在部长们所提意见的汇总表上，听课者之一、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组长冯惠敏这样写到：
讲授者有知识，有提炼，听后大受启发，《资治通鉴》内容博大，近几个小时不足以表达，建议分阶段或分段续讲。
另一位听课者、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党组纪检组组长严智泽提出：
题目太大，如集中讲《资治通鉴》与领导用人之术，效果会更好。
在讲座课堂的互动期间，那些与现实结合紧密的内容，讨论会更为热烈。
在刘梦溪的讲座中，多位部长曾就国家的外事政策进行提问。
那些讲的极为精彩的学者，会在课后被部长们“围堵”，要求再回答一些问题或留下联系方式。
陈平原说，学者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不要对你的一次讲座和给部长们带来什么抱有太多急功近利的期待，讲座本身对部长们来说并不是专业或职业，而是一种业余爱好，如果有兴趣，他们自然会选择这个领域的书来读。
设立勤学奖
讲座自愿参加。
在每次讲座开讲之前，来上课的部长都会在教室门前刷卡签到。
在年中统计中，多次出勤的部长会得到讲座主办方专门设立的“勤学奖”。
周和平介绍，“这个奖从某种程度上带有趣味性，和干部的晋升没有关系，但没想到部长们对这个奖很感兴趣，得到的都很高兴。
”
国防大学副校长任海泉是讲座的“长期生”，只要周末有时间就会到场，任海全认为老师们所讲的精彩内容会对自己的平时工作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已经退休的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原办公室副主任李世忠也是讲座的常客，在他看来，“勤学奖虽不具任何实际意义，但却是对自身学习态度的肯定。
而讲座也正好弥补了领导干部对于历史文化方面知识的需求。
”
讲座的承办方介绍，有的部级领导为了能够听到讲座，非常用心将所有工作安排在讲座日之外，不少领导为听到讲座而风雨无阻。
据了解，积极参加讲座多次获得“勤学奖”的部级领导已经有一百多位。
其中有：
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汪光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孙怀山，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王新宪，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树涛，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牛越生等。
17、干部到革命圣地延安“忆苦思危”韩永红
“到底是物质的力量重要，还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重要？
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找得到答案。
”
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干部学院杨志和教授正在培训班上给20多位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讲课。
主题虽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理论，但是教学另一主旨也清晰可察——向学员灌输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信仰。
中共高层相信，在延安谈理想信念，较之其他地方更显深刻含义。
中央红军1934年在赣南遭遇挫折后，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陕北的13年（1935年到1947年）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折。
逾半个世纪以后，2002年当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感到必须加强新干部的党性教育时，他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中挖掘出精神资源，希望结合历史与现代执政方法的教育来节制干部群体中出现的漠视群体利益，贪污腐败等“突出问题”。
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应运而生。
自2003年以来，包括中央党校与上述几个干部学院在内的党校系统，共培训科员以上干部、国企职员等1.7亿人次。
中国以前开展过“忆苦思甜”教育，即以回忆旧社会的苦来反衬中共的伟大成就；延安的干部培训则让人想到“忆苦思危”——让干部体验建党的艰苦来感受政权的来之不易，教学中“思危”味道浓，透露了高层的危机感。
延安干部学院以体验为教学特色，有60%课程是在革命遗址现场完成。
在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旧址外，该院焦连三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学员点评：
“任何人来到延安都会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在这样的山沟沟里打出江山？
”他接着引用目击者对1937年红军进入延安的场景描述：
“绝不像电影里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就是一个高个子叫花子，带着一群叫花子。
”
但是这群“叫花子”因得民心而战胜了国民党，焦教授叙述毛泽东如何在枣园为老乡庆祝生日，帮村民娶媳妇等故事，联系到现实，他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苏共倒台是一个很现实的教学例子。
焦教授说：
“当一个党，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广大党员的利益，而只是代表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时，当它不能真正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革命就要爆发。
”
他严肃的说：
“单个百姓你看不到，当他们连成一片时就是很大的力量。
从古到今，他们推翻了多少政权，打落了多少高官，你说什么最有力量？
不是山，我说老百姓最大。
”
对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党员来说，这些理念与历史就是先辈们的奋斗目标与走过的足迹，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与精神力量。
18、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王海晨杨晓红
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这是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的一个话题。
围绕这一话题，张学良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谈的具体、生动而深刻。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张学良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
“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了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
”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说多数人都不知道。
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
谁也没有深刻的研究。
”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
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
“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些军官。
兵都是招来的、募来的。
拿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
”“等于意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
”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
谁给他奶，谁就是娘。
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
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
”“根本没什么国家的思想。
”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
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
信仰就是力量啊。
”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
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
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
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
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
如果换成我们。
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张学良的结论是：
“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
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这样子。
”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
他说：
“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啊。
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
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
“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
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
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
“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
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
老百姓被逼的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造反！
”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学良说：
“‘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啊！
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
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
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
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
“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
你上哪知道谁是共产党啊？
你也区分不出来啊！
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
所以你没办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
”“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
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
国民党是怎么把大陆弄丢掉的？
客观地说，“那是自己找的。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
真让人伤心。
”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管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1935年11月、12月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
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他说：
“我不会外交辞令。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
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的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
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
争权夺利。
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
这一打枪，大家‘哗’地一下子都散了。
”“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
那真是丑态百出。
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全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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