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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论论文

合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报告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纲要

指导老师洪飞

系别建筑工程

班级工程管理一班

姓名（学号）江倩1201021036，徐嘉欣1201021041

张晶1201021037，鲍彩凤1201021040

李鸿章其人

纵观中国历史的波澜起伏，是份沧桑史、泣血史，无数的鲜血浇铸了变更的王朝，英雄能人纷纷涌入时代的眼中，惊艳了后人的未来。

当我们翻开那历史书时，清末的洋务运动被我们所熟知。

进入了视野，而李鸿章由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名省心。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师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

李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

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

　　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

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定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

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

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

“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

“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

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

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

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

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3年和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编辑本段镇压天国李鸿章发迹史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

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

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

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

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

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

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

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

“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皆曰“愿尽死力！

”，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

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

“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

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

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

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

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

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

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

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

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

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

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

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

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镇压人民起义使社会矛盾尖锐。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

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

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

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

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

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

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同治四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

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

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李鸿章会见外宾

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

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

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编辑本段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李鸿章在德国期间与俾斯麦合影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

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

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

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

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

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

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

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

1871年8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编辑本段洋务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

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

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

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

上海洋枪三局。

李鸿章算过一笔账：

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

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

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

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

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

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

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

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

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

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

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编辑本段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

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

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编辑本段晚年生涯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

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

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签订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

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

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

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

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

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

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

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

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

“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