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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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

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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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

摘要：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

《长恨歌》是其著名的长篇言情小说，奠定了王安忆在当今文坛的地位。

王琦瑶是《长恨歌》的灵魂人物,也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上海人最本质的特色。

。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苍凉,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苍凉。

关键词：

王安忆；《长恨歌》王琦瑶；女性形象;上海精神

王安忆，中国当代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子1980年代中期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文坛创作类型的代表作家。

【1】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充分地体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她的小说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客观叙述了对生命悲剧底蕴的苍凉体悟，使读者感受到了其中的悲剧性情绪基调，以及蕴含于中的对生命的感悟。

《长恨歌》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作者透过“日常化”的感情视角，描述了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的悲剧命运。

《长恨歌》写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沪上淑媛王琦瑶及其相关人物的日常生活。

文本对王琦瑶的一生进行了无比繁复细密的讲述。

用故事梗概的方式叙述王琦瑶的经历,难免有一种传奇色彩:

少女时代的照片被《上海生活》杂志选作封面,成了“沪上淑媛”；1946年人选“上海小姐”,继而被政治要人李主任长期包养,成了别人的情妇;新政权诞生以后,“好时光”已经逝去,王琦瑶被迫“蛰居”地下,成为自食其力的弄堂里的“边缘人、随后,“旧人物”康明逊和“革命混血儿”萨沙在王琦瑶的生活中顺次登场,王甚至因此产下一个私生女;到了70年代,以前的“好日子”重新到来,王琦瑶记忆中的时装、爵士乐、舞会、圣诞节以及“上海小姐”的传奇故事再次成为可以公开招摇的都市时尚的一部分。

20多岁的青年人“老克腊”竟然“爱”上了已经40多岁的王琦瑶,与王琦瑶玩起了“忘年恋”；最后,王琦瑶因为传说中的李主任留给她的黄金而被都市混混长脚杀死,不得善终。

、个人与历史的交相呼应

王安忆为什么要创作《长恨歌》，又是以什么为蓝本塑造“王琦瑶”这一形象的。

王安忆在与王雪瑛的对话中谈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初衷:

“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

写《长恨歌》时,开始我打算写城市的很多秘闻,采取散文化的、平均分配的写法,在最后一刻,我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那个故事,我决定就写这个人物,她就是王琦瑶。

”[2]

王琦瑶的故事是从片厂开始的,似乎注定与美梦的开始和

虚无

说中并没有以正面的形式和我们见面。

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生活的小场面,发生在闺阁、平安里弄堂里的小故事。

“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

”正是作者这样的历史观使我们沉浸于王琦瑶个人的命运,而容易忽略了历史的烙印。

王琦瑶的形象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不断发生着变化。

四十年代，王琦瑶因跟随李主任生活无忧无虑，但随着李主任的死亡，如花似锦的日子戛然而止,灰飞烟灭,成了王琦瑶一生悲剧宿命华丽和虚无的开头,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断线的风筝；平安里的王琦瑶已经自食其力,过着清素避世的生活。

此时的王琦瑶属于时代的边缘人，往前看不到光景，也没有勇气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当她再次遇到程先生时，两个人一个出于情爱,一个认为是恩义,两个又都是执着坚守的人,都不做顺水推舟、趁人之危的事。

在那个以吃为主,吃为果腹的形而下的时代背景下,却演绎着形而上的情爱或恩义,更彰显时代的印记和人物的形象；王琦瑶与老克腊的相遇相恋本就不符合那个时代，两个人在一起更像是彼此在寻求旧时代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虚幻与现实之间，老克腊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实，他摆脱了王琦瑶,也就摆脱了迷失；张永红的出现,则宣告了新一代王琦瑶的诞生,她的出现使得上海的生命得到更新,她们又是上海千变万化表象下一点不变的魂魄。

王琦瑶最终要被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上海请出历史的舞台,她的死宣判了旧上海40年一梦的清醒。

命运的齿轮启转，慢慢为她踮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

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

历史沉淀得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

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

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蓝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

人什么都没有。

、悲剧宿命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间,历史几经变迁,人类文明已经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王安忆仍近乎残酷地让她的主人公王琦瑶----这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新女性选择了一条有着古老惯性的旧女性的道路---心甘情愿的被男人包养、玩弄,被男人利用、遗弃（甚至命丧于男人罪恶的黑手）,死心塌地重复了又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

王琦瑶的命运似乎曾经出现过转机,她似乎可以通过革命而自强自立摆脱“红颜薄命”的厄运,但她偏偏生活在“上海这个纷纷攘攘充满着诱惑的城市,而人心又是最禁不起撩拨的,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见好就收的”她坚决的拒绝了革命导演真诚的劝告其退出竞选“上海小姐”做一个新女性的建议,她亲手堵塞了本可以通向左翼介入主流的光明道路。

然而“红颜薄命”的归宿并不仅仅只属于旧式的女性,王安忆借作品中另一个女主人公蒋丽莉（新上海第一批被称为的同志的革命女性）英年早逝终身婚姻不幸的悲剧命运,似乎给王琦瑶的命运做了假定性的补充。

她当选“上海小姐”后，得到军方神秘人物李主任的垂青，成为他养在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不久李主任惨死，她回到家乡邬桥，和单纯的阿二有一份似有还无的感情。

三年后她重回上海，又与一大户人家的独生子康明逊相恋，后来因她的怀孕而分开，她独自养大女儿薇薇。

晚年与一名二十六岁的青年老克腊有一段畸形黄昏恋。

最后因为黄金被长脚所杀。

这就是王琦瑶悲欢起落饱经沧桑的一生，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苍凉和绝望由始至终如影随形，使我们领悟了“强烈的宿命感是王安忆笔下无一例外的精神物质”。

王琦瑶的悲剧似乎是从爱丽丝公寓开始的,她不应该对程先生的爱视而不见,为了追求那所谓的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去做李主任的金丝雀；王琦瑶的悲剧似乎从康明逊开始,她不该明知不能嫁给他还去爱他,并冒着世俗的流言生下他们的孩子；王琦瑶的悲剧似乎从程先生开始,正是她落难的时候,程先生又悄然而至,恰逢那个“人人谈吃”的现实的时代,应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柳暗花明的大团圆,连王琦瑶的母亲都难以掩饰这个意思,可她就是不肯回头就这个“底”；王琦瑶的悲剧也不是从老克腊开始的,已是40年的岁月与红尘,让她流连忘返,哪怕是昙花一现,哪怕是瞬间璀璨的烟火,也要押上老底去搏。

王琦瑶的悲剧是必然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深受其害。

从王琦瑶选择李主任开始，她的命运已是注定的了，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民国将领，怎能给予王琦瑶所要追求的东西，这是为历史所不允许的。

为了追求她的爱情，不顾世人的眼光，毅然为康明逊生下一个女儿，但她的身份却不为康家人所认同，正是这种世态炎凉，使王琦瑶的悲剧命运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面对程先生的爱情，她却不肯接受，使她摆脱悲剧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流失了。

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之恋，是王琦瑶的最后一次赌博，却更演绎了王琦瑶悲剧的悲壮,让你目睹扑火的飞蛾,让你体会用生命留住繁华红尘的王琦瑶。

作为女性，王琦瑶总是奋力地寻找着男人的坚强和保护，到头来却发现她选择的男人总是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总是他们先被打倒、被击败。

从表象上看，经历了风雨之后的王琦瑶似乎有了几分女性的自醒自觉，总是以一种韧劲在与一切做着抗衡，不用依凭男性寻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抛弃世俗的一切来接纳曾经被她用物质交换出去的爱情。

可实质上她的抗争总是带着些妇人性，是躲在狭小的空间里的小挣扎、小把戏，既没有和男权社会抗争的实力，也没有走出“大世界”寻找出路的信心。

一旦社会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她的世界也就

随之坍塌了。

徘徊在得到与失去之间，王琦瑶不过是在和自己做抗争，忙来忙去还是一个人，她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到这里，她的悲剧命运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就只剩一个悲剧的结局。

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也许正是这样,美反而以悲剧的形式存在得更久远,存在得更牢固。

王琦瑶的悲剧不是那种大开大合恸人心魄的悲剧,而是润物无声浸入骨髓的悲剧。

这种悲剧宿命赋予了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更为深刻的印记,使人物形象更具张力。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

“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3]。

总之，王琦瑶的一生成于浮华，死于浮华。

王安忆的创作通过王琦瑶自身命运的展现，揭示了悲剧的深刻内涵。

现实的人生充满了痛苦和悲剧，但是悲剧本身经由人的反思和超越，就有可能进入新的可能性，不管情况如何变化，生命仍然都是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

这就是王安忆小说人物悲剧所蕴涵的意义。

、生活芯子和上海精神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长恨歌》:

“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作品,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4]

由于中国几十年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影响,很多人对生活中细小的东西忽略不计,甚至颇有娜夷,批判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小气”。

而在我看来,这种“小气”、“琐碎”,正体现了上海人生活中的精细、耐性与务实,体现了上海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王琦瑶的日常生活处处体现了这种精神。

如在蛰居的日子里,王琦瑶与她的朋友们守着炉边的小天地,不厌其烦地做可口清爽的家常菜:

盐水虾、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等等,“每一个菜都像知道他们的心思,很熨贴,很细致,平淡中见真情”；【5】挖空心思地翻新下午茶的点心花样:

蛋饺、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用小磨磨糯米粉,将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

服饰上更是体现出了王琦瑶生活的精细。

竞选“上海小姐”时,缝制衣服“鸡蛋里挑骨头,一个针脚不许错”【6】,80年代时更一丝不苟,“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裥,一个针脚,她们对色泽的要求也是千分之一毫的,在她们看起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这就叫做天衣无缝。

”“针脚大的误差也逃不过她们的眼睛”。

【7】让人体会到一种精雕细琢的人生快乐。

在这种精雕细琢的人生背后,隐藏着的是上海市民政治观念的淡漠。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

【8】王琦瑶也一样,“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

【9】住在平安里的王琦瑶,沉淀了上海曾经的繁华和时代变迁的经历,上海的气质已经在骨子里发酵了。

平安里,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地板和木窗散发出木头的霉烂的暖意的房子。

在这里打麻将牌,喝下午茶,吃宵夜,围炉夜话,上演上海精致生活的多幕情景剧。

她的熟客牌友是时代边缘的人物,却又是懂得领略生活真味的人物。

无须霓虹的背景,鲜花的铺垫,洋酒的做伴,只是平安里简陋的房子里,就能够演绎上海罗曼蒂克气质的生活。

固然,王琦瑶没有像那些叛逆的、大胆的冲破束缚追求幸福的英雄们那样让我们敬佩,但我们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生活的感性与务实。

英雄毕竟是少数,那些普通的王琦瑶们才是托起上海这座浪漫城市的根基。

她们是上海的精神,生活的芯子。

作者不只让王琦瑶做上海的形象代言,而是让王琦瑶代言上海的精神。

王琦瑶具有辉煌外表,以及决不逊色的内心,是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是风流上海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是聪慧而坚定,在犄角里求人生的人,却也苦苦周旋;是避难就易,退而求其次,但又具有了更进一步的韧劲;是因陋就简,演绎精致浪漫气质的生活灵魂;是生活的芯子,上海的精神。

王琦瑶身上体现的“上海人”生活的精致,政治态度的淡摸,处世的精明以及婚恋观的功利,不能不看作是上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海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精神的主要方面。

在《长恨歌》中，除了王琦瑶对上海精神主要方面表现外，其他人物或多或少的象征着上海的一些内容。

但是，这些可谓是上海精神的一点脚注,是时代在上海人身上留有的痕迹,而王琦瑶却是隐括了上海的内在节奏,它的血脉、筋络、骨骼乃至整个肌体,更具有一种沉潜、稳定的普适性和辐射力。

王琦瑶从上海弄堂深处走出,走进上海都市的繁华,这一路陪伴她的是一颗永远的上海心和一段抹不掉的上海情结。

王琦瑶,从片厂的场景中开始,在片厂的场景中结束,悲剧是人生的常态。

王琦瑶,同上海这座城市连在一起,是上海的势利与繁华,是上海的红尘和浪漫。

王琦瑶，用她那悲苦的一生完成了对上海20世纪40至80年代的阐释。

参考文献：

【1】XX百科

【2】王安忆.重建象牙塔[A].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与王雪瑛对话[C].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3】尼　采.悲剧的诞生[M].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8

【4】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田.作家,1995,（10）

【5】【6】【7】【8】【9】王安忆.长恨歌.[M].1995，11；162；277；21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