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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身体性
研究综述：
身体·性
黄盈盈
本文将从身体、性、身体与性的关系这三大领域着手对已有的研究文献、理论探讨进行回顾。
但考虑到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来自欧美的相关研究，针对中国女性的相关研究非常之少，我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人的身体观，中国女性的身体、性、身体与性关系的研究文献归为一节单独介绍。
本文的文献回顾侧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重在梳理这些研究所体现的方法论与理论流派，以及这些研究对于我的启发意义（或赞同、或质疑）；而不侧重具体细节的详细评述。
第一节“身体”研究[2]
在2004年1月的《社会学研究》上有一篇关于“身体”的对话录。
冯珠娣（JudithFarquhar）在里面提到：
中国是没有“身体”的。
“在中国不可以像笛卡尔那样把身体看作与精神完全分开的那种纯粹的身体。
这样的思想来源于对中医的研究与理解，身体是动态的结果，是气化的结果”，“在中国是缺少‘柏拉图’式的哲学传统背景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冯珠娣，2004：
108－109）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些话并没有引起更多的讨论。
而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想对这种说法进行回应与探讨。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身体，中国也不是没有与身体有关的哲学思想。
但是正如冯所说，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是不一样的，中国语境中的身体与西方语境中的身体概念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不但存在有关身体的哲学传统背景，也存在对于这些哲学思想中蕴含的身体观的人文研究（周与沉，2005；黄俊杰，2002），但没有像西方哲学界与社科界分析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那样，把“身体”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框架与文本供我们去探讨与批判。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观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探讨则更是少见。
可以说，在中国的社科界，还没有形成身体研究的学术语境。
因此，问题实际上是：
散见于中国哲学史中的身体思想构成了怎样的一个理论语境？
在现时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理解的身体是个什么概念？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身体观以及西方语境中的身体观有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有差异？
这两者又是如何介入了中国现时情境中的民间身体观的构建？
本文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身体史，也不打算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讨论中国哲学中的身体观。
对于一个学社会学的研究生，我对身体的社会学、人类学史更感兴趣。
所以在这里我主要是介绍国外、尤其是美国有关身体的比较经典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思想。
这些研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些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
但是，正如我一再提到的，这个背景提供的是一种西方语境中的身体研究，以及身体问题（二元对立问题及其引申或批判）。
有关中国的身体观研究，我将在第四小节给予简单的介绍。
有关身体人类学、身体社会学的综述性或者说导读性文章不少，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本文涉及的主要有洛克（MargaretLock）的两篇文章《关“心”的身体：
医学人类学导论》（Themindfulbody：
AProlegomenontoFutureWorkinMedicalAnthropology），以及《培育身体：
身体实践与知识的人类学以及认识论》（CultivatingtheBody：
AnthropologyandepistemologiesofBodilyPracticeandKnowledge）；冯珠娣（JudithFarquhar）即将出版的《超越规矩的身体：
再读“体现”人类学》（BeyondtheBodyProper：
ReadingtheAnthropologyoftheMaterialLife）；特纳（BryanS.Turner）的《身体与社会》（Thebodyandsociety）；司觉深（AndrewJ.Strathern）的《身体思想》（Bodythoughts）。
这类著作或者是结合作者自己的田野调查对身体（body）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或者是对经典的有关身体的人类学著作进行导读。
它们或者偏重人类学视角，或者偏重社会学视角；或者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谈身体，或者把身体放在大的社会变迁之下进行理解。
它们把身体研究从哲学史过渡到人类学与社会学。
此外，还有一些中文的译介与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身体的西方哲学史与人类学研究。
比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冯珠娣（JudithFarquhar）与汪民安的对话录《日常生活，身体，政治》，汪民安的《后身体：
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以及李康的《身体视角：
重返“具体”的社会学》。
还有一类研究是从分类的角度对国外的身体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
最早是道格拉斯（MaryDouglas）的《两种身体》（TheTwoBodies），把身体分为生理的与社会的，并强调社会的身体。
奥内尔（JohnO’Neill）的《五种身体》（FiveBodies）把身体分为世界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消费的身体与医学的身体。
弗兰克（ArthurW.Frank）的《重返身体视角：
十年回顾》（BringingBodiesBackin：
ADecadeReview）把身体研究归结为四类：
医学的身体（themedicalizedbody）、性的身体（thesexualbody）、规训的身体（thedisciplinedbody）、说话的身体（thetalkingbody）。
特纳（B.S.Turner）结合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从把身体视为社会实践的集合、象征的系统、权力的反思三个角度来回顾以往的身体研究（B.STurner，2002）。
洛克（MargaretM.Lock）从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与政治的身体三个角度来分析已有的研究以及相应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思潮（Lock，2002）。
这些“身体”回顾与分类各有侧重，但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介绍每篇文章的内容，也不在这里一一赘述每种“身体”的理论内涵。
结合一些重要的“身体”研究原著以及这些导读回顾性文献，我尽己所能地把已有的身体研究的主要思潮概括起来作一梳理。
这种梳理将着重于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理论框架中的身体问题。
一．“身体”在社会科学中的“缺席在场”
“身体”的渊源在于哲学上的认识论探讨。
几乎所有的有关“身体”的综述都会提到笛卡尔、柏拉图式的身心二元论。
因为在这种身－心的二元分割下，身体是相对于灵魂而存在的肉体，是下等的，是被压抑的，乃至是被遗忘的。
身体作为意识、知识的对立面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直至尼采、德勒兹等对于“身体”的重新肯定（汪民安，2003），但“我思故我在”的影响延续至今。
这种二元对立留给生物医学、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是对于身体及其功能的机械化理解与解释（Lock，1987）。
在这种传统下，“身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缺席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席在场”（absentpresentation）（Shilling，1993；转引自李康，2001：
35）的，即“宣称要分析却放逐边缘，力图要避开却总也避不开”（李康，2001：
35）。
传统的社会科学，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没有给予身体以足够的空间。
宏观社会学偏重于大的社会制度变迁分析，关注社会系统、社会结构、阶级、政党、经济等概念，而对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斥。
社会学即使关注日常生活，主要还是强调人的理性与自觉，强调人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是社会的产物，从而都尽量使自己避免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生物学主义扯上关系。
因而，改良社会与理性启蒙成了传统社会学的主要职责（Turner，2002）。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挖掘“身体”在社会科学中的“在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李康，2001）。
二．重返“身体”的社会科学
西方对于“身体”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盛行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
其中包括从哲学史中找出“身体”从被否定到重新肯定的渊源，从传统的社会学中挖掘“身体”的“在场”性，也包括在实地研究中重新确立“身体”在人类学中的地位，把“身体”从哲学过渡到人类学与社会学。
重返“身体”的社会科学把身体从“身－心”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或者从注重身体体验的角度，或者从注重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的角度肯定了“身体”的地位。
但是，这种肯定“或者是把身体作为一个道具来对待，借以展现思维的、文化的、象征的内容；或者作为对象，用以承载痛苦、疾病和统治”，而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多元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dbody）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仍然）是被忽略的”（Farquhar，2004：
3）。
结合其他人的综述以及本文的需要，我在这里主要借用洛克的三种身体分类以及冯珠娣所阐述的“超越规矩的身体”思想，并且基于方法论的思考，从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以及逾越的身体这四个层次把身体研究的主要脉络及其相应的社会思潮用粗线条加以勾勒，并分析这些思想对本研究的启发作用。
毫无疑问，任何归类都是为了简化的目的而进行的人为的划界。
我在这里划分的四个层面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后一种身体不必然是在对前一种身体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很多时候是交叉运行的。
这几类身体研究或者是基于对哲学上身心二元的批判（或偏重个体，或偏重社会），或者是基于对以往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身体研究中体现的个体－社会、自然－文化二元分野进行的反思，借机提出身体研究的多元视角。
不管是强调个体也好，社会也好，政治也好，对个体－社会/政治、自然－文化的逾越也好，他们表达的是“身体”研究的不同的理论视角与侧重点，而且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
从方法论上讲，即使身体研究摆脱了身－心二元对立的古典哲学，但围绕着身体展开的社会科学依然很难摆脱对个体－社会、自然/物质－文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等等基本关系的探讨，只不过有的是在二元的范畴内进行，有的则是打破二元而达到某种逾越或是多元。
1．个体的身体：
现象学思潮
现象学是对意识哲学的一个批判，是对笛卡尔式的精神－身体以及延伸出来的自然－超自然、生理－心理、激情－理性、主观－客观等二元对立的批判。
对于“个体的身体”的强调主要就是以现象学为理论背景的。
“如果从学术思想史角度追问身体人类学的源头，那就不得不回顾20世纪中叶的哲学变革，特别是给这场变革带来重要作用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名著《知觉现象学》（1945）”（叶舒宪，文化研究网，2003年4月9号）。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把形而下的身体作为现象学分析的起点，认为“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受制于我们的身体特征”（转引自Strathern，1996：
36），只有从身体的角度出发，才可能谈论对世界的感知，“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且……我们知觉到世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Merleau－ponty，1962：
206）。
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本身（bodyitself）、身体体验（bodilyexperience）、感知的时空性（spatiotemporalfactorsonperception）等等，对身心的关系作了反笛卡尔式的思考：
回归“我在”。
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里，“不仅身体是具有心性（mindful）的，思维（mind）也得以充分的“体”现（embodied）”（Strathern，1996：
38）。
在现象学的思潮下，“身体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性客体，而是意识的“体”现，是意图以及各种实践的起源地”（Farquhar，2004：
4-5）。
身体现象学对于“体验”（experience）、“感觉”（sense）、“体现”（embodiment）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
受现象学、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不少精神分析临床研究）开始关注思维、物质、精神、自我等这些身体的组成部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身体是如何体验健康、疾病的，以及身体想象（bodyimage）、身体认知（bodyperception）等问题。
尽管身体现象学过于强调体验的普遍性与个体性，而没有为历史的、社会的视角留下多少空间，但是这些研究在认识身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强调活生生的身体（livedbody）、身体体验、身体的心性（mindful）等方面非常有启发作用。
2．社会的身体：
象征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潮
对意识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身体地位的重新确立不仅仅来自身体现象学，还来自马克思、涂尔干、莫斯（Mauss）等人的社会学思想。
“仔细读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有很多观点对身体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是不同于医学认识上的身体的”（冯珠娣，2004：
108）。
他们都强调社会性的身体。
马克思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他在经济研究的框架下用唯物的观点提出劳动的、集体的身体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身体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是一个实践的工具，而且是个集体性概念，身体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多重视。
尽管涂尔干的研究重点不是身体，但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ElementaryFormsofReligiousLife）里提出，人是“双向”的（manisdouble），既有其生理性与个体性，又有其社会性，而且社会性的身体是更高层次的身体。
作为涂尔干的外甥和学生，莫斯从一种进化的、历史性的观点关注身体问题。
在莫斯看来，身体是“人类最基本的、最自然的工具”（Mauss，1973：
104）。
莫斯的“身体技术”（TheTechniquesofthebody）有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们是技术的，因为它们是由一套特定的身体运动或者形式组成的；其次，它们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是靠训练和教育的方式习得的；最后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功能或者目标（比如：
行走、跑步、舞蹈等）（Mauss，1979；西蒙？
威廉姆斯，2003）。
通过对于走路的姿态、对于如何运用法国铁铲等“身体技术”的研究，莫斯表达的主要是社会类别对于身体的作用，也就是生理的身体是被社会、文化所塑造的思想。
通过对于“身体技术”的研究，莫斯最早提出了惯习的概念（布迪厄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惯习“不是指行而上的那种神秘的‘记忆’……，不随着个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社会、教育、礼节、时尚、声望的不同而不同”（Mauss，1973：
73）。
通过“身体”是承载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这种表述，涂尔干、莫斯这一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身体从个体性过渡到社会性。
这种社会性在道格拉斯的《自然的象征》（NatualSymbols）的“两种身体”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道格拉斯把人的身体分为生理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并且认为：
“社会的身体限制了生理的身体被感知的方式”（Douglas，1970：
93），强调身体是一种象征系统。
因此，身体性的控制就是社会控制的表达。
这跟莫斯的“惯习”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虽然在她早期的作品中，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本身是社会象征的“自然的”基础，但到后来她倾向于认为生理的身体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早已经被社会所建构了（转引自Strathern，1996：
18）。
T.特纳（TerenceTurner）的《社会的肌肤》（SocialSkin）表达的基本上也是这种社会建构的思想：
“人生而裸露，但是无论哪里的人都穿着衣服……身体的修饰是一种中介，这种中介与如何把个人建构成社会的、文化的主体相联系”（Turner，1980：
112）。
这一派的象征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说长期居于主流位置。
不管是道格拉斯、T.特纳，还是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其他人类学家对于身体、性的研究，都偏向于象征性地来使用“身体”这个概念，“讲述身体和性实际上是在讲述社会的本质”（Lock，1987：
20）。
身体的物质性与个体性在这里让位于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
在这里，身体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概念，我们找不到现象学家们对于身体体验与主体感受的关注。
“尽管（这些研究）不乏对于日常生活的仪式的涉及，但个体的和有生命力的‘身体’并没有得到讨论。
物质性的身体作为思考的起点，被作为象征语言的资源，转移到对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讨论”（Farquhar，2004：
4）。
可以说，这里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更加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建构意义。
3．政治的身体：
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
身体政治（bodilypolitics）主要指“对于身体，不管是个体的身体还是集体的身体的管理、监督与控制。
它可以发生在生殖、性领域，也可以发生在工作、休闲领域，也可以发生在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常领域”（Lock，1987：
8）。
身体政治理论跟后结构主义思潮紧密相连，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极致的表达。
[3]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的身体是社会的身体的一种形式，因为不管是强调对个体的身体的管制还是对集体的身体的管制，身体在这里只是表达某种社会控制的中介，我们很难从中发现积极的身体感受。
但是，考虑到身体政治所侧重的控制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文化与上面我们所表达的社会的身体有所不同，以及其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前面主要是象征的结构主义的思潮），我们还是另列标题加以概括。
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影响深远的福柯的身体思想，尤其是他的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一些女性主义对于身体的思考与分析。
“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一个就是尼采、福柯的历史、政治身体观（汪民安，2003：
21）。
不同于其他两个传统的是，“尼采与福柯的传统根本不想协调身体与意识的关系。
在这个传统中，只有身体和历史，身体和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复杂纠葛。
从尼采与福柯这里开始，历史终于露出了它的被压抑的一面。
一切的身体烦恼，现在，都可以在历史中，在哲学中，高声地尖叫”（汪民安，2003：
21）[4]。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疯颠与文明》从历史的角度具体地研究了权力对于身体的作用方式：
从酷刑暴力到监狱式的改造以及各种方式的规训。
身体在这里成了被权力生产、改造、监控的对象，因而身体史也是政治权力史。
福柯引用了边沁发明的“全景式监视”（Panopticonism）一词，来指权力对人体的控制。
同时，权力并不是外在地作用于身体，而是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福柯这里，身体是臣服的、规训的，不具有能动性与主动性。
福柯还强调生命权力（bio－power）对于作为个体的身体以及作为集体的人口的控制。
前者发展出了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后者成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学。
“性”由于处在生命与身体的交界处，也成了福柯研究的重点。
研究“性”本身并不是福柯的兴趣，但权力、话语对“性”的控制与规训则是福柯的所好。
通过对于历史文献的“话语”式的（discursive）的阅读与分析，福柯解构了那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对身体的管理方式是如何成为“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人们所接受的，揭示了“正常”背后的权力运作。
福柯的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与独特的研究视角，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意义深远，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启发。
在关注女性的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的同时，福柯的话语式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消费主义、性别话语等等所蕴含的权力向度，尤其是微观领域里面的权力机制；得以更好地理解女性身体观的形塑过程。
不过，正如我在后文（“性”研究回顾部分）也会提到的，福柯主要关注的是话语文本，而不涉及当时的具体历史与主体活动，更缺乏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关注（尽管他在后来也开始关注个体、“自我的伦理学”等）。
我更倾向于把话语分析与主体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而不是仅仅从文本、话语中来考察“身体”。
我认为这种结合更有利于考察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下，身体的某些性质（例如生产性、消费性、归顺性、反抗性等等）。
谈到身体政治，女性主义的一些作品不得不提。
在大多数女性主义看来，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身体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缺席，部分地被归因为男性在这个领域（如同很多公共领域）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Turner，1996）。
因此，毫不奇怪，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有关“体现”（embodiment）与身体的女性主义作品不断涌现，身体的性别视角也开始凸现。
比如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伊丽加莱（LuceIrigaray）一派的法国新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的重新诠释，以及巴特勒（JudithButler）等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包括90年代以来兴起的酷儿理论）对于性的身体的强调。
考虑到女性主义的这方面论述大部分与“性的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性别政治”有关，我把它们另辟出来，放在对后面对“性”研究的回顾里面。
4．逾越的身体：
一种综合的理论视角
在介绍“逾越的身体”之前，应该首先提一下特纳（Bryan.S.Turner）对于“身体社会学”的分析。
特纳的《身体与社会》把已有的身体研究放在大的社会变迁历史中（尤其提到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与商业化、政治上的女权运动、以及医学实践的高度）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尤其对身体在社会学中的缺席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他的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特纳的身体研究以及类型学的框架通常被认为属于“社会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这一派。
他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身体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形塑的”。
对此，弗兰克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即“社会自身是怎样在身体的事务中建构起来的”（西蒙？
威廉姆斯，2003：
417；Frank，1990）。
我在这里不打算对特纳和弗兰克的分析框架展开来进行论述，而是想介绍特纳对于身体研究的“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分析。
特纳在分析身体研究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时，也提到应该且如何打破对于身体研究的“认识论”与“存在论”、身体本身与表征/话语之间的二元分立。
他的主张是强调理论立场的“非强迫性”，“我自己的策略是认识论使用主义。
如果我们对社会表征，比如生殖器官的社会表征感兴趣，那么将身体看作是权力的表征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断腿如何对身体形象产生影响，那么保罗？
谢尔德（某些观点与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比较接近－作者注）比福柯的研究更加妥贴。
考虑到身体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中还是一个相对新的主题，那么过早地排斥我们在观念上的多样选择则是不合适的”（特纳，2003：
34）。
与特纳对于理论立场的选择性与认识论使用主义不同，“逾越的身体”更加强调身体本身的多元性。
如果说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这三种身体研究思潮主要针对的是古典哲学“身－心”二元论以及身体的被压抑、被忽略的地位；那么逾越的身体则主要是针对以往的（以及现在的）社会科学对于身体研究的个体－社会、物质－文化、主观－客观的分野。
以往的研究虽然都以身体为出发点，但是它们或者过于强调身体体验，而没有给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留有余地；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把身体作为一个承载社会、文化的工具，而无视身体体验的多样性与偶然性，身体在这里又被“理所当然”化了（Farquhar，2004）。
冯珠娣与洛克编写的《超越规矩的身体：
再读“体现”人类学》（BeyondtheBodyProper：
Re-readingtheAnthropologyoftheembodiment）批判的就是这种“规矩的身体”。
她们认为不管是个体的身体还是社会的身体，以往的身体研究并没有超越自己领域的“规矩”。
一种有着历史深度的与社会深度的活生生的身体概念（livedbody），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仍然相当缺乏（Farquhar，2004）。
冯珠娣与洛克的书收集了50来篇有关身体的文章，通过综合地阅读这些文章，“可以根据对话语、日常生活、技术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分析来对身体问题进行探讨与分类”，“这些身体可以同时汇集社会的、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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