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雁南9天生命留下的光明冰点特稿 2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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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雁南9天生命留下的光明冰点特稿224
付雁南：
9天生命留下的光明（冰点特稿2010-2-24）
1月18日18时32分，湖南省爱尔眼科医院。
医生小心翼翼地摘取小振和的眼角膜。
杨抒怀摄
1月18日，小振和去世后，眼库的医生准备提取他的眼角膜。
一双自己都还没来得及看清人世的小小眼角膜，将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杨抒怀摄
1月15日，小振和躺在医院新生儿的小床上，偶尔哇哇大哭，偶尔睁开双眼，惊恐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杨抒怀摄
1月18日18时32分，在小振和去世后1小时内，眼库工作人员到湖南省儿童医院病房，在对着小小的遗体三鞠躬后，取出了眼角膜。
杨抒怀摄
1月22日13时15分，成功移植了小振和眼角膜的周霞躺在病床上休息。
一双小小眼角膜，将把周霞从黑暗世界里拯救出来，重见光明。
杨抒怀摄
1月22日上午8时，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21岁的周霞坐在走廊等待术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杨抒怀摄
如果小振和能够长大，他就可以仔细看看自己居住的这座美丽的湖南小城：
晴朗时湛蓝的天空，宽阔的银色江面，以及家门口修路时翻出的湿漉漉的红色泥土。
也许，他还能通过镜子，看看自己逐渐成熟的脸庞，包括那双“和哥哥一模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
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2010年1月18日，这个湖南新化的婴儿，因为一种名叫“多发性肠闭锁”的疾病，在出生9天后离开人世。
他那悲伤的父亲签字捐出了儿子的角膜，希望孩子能把“没看到的东西继续看下去”。
很快，其中的一只角膜，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被移植给了一名21岁的女孩。
这个小男孩的生命只存活了9天。
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的眼睛还在继续看着这个世界。
甚至，他的父亲会时常觉得，儿子的生命好像也被延续了下来。
新生
小振和是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名字是妈妈姜桂云取的。
配合着大儿子“振强”的名字，这位说话慢声细气的内向母亲希望，“这个健健康康的孩子，能让我们一家子更加和和美美”。
衣服是全家人一起挑的，无论是单衣，还是针织衫、棉衣，都是鲜黄或粉红的颜色。
小床则是哥哥高振强让出来的。
因为怕黑，这个瘦小的男孩子直到10岁，还一直睡在父母卧室的一张小床上。
有时候，他会在熟睡时被抱回自己的房间，到了半夜，他还会爬起来溜回父母的房间。
但这一次，为了把小床让出来，他和父母商量，看能不能“和奶奶睡一张床”。
在怀孕的日子里，姜桂云总会时不时幻想：
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会不会像大儿子振强一样，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会不会比小振强学习更认真，成绩更好；或者，会不会比小振强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每次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有些发愁。
自己10岁的大儿子虽然活泼好动，但看起来总是比同龄人瘦小很多。
刚出生一个月时，小振强被查出患有肠梗阻，被送去长沙做了手术。
尽管手术非常成功，可从那之后，小振强就一直长不高，而且细手细脚，“怎么都养不胖”。
这一回，她和丈夫高雄飞商量着，一定要“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至少，孩子在我肚子里特别调皮，总是像在翻跟头一样。
”这位年轻的母亲总会这样安慰丈夫，“这就说明他很健康吧。
”
小振和出生的那天，是2010年1月10日。
在姜桂云眼里，这个摩羯座的宝宝不爱哭，看起来特别健康。
可第二天，高雄飞就发现了问题。
出生一天后，小振和没有排便，而且总是不断地呕吐。
想到大儿子当年的病情，高雄飞坚持，一定要给小振和做一次检查。
根据B超检查结果，新化人民医院的医生判断，小振和的肠道中有一个地方被阻塞了起来，造成消化的食物无法排出。
高雄飞知道，这和大儿子当年的“肠梗阻”完全一样，他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当天下午，高雄飞带着小儿子来到长沙，准备做一次手术。
出发之前，高雄飞带着孩子回到家里。
这是小振和唯一一次踏进家门。
他的奶奶回忆，当时，这个刚出生两天的孩子瞪大眼睛，不断向四处看，“好像想用这一次机会，把家里的所有地方都看个清楚”。
放弃
这个只有9天的生命，并没有给家人留下太多的东西。
连照片也只有小小的一张，是高雄飞用手机拍下来的。
上面的小振和有着毛茸茸的头发，不胖却依然肉嘟嘟的脸蛋，一双黑亮亮的眼睛眯起来，看着镜头笑着。
拍完这张照片，这个刚刚出生5天的孩子，就被送进了医院的手术室。
1月13日，当高雄飞把儿子送到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时候，他觉得安心了很多。
10年前，大儿子振强就在这里接受了手术。
他反复安慰妻子：
“不就是个手术嘛，做完孩子就没事了。
”
连医生最初的判断也是乐观的。
但小振和手术开始20分钟后，一名护士走出来，对高雄飞说，医生让他进去商量一下，因为“孩子现在有一点麻烦”。
在手术室里，医生告诉他，小振和的病不是肠梗阻，而是“多发性肠闭锁”。
那一段小小的肠子，并不像开始预想的那样只有一小段被堵住了，而是像竹节一样，每隔一小段，就有一截被堵了起来。
这位医生告诉他，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把所有被堵起来的肠子都剪掉，把剩余的部分缝合起来，但这样的手术风险很大，即使手术成功了，孩子的肠子也只有正常人长度的1／3,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这样孩子只会“更加痛苦”。
“你希望继续手术，还是准备放弃？
”在手术室晃眼的灯光下，医生问。
手术台上，小振和的脸被一块暗绿色的棉布盖住。
高雄飞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完全空白”了。
硬撑着走出手术室后，高雄飞在候诊室给妻子打电话。
这个35岁的湖南汉子终于崩溃了，夫妻俩在电话两头一起痛哭起来。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悲伤，小振和还在手术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决定。
几句话之后，两个人决定，“让孩子少受些痛苦”。
姜桂云哭着对高雄飞说：
“如果让孩子那么痛苦，也许他也会恨我们的。
不如现在就放弃吧。
”
一个月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高雄飞的声音还是会立刻低哑下去：
“我们本来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健康的身体……但连这也只能是个愿望了。
”
20分钟后，高雄飞重新回到手术室，在儿子的诊断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儿，高雄飞的毛毛，因患有重疾无法治愈，我要求放弃对他的治疗，交由医院处理。
”
手术台上，小振和还蒙着那块暗绿色的棉布，安静地睡着。
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好像与他没有关系一样。
黑暗
当高雄飞签字放弃对小振和治疗的时候，在几百公里外的武汉，21岁的周霞刚刚四处借钱，凑齐了角膜移植的手术费。
这个刚刚结婚一周的年轻女孩，左眼的角膜已经严重溃烂，所有物品在她面前，几乎都只是一片“模糊的光影”。
很长的时间里，这双大眼睛一直是周霞美丽的标志。
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这个湖北姑娘灾难的来源。
一开始，她只是觉得眼睛有点痒，慢慢地，她的眼球开始发红，严重的时候，她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去年5月，周霞第一次离开自己在湖北松滋市文家河村的家，坐了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医生们发现，由于细菌感染，她的角膜已经长出了灰色的斑点，如果不及时摘除角膜并进行移植，恐怕有要摘除眼球的危险。
6月，周霞接受了手术移植。
两万块的手术费是在外打工的父亲好不容易攒下的。
这个三口之家全靠父亲每个月在镇上打工挣得1000块钱维持生活。
周霞的母亲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影响了智力发育，行动有些迟缓。
不过，因为没有合适的角膜库存，急需手术的周霞被移植的角膜，却是从一只羊的眼球上摘下来的。
这只能保住她的眼球，却并不能让这只眼睛完全恢复视力。
在几个月后的复查中，虽然医生们认为周霞的眼睛恢复得很好，但她左眼所能看到的，仍然只是模糊一片。
手术刚完成时，医生曾不断劝周霞再在医院观察几天，因为“卫生条件比较好”。
但考虑到每天100多元的住院费，她还是很快回到了家里。
在村里，一家人正在忙碌着，用村里资助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万块钱，再四处凑凑，为这位即将结婚的女儿盖一间新房。
谁也没想到，当这间宽敞的新房盖好的时候，周霞的眼睛再一次感染了。
家里人已经说不清楚，造成她眼病复发的，到底是盖房施工的尘土，还是她帮工人做饭时飘入眼中的油烟。
但可以确知的是，除了与上次相同的红肿、发痒，那片移植来的角膜也一起溃烂了。
2010年1月5日，周霞坚持按原定的时间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两天后，当她再一次被送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时，这位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新娘，左眼几乎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父亲为她凑足了手术费。
但周霞并不知道，这一次，植入她眼睛的角膜不再是来自一只羊，而是来自一个远在湖南的，只有9天生命的男婴。
捐赠
在放弃对小振和的治疗后，高雄飞开始打电话通知那些刚刚祝贺自己“喜得贵子”的亲戚，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治不了了”。
一个亲戚在电话里提醒高雄飞，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父亲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打动了。
“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那我也会觉得，我的小孩好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高雄飞说。
他马上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愿不愿意“做点好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31岁的姜桂云很少反驳丈夫的意见。
这个温顺的妻子哭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
“能帮就帮吧。
”
在周围人眼里，这对夫妇本来就是善良的人。
在高雄飞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里，他们和几个工人的关系特别好；在高雄飞的弟弟离婚后，他们又把弟弟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一住就是近10年。
高雄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把小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他的选择并非没有私心。
高雄飞说，捐出了孩子的角膜，就会觉得“总还有些念想在这个世界”。
甚至，他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让小振和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
因为担心老人无法接受，他没有和父母商量。
“我害怕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走得完完整整，不愿意缺些什么。
”高雄飞这样解释说。
不过，这时的高雄飞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把孩子的角膜捐到哪里。
直到一个在媒体工作的亲戚，帮他找到湖南爱尔眼科医院的电话。
连医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年幼的角膜捐赠者。
刚接到高雄飞电话的时候，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女孩子甚至不能确定，出生才5天的小振和，是否符合角膜的捐赠要求。
不过，她反复感慨：
“这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
1月15日下午，当这名眼库协调员提着印有“角膜捐赠”的资料袋，在儿童医院找到高雄飞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家长们都震惊了。
他们纷纷围过来，一边“警惕”地看着这名协调员，一边问高雄飞：
“她不会是劝你要捐孩子的角膜吧？
”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高雄飞小声解释，“想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帮到别人。
”周围的家长很快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拍高雄飞的肩膀：
“这是好事，好人会有好报的。
”
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小振和一直躺在儿童医院一张银色小床里。
他能看到的，是米黄色的天花板，镶嵌在其中的青绿色的中央空调，白色的荧光灯管，还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衣服的护士，偶尔过来给他打针、换尿布。
这大概就是他全部的记忆了。
从手术室出来后，他再没有离开这间病房。
他看不见病房草绿色的房门，看不见圆形的窗玻璃上印着的番茄图案，连爸爸妈妈的脸，他也再没有见过。
按照医院的规定，放弃治疗的孩子应该由家长带回家，但高雄飞不愿意这么做。
“孩子带回家，可能很快就没了，要是留在医院，也许还能多活几天。
”于是，他找到医院医务股的股长，苦苦哀求，终于得到允许，让孩子继续留在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但这样一来，在儿子生前，高雄飞就再也无法见到他了。
为了保证病房的卫生，他和所有的家长一起，被挡在了监护病房的外面。
他只能回到新化的家里，陪着正在坐月子的姜桂云。
因为害怕影响她的身体，全家人都对此避而不谈。
只有一次，小振和的爷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忍不住了，扭头问高雄飞：
“毛毛呢？
”
高雄飞低下头，避开父亲的目光：
“毛毛在医院里，还没回来呢。
”可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毛毛”不会回来了。
只有通过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人们才了解了小振和在病房里最后的生活。
3天时间里，他总是裹着一条黄色毛毯，同病房里其他孩子一样，他有时会挥舞着手脚大哭，有时会瞪着眼睛张望四周，有时只是躺在四周都是金属护栏的病床上，安静地睡着。
唯一不同的是，小振和床头没有写着病例的标签，没有人按照标签的说明，推着他到不同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护士们也不会再把他送回母亲身边。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小振和很快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
他睁眼哭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多数时间只是在床上沉睡。
因为身体太瘦小，一张小小的儿童病床，有大半面积空着。
1月18日下午，当这名记者走进病房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发现肌肉有些僵硬。
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的死亡，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高雄飞见到小振和，则是第二天的事情。
前一天下午五点多，他接到爱尔眼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走了”。
姜桂云哭着想见孩子最后一面，而高雄飞怕影响妻子的身体，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
第二天一早，他坐上第一班长途汽车，急急忙忙来到了长沙。
儿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
高雄飞站在门前，看着卷闸门缓缓升起，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了进去。
阴冷的太平间，在冬季里格外寒气逼人。
小振和就躺在一个棕色的编织袋里。
高雄飞抱起他，发现儿子只穿着一套白色小花的病号服。
“儿子，爸爸给你穿衣服，乖乖的啊。
”这位一路奔波的父亲从随身的行李里拿出粉色的羊毛衫、橙黄色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给孩子穿了上去。
“这里实在太冷了，他穿得又那么单薄……”高雄飞这样解释着。
他当时转过头去，抽了抽鼻子，又给孩子的身边塞进去一个粉红色的奶瓶。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移植
角膜摘取的手术是在小振和离开的病床上完成的。
眼库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角膜捐赠者。
当他们把一块墨绿色的棉布盖在小振和的脸上时，本该只露出眼睛的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竟然将小振和小小的半个脸都露了出来。
眼库的医生们曾经担心，一个婴儿的角膜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会太小。
因此，小振和的角膜可能“只能应急”，没办法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但看到摘取下来的角膜时，他们发现，小振和眼睛黑眼球的部分特别大，角膜的大小也几乎接近了成年人的水平。
一名眼库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感叹：
“如果能够长大，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
”
即使见惯了生死，儿童医院的护士们也纷纷“蒙上了眼睛”，不敢看这个摘取角膜的过程。
至于取出的两片透明角膜，则被放入一个不锈钢小瓶子，并在一个盛有冰块的黄色保温桶里冷藏起来。
本来，眼库计划将角膜移植给一位哈尔滨的患者。
但由于这位患者被检查出了糖尿病，无法进行手术，排在第二位的周霞就幸运地获得了接受移植的机会。
角膜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
医生把周霞眼中的坏角膜除去，又把小振和的角膜覆盖在周霞的眼睛上，并用线紧密地缝合起来，“就好像拆掉破碎的玻璃，又重新安上一块新的一样”。
手术完成后第二天，周霞就拆去了眼睛上的绷带。
眼前的景物仍然十分模糊，但医生说，如果恢复良好，她的视力会慢慢提高的。
现在，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期待这只角膜带给她的新生活了。
重生
在高雄飞刚决定捐出儿子角膜的时候，一名当地记者曾经希望，这角膜能够被移植给一个同样年幼的孩子。
“那这个故事就更加完美，小振和‘重生’的意味就更加强烈了。
”
可高雄飞从来没考虑过这些。
他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角膜的受捐者能尽量年轻一点，这样小振和的眼睛“就可以多看几年”。
如今，21岁的周霞已经令他们足够满意了。
其实，除了年龄21岁、家住湖北松滋这些基本信息，高雄飞对周霞几乎一无所知。
他和妻子没有打听周霞的电话，也没有试着联系她的家人，因为他担心，自己贸然联系，会让这一家人觉得有负担，“好像我们想要什么感谢似的”。
周霞也没有跟高雄飞联系过。
她没有手机，也不知道高雄飞的电话，她更担心拙于言辞的自己，到时候会“讲不出话来”。
平日里，周霞的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她不爱听音乐，不爱看书，现在为了保护眼睛，也不能看电视。
而在上一次眼睛再次感染后，家人们也不许她再做家务了。
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新房里。
在这个表姐帮她布置的房间里，有紫色的窗帘，紫色的衣柜，紫色的沙发，这是年轻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的浪漫颜色。
可这个农村姑娘更喜欢生活里那些具体的东西。
她喜欢这间漂亮的婚房，喜欢老公买给她的黑色羽绒服，也喜欢结婚时穿过的那件红色大衣。
而最让她感到充满希望的，则是自己的眼睛恢复以后，她“还能帮老公做些家务”。
只有在谈起新婚的丈夫时，周霞有些呆滞的眼神中才会透出欣喜。
她的母亲很少讲话，父亲又要打工，又要种田，更是很少跟女儿交流。
直到有记者到家中采访时，他才想起来仔细看看女儿，并吃惊地问：
“你的眼睛怎么还这么红？
”
手术1个月后，周霞的左眼球仍然泛着一大片血色，她还在耐心等待自己的康复。
现在，她每天需要用3种眼药水、3种药膏，稍有刺激就会泪流不止。
但这个被病痛折磨了一年的女孩子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希望
从医院回到家后，大儿子振强第一个跑过来问高雄飞：
“弟弟怎么没有回来？
”高雄飞犹豫了很久，告诉小振强，弟弟“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个刚刚发誓要好好学习、长大挣钱给弟弟治病的男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清亮的童音大哭起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小振和的痕迹被有意从家里抹掉了。
长辈们很有默契，不再谈起这个早早离去的小儿子，姜桂云也把孩子的新衣服都送了人。
甚至，高雄飞把儿子的骨灰也留在了长沙，因为爱尔眼库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所有的角膜捐赠者，都会被埋在长沙市郊的凤凰山。
那里风景优美，而且是长沙“风水最好的地方”。
只有一个纪念杯被孩子的奶奶留了下来，塞在柜子的最里面。
那是一座30厘米高的透明纪念杯，在纪念杯的顶端，有一只眼睛形状的雕塑，而在下面的支柱上，刻着一句话：
留取光明在人间。
高雄飞说，这是儿子在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东西”。
但伤痛的情绪还在这个家庭里挥之不去。
有时候，小振强会趴在妈妈的怀里撒娇，让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有时候，高雄飞和姜桂云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手机上保存的小振和的照片。
“和他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
”姜桂云看了一眼大儿子，轻轻地说。
这对年轻的父母，正努力让自己从伤痛中解脱出来。
“至少，他还能用自己的眼睛，帮助这世上的其他人。
”高雄飞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多了些“心安理得”。
2月10日，通过前来采访的记者，周霞第一次给高雄飞打了电话。
整个对话中，周霞紧张得只会不断重复几个句子：
“谢谢高叔叔”，或“新年快乐”。
反倒是原本不善言辞的高雄飞不断问周霞，家里有几口人，父亲做什么工作，眼睛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这次短暂的通话结束后，高雄飞不断抱怨，家里信号不好，“好多问题都没听清”。
而周霞则涨红了脸颊，眼泪不断在眼眶里打转，很久都讲不出话来。
她大概是太紧张了，站起身在屋门口吹了吹冷风，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家的门外，是不同于湖南的另一幅画卷：
土地不再是暗红，而是泛出了黄色；一小片平整的农田里，立着一座灰色的小屋；天空正下着小雨，不远处的山透出一片湿润的绿。
这个21岁的女孩儿轻轻地笑了。
在她的面前，那些熟悉的山峰、田野，正和自己的生活一起，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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