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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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分析
古籍版本分析
1．版本分类 对版本作鉴定与辨伪，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从刻印地区、时代先后、刻印机构、版式、装帧等多方面着手，将其细作分类，大抵如下：
按刻书时间区分，计有：
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
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刻书地区分，计有：
浙本、闽本、蜀本、高丽本（即朝鲜本）、东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
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按字体、装订大小分，计有：
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颜色分，计有；红印本、蓝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内容多寡、评注等分，计有：
足本、增订本、删节本、批点本、评注本、配本等； 按活字性质分，计有：
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价值或使用价值分，计有：
孤本、珍本、善本、校本、进呈本、四库底本、残本、不列尾、批校题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献可分：
抄本、旧抄本、传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钤印本、石印本等。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罢了。
2．雕刻本鉴定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
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
“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
”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
“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
”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
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
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
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
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
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牌记又叫书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书末，类似现在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名称，如明正德本《文献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暮独斋刊行”双行牌记。
有些牌记内容较长，如嘉靖本《初学记》序末刊：
“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纂初学记一书，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勘精细，并无荒错。
买书君子，幸希评鉴。
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
这很能说明选用底本、校勘等情况。
序、跋是著者或与之有关的师友、后学撰写的该书成书过程、写作缘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写时间一般距刻印时间不远，可以作为鉴定年代的一个依据。
但单纯靠序跋题写时间还不可靠，因为不少书籍在翻刻时将原序依样刻录，因此得看看共有几篇序，以最近的一篇来推算。
当然，遇到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还将凭字体、纸张等其他特征来辨别。
题跋、识语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其所藏之书卷首或卷尾的个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同时也提供了名家的鉴定见解。
如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赵锈藏明版《韵语阳秋》卷三末有赵氏题识。
其他如黄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爱的书上题语。
与题语同时出现的是藏书印章，如××楼、××阁、××斋、××堂、××轩以及藏书家姓名、字号等等，自然也是鉴别时代、了解流传的一项内容，但它同题语一样，也有伪作。
书名的冠词，有时可直接知道该书的写作年代，如称“国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当代，而若重刻，则冠以“重刻”字样，或将“皇”、“国”等字删去不用。
如《圣宋文选》、《皇元风雅》、《大明一统志》、《皇清经解》等。
而元人撰《国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国朝先正事略》等均为当代人所刻的当代人著作。
避讳是遇到当朝君主或所尊者时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书写现象。
如宋微宗名赵佶，则书中凡遇“佶”及吉、咭、诘等字均要回避。
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横笔，“校”作“较”。
这样，在鉴定版本时，讳字便也是一个内容。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陈垣先生有专著《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出版），可参阅。
不过避讳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万历后趋密，不能一概而论。
在查阅一些古籍著录书时，常见有“××叶，××行”的记录，这便是行款字数等的版式统计描述，因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规格尺寸不一，行数、字数也不同。
另外，边栏、鱼尾、书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
如《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为半叶13行，行23或24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黄善夫刻本为半叶10行，行18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纸张在版本鉴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兹将常用的几种纸作一简介。
麻纸：
分黄、白两种。
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
纸纹均宽，约一指半。
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
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
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
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
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
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
明前期多用。
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
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
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
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
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
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
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
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
分为多种。
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
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
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
米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
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录，包括具体某种书的字体、行款、版式、卷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等内容，均可一一查核。
如《四库简明日录标注》，对各种不同版本均有说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大馆的善本书目均可查考。
古人所编的书目，如宋晁补之《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等也可按需翻阅。
最后要提出的一点，就是版本鉴定标准中的“软件”，即检阅书的内容本身，诸如制度、习俗、用语等，有时都可以成为年代鉴定上的佐证。
如《刘知远白兔记》，向与《荆钗记》等合称为四大南戏，收入《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1911年在该书跋语中称其为宋巾箱本，事实上该书有多处不避宋讳，早有人怀疑它是元刻伪托。
近又发现，书中所用的某些词汇只在金、元才出现，宋人不可能讲元人的话，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
如讲到刘知远在李家的佣工，《新编五代史平话》称作“驱口”，按：
驱口即元人所说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则改称“年作”，可见刻本年代不同，内容上有时会体现出来。
常用古籍版本术语
版框：
指书版四周。
栏线：
书版四周之界线，单栏为一粗线，双栏为一粗一细两线，又有形似竹节的竹节栏，以花纹组成的花栏，以"卍"（俗称万字不到头）组成的卍字栏，以古器物图纹所组成的博古栏等。
行格栏线用黑色或朱色，称乌丝栏、朱丝栏。
行款：
指书中正文的行数、字数。
版心：
又称"书口"，一叶书的正中（中缝）。
书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细的为"细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
书口多刻有书名、卷次、页数、刻工姓名等。
鱼尾：
版心中缝处如[]形记号，形似鱼尾，故名。
为折叠书页的标号，黑的称黑鱼尾，白的称白鱼尾，双股线的称线鱼尾，作花瓣状的称花鱼尾，只刻一个的称单鱼尾，刻两个称双鱼尾。
耳子：
刻在左栏或右栏外上角的小长方格子，内多刻本书小题。
线装：
前后各加书皮，再打孔穿线成册的一种最普通的古籍装订形式，自明朝中叶直至现在一直使用。
经折装：
折叠成册，可连续不间断翻阅的一种装帧形式。
主要为佛徒诵经方便，故名。
蝴蝶装：
将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将各页中缝对齐，再粘附于另一包背纸上，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翻阅时似蝴蝶两翼飞舞，故名。
包背装：
字面向外，背面相对的装订形式。
对折之后，书口向外，后背用书皮包裹，不另穿孔订装。
衬纸：
古书修理时，为使书页骨力延长，而原书每页内所衬的新纸。
天头：
指书页上端，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地脚：
指书页下端，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书品：
书籍本子之大小（开本）；或指书的品相，新旧程度。
善本：
指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如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或反映某一领域某一事件资料方面较有系统的稿本，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的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等。
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定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
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
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 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
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
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
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 为刻书标识。
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
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
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
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 古籍大都有序跋。
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
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 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
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
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
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
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 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
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
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
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批校题跋 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
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
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印章 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
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
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
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行款版式 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
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
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
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黄色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
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
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
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
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 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
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
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
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
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
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
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
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
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
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文献资料 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
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
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
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
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 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
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
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
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
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
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
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
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
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
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
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
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
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
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
④假作牌记。
⑤染纸。
古籍版本鉴定之绪论
（一）版本学与目录学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
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
那么，版本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简而言之，它是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
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
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
《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
“既欲刊定，必籍众本”。
樊逊所谓：
“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的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已经开始了。
证以李善注《文选。
魏都赋》引《风俗通》云：
刘向在《别录》中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本。
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
“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
“本”，其后，竹简即费，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到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也。
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
“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
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至宋，刻版大行，名义遂定。
唐、五代后，镂版盛行，一书刻就，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意颇相符合，故称之为：
“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没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故往往有善本。
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
从此以后，这个书籍刊刻雕版就开始多起来了，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
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
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
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等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着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的内涵已经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
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
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就更为广泛起来了。
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
开始，版本学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
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
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
后来他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了。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
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收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
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上还不十分繁杂。
但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问题。
如果的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研究文献和整理工作造成困难。
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内，就难负起它所研究的丰富内容重任。
所以版本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
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位置，可以这样表示之：
目录学分四个部分
（1）提要学：
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录。
（2）分类编目学：
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录》、《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
《别录》和《七略》虽已失传，但据班固《汉书。
艺文志》所记，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
（3）校勘学：
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
《国语。
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 所存乐章的事。
《公羊传。
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之误。
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
（4）版本学：
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
“即欲刊定”必籍众本。
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好了，今天我先打到这里，明天原来想打研究版本的意义的，后来一想，没有这个必要，大家喜欢古籍，不外乎三个理由，
（1）就实是做学问，研究。
（2）为了收藏所以爱好。
（3）就是把古籍看成一个投资。
所以明天我就跳过研究版本学的意义不提了，直接进入第二章：
古籍版刻史略。
第二章；古籍版刻史略 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都是靠手写传抄的。
后来，随着造纸事业的发展和在印章、拓印技术广泛流行的影响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
雕版的印刷术的发明虽无确切日期可据，但它发明于1300年前的唐初已经无疑了。
我国雕印印刷开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极于明，这里就各代发展的不同特点，分别述之，才能对雕版史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
（一） 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图籍，流传到现在已经比较少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介（音念介，因我的打字系统没有这个字，所以我只能这样打，确切的字是王字偏旁加介）为二亲雕造施舍的《金刚经》卷子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
这一经卷前边的扉画是现存最早的版画。
乾符年间（877年）的历书和中和两年（822年）的历书残叶，也是唐代印本，这些可惜已经在80多年前被斯坦因盗去国外。
国内现存最早的印本，是1953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唐。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所刻的《陀罗尼经咒》。
从七、八世纪之交到公元九五九年的两个多世纪里，雕版发展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文字雕镌上保持了唐人写经的风格。
从咸通九年《金刚经》，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历书残叶，五代晋开运四年（947年）《观世音菩萨像》，五代、吴越显德三年（956年）《金箧印经》等版印品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其文字风格具有明显的唐人写经韵味。
这样朴素的雕镌手法，既证明了雕版尚处于初期朴素阶段，同时也证明了雕印术来自民间，且一直主要地为民间所利用。
2、出现了雕刻中心。
唐、五代雕版中心区，从记载上看，大致有江东、淮南、四川、江西、青州、瓜州、沙州。
这给两宋以后各代版刻地区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3、从民刻到官刻。
到了五代，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私刻（亦称家刻）和坊刻开始形成，这种结构一直延续了千年以上。
八三五年冯宿奏请禁私置日历版，八八三年柳频（又不能打出来，是王字偏旁加比，音：
pin）记成都书肆所见，均为民间坊肆。
九三五年后蜀相毋昭裔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私家刻书之流也。
九三二年冯道奏请雕刻《九经》，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滥觞。
由此，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出现。
二、宋代的雕版事业 两宋雕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北宋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派人往四川开雕《开宝藏》，并将蜀地书版运至卞京，加以卞京手工业发达，这些对雕版事业的发展就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两宋三百余年是我国雕印发展的黄金时代。
宋代印本，从明朝至今日益为人珍视。
其原因：
一是由于宋代去古未远，很多印本保存了古书原貌，没有经过象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那样删改；二是由于它的刻印精细，不但具有高度的工艺技术，又富可喜的艺术风格；三是由于它日渐稀少，几经变乱，传之匪易。
尤其是前二者，从雕版本身来看，更为重要。
那么宋雕版特点有那些呢？
1。
刻书地区相当普遍。
宋代刻书除了卞京、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为中心外，广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也出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的雕印版书。
现在就中心地区简介如下：
（1）汴梁；北宋的首都，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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