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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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
（那时）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质量好坏，冰箱有冷气就要，电视机出图像就抱。
———中国价格协会会长王永治
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
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
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力求稳定。
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
———邓小平
2008年，中国经历了一场物价大涨的考验，也面临一场价格改革的考验。
1988年，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物价大涨和价格改革。
不同的是，20年之后的中国，再也不会出现1988年那样可怕的席卷全国的抢购局面，而即将进行的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也不会像当年一样突然而起突然而止。
20年的时光，中国早已经告别短缺经济，百姓已经更加理性，而政府也学会了把握改革的时机，尤其重要的是信息的公开。
“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一改昂扬之态，以一篇语调沉重的《元旦献辞》迎接新年：
“刚刚过去的1988年是难忘的……在这一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遇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成为许多人对那一年的共同记忆。
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尤其刻骨铭心：
“1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蹿到300多块，汾酒从8块涨至40块，古井贡酒[24.494.43%]从12块涨至70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至十来块。
”
20年前的中国，物资依然短缺。
面临物价上涨，人们的应对办法与当下截然相反：
倾囊抢购。
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城市，商店开门后两三个小时，原计划卖一天的名烟名酒被扫荡一空；盛夏时节，杭州的毛衣毛裤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四季如春的昆明，经常滞销的电风扇变得炙手可热；武汉有人买回200公斤食盐，南京有市民买下500盒火柴，广州有女士扛回10箱洗衣粉……
按照中国价格协会会长王永治的说法，“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质量好坏，冰箱有冷气就要，电视机出图像就抱。
”
人太多，以至于许多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只开一个门缝，或者隔着铁栅栏，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抢购者挤作一团的景象随处可见，抱怨声、谩骂声夹杂其间，焦灼之情像传染病一样在空气中弥散。
与商店一样人满为患的还有银行。
定期的，活期的，到期的，没到期的，储户蜂拥而来，致使多家银行纷纷告急。
湖北某县银行因拿不出钱，柜台被愤怒的人群掀翻在地。
2007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人们已经大呼“受不了”。
而1988年，这一数字超过18%.
被误读的“价格闯关”
这一切，源于一项愿景良好的行动———价格闯关。
1988年8月19日，一则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中央决定改革物价和工资制度，总的方向是：
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提高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以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时间是5年左右。
本是物价与工资齐头并改，但人们似乎只看到了前者，并把“5年”视作近在眼前。
7.8.9三个月，全国居民储蓄锐减300亿元。
事实上，老百姓在当年年初已嗅到异样：
3月份，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其中多是小商品和日用品，上调幅度在20%-30%之间。
所涉商品种类之多，前所少见。
4月份，国家对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
过去，为使这些副食品保持低价，国家财政补贴给商务部门，现在则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
结果，鲜菜涨价1/3多，猪肉涨价一半左右。
5月份，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
”“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
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
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
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中写道：
“现在闯物价、工资等改革难关，虽然有风险，但更重要的是有诸多有利条件。
”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一天，《人民日报》登了篇茅于轼力挺放开价格的文章，题目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
7月28日，往日难得一见的茅台、中华等13种名烟名酒摆上柜台，放开价格。
结果，同样是价格飙升。
1300斤稻谷换一只手表
价格闯关是痛苦的，而它的目的恰恰是终止痛苦。
197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文武汉说，“文革”期间更是离谱，各级价格机构被取消，物价几被冻结。
当时，偌大一个广东，负责价格工作的人只有一个。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
文武汉清楚记得，197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
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11.581.31%]价格低于价值25%—3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3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就算不和工业品比，种庄稼也是极不划算的。
1978年，稻谷、小麦等6种粮食每担收购均价11.28元，而生产成本是11.14元。
其中，小麦每担还亏0.81元，玉米亏1.46元。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起初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
同时，小心翼翼地分3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和3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
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
价格改革=涨价。
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小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价格“双轨制”全面铺开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
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文，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
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
成致平说，“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
历史将“双轨制”从舞台一隅推向中央。
“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
”据成致平回忆，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
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32元。
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加速了双轨制的普及。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以文选人，从1300多名应征者中挑出124名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一起走上浙江莫干山大话城市经济改革，颇具“一肩道义、忧患天下”的情怀。
与会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在校研究生，如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张维迎和正在中国社科院上学的华生等，但急于求新求变的政府很看重这次讨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门都派干部与会，其间，偶而还能看到一些中央领导的秘书。
讨论会分成七个专题小组，争辩得最热烈的当数价格组，许多本不属于该组的人主动卷进来，比如华生。
对于价格问题，呈三足鼎立之势：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调”，张维迎高调主“放”，华生等则建议“调放结合”。
经过一番唇枪
舌剑，“调放结合”派渐占上风，华生作为价格组代表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的张劲夫汇报了想法。
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
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
一批“倒爷”应运而生
对于双轨制，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这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会导致撞车和混乱，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
很不幸，预言成真。
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后，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89年3月，煤炭高出149%，原油高出213%……一大批“倒爷”应运而生，疯狂地将计划内产品转手卖到市场上。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馆里，一名“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
第二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
就这样，提货单没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这批钢材由每吨700元蹿到1600元，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赚得暴利。
金钱与权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
当时《刑法》中有过一条特殊的罪名：
投机倒把罪；而1987年9月17日也专门颁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华生一度因双轨制声名狼藉。
他无奈地借用一句名言自我解嘲，“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抢购风让“物价闯关”受挫
“长痛不如短痛。
”1988年，邓小平决心闯价格关。
“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
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多次吹风，“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导致自发乱涨价，越乱国家越不敢涨价。
”“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
”
当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基本设想是：
价格连涨5年，年涨10%，工资也连涨5年，年涨10%以上。
改革行动按原计划进行。
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正式通过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龙种变跳蚤”之事再次上演。
各地抢购成风的消息不断传入中南海，政府不得不放弃整体规划突破，回到放调结合、逐渐推进的原有轨道上：
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特意发文进行解释，“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甚至更长时间达到的目标。
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
明年是改革第一年，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各地应据此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
”
为抑制通货膨胀，回笼资金，中央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甚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中央高层内，求稳思想再次抬头。
一位中央领导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
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
闯关为何受挫？
有人认为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进行改革难度最大的价格，邓小平的总结则是太急了，“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
”“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
十亿人口的大国，要力求稳定。
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
”
“此类一揽子方案，往往既要求政治环境稳定，又要求经济环境宽松，既难以解决现实中各种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掣肘，又无力面对群众对价格大变动的自然恐慌、预期过激和社会反弹。
而方案所需的改革前提，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改革过程中最缺乏的东西。
最终的结果，不是流产就是造成社会动荡和改革挫败。
”在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除垄断行业外价改基本完成
之后的3年，很容易被想象成是价格改革停滞不前，事实上，与市场逐渐并轨的行动并未中止。
以特殊的1989年为例，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曾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做过统计，按实物量计算，当年企业按计划价所购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44%，已经不足一半，如煤炭的计划调拨数量为45.4%，钢材为29.7%，木材是21.7%，水泥为15.5%.若按金额计算，比例更低，只有28%.
在计划调拨量减少的同时，计划调拨价接连调高，如原油，3年内提价约80%.到1992年年初，计划外市场已成为主流，多数产品的计划内外价格相差不大。
邓小平南巡，诸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类的话语，更是将压在锐意改革者头上的大石头瞬间摧毁。
当年8月份，价格闯关再次启动，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从原来的818多种骤降为141种，下放的定价权或者交给生产者，或者交给省级物价部门。
时过境迁，曾经的困难重重突然变得一马平川，商店和银行里没有再现疯狂的人潮，中央领导事先也无需殚精竭虑、担惊受怕。
“是双轨制把物价大关无形中给消化了。
”华生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双轨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
但到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俄罗斯休克疗法暴露弊端后，人们开始正视双轨制的可取之处。
“从结果看，双轨制是成功的。
”
对于“通货膨胀压力大时不能搞价格改革”的经典说法，华生不以为然。
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4.7%，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24%，但恰恰是那两年，最为敏感的粮油销售价基本放开。
至1990年代中期，除垄断行业产品外，价格改革基本完成。
抓住契机完成油价改革
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
而今，最大的山莫过于仍由政府指导定价的能源产品价格扭曲。
以石油为例，价格一度与国际几乎接轨，但一遇情况立即转身。
1998年6月起，原油基准价格由国家发改委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每月调整、公布。
到2001年，国家发改委不再公布原油基准价，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团按相同原则参照国际市场自行计算确认，当国际油价波动幅度在5%-8%之间时，国内市价不变，超过这一范围时由国家发改委调整零售中准价。
2006年下半年，国际油价飞涨，政府再次与国际脱轨———对成品油零售价实行价格保护，炼油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的一幕再次上演，国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巨额补贴。
2008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并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两项改革正式被提上日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1988年相对仓促的改革相比，无论是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还是燃油税费改革，都经历了多年的酝酿讨论。
特别是燃油税费改革，从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算起，已经热议了十多年。
“国家选择当前这个窗口考虑出台这两项改革，主要是看到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来的契机。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说。
尽管解决部分能源产品价格国内国际双轨制的难度远不及当年的价格闯关，华生依然不赞同“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化做法，“放调结合，是历史上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也是我们今后不能抛弃的有效工具。
”
校长的华生看来，这个教训足够深刻。
除垄断行业外价改基本完成
之后的3年，很容易被想象成是价格改革停滞不前，事实上，与市场逐渐并轨的行动并未中止。
以特殊的1989年为例，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曾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做过统计，按实物量计算，当年企业按计划价所购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44%，已经不足一半，如煤炭的计划调拨数量为45.4%，钢材为29.7%，木材是21.7%，水泥为15.5%.若按金额计算，比例更低，只有28%.
在计划调拨量减少的同时，计划调拨价接连调高，如原油，3年内提价约80%.到1992年年初，计划外市场已成为主流，多数产品的计划内外价格相差不大。
邓小平南巡，诸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类的话语，更是将压在锐意改革者头上的大石头瞬间摧毁。
当年8月份，价格闯关再次启动，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从原来的818多种骤降为141种，下放的定价权或者交给生产者，或者交给省级物价部门。
时过境迁，曾经的困难重重突然变得一马平川，商店和银行里没有再现疯狂的人潮，中央领导事先也无需殚精竭虑、担惊受怕。
“是双轨制把物价大关无形中给消化了。
”华生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双轨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
但到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俄罗斯休克疗法暴露弊端后，人们开始正视双轨制的可取之处。
“从结果看，双轨制是成功的。
”
对于“通货膨胀压力大时不能搞价格改革”的经典说法，华生不以为然。
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4.7%，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24%，但恰恰是那两年，最为敏感的粮油销售价基本放开。
至1990年代中期，除垄断行业产品外，价格改革基本完成。
抓住契机完成油价改革
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
而今，最大的山莫过于仍由政府指导定价的能源产品价格扭曲。
以石油为例，价格一度与国际几乎接轨，但一遇情况立即转身。
1998年6月起，原油基准价格由国家发改委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每月调整、公布。
到2001年，国家发改委不再公布原油基准价，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团按相同原则参照国际市场自行计算确认，当国际油价波动幅度在5%-8%之间时，国内市价不变，超过这一范围时由国家发改委调整零售中准价。
2006年下半年，国际油价飞涨，政府再次与国际脱轨———对成品油零售价实行价格保护，炼油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的一幕再次上演，国家不得不对其进行巨额补贴。
2008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并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两项改革正式被提上日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1988年相对仓促的改革相比，无论是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还是燃油税费改革，都经历了多年的酝酿讨论。
特别是燃油税费改革，从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算起，已经热议了十多年。
“国家选择当前这个窗口考虑出台这两项改革，主要是看到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来的契机。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说。
尽管解决部分能源产品价格国内国际双轨制的难度远不及当年的价格闯关，华生依然不赞同“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化做法，“放调结合，是历史上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也是我们今后不能抛弃的有效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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