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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
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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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篇一《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调整》【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国防建设与军队发展战略从临战状态下的军队应急建设转向和平时期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论、武器装备和官兵素质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安全保障。
作为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参与国际军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国防发展;中国军队建设;战略性调整;战略支撑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发生了战略性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一支封闭的、技术装备落后的、数量规模型的军队朝着实现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向正规化、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军队转型。
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支持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对国际社会提供逐渐增多的公共产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一、顺应时代主题，调整国防及军队发展战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为推动改革开放而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
中国国防事业现代化与战略观念发生的飞跃式的进步来源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国防与军队建设同经济建设关系以及国防与军队建设思路的战略调整。
（一）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直接决定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制定，也直接决定着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对于时代主题和我们国家面临的战略威胁判断的转折性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也是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转折的起点。
1.从“随时准备打仗到“战争有可能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形势始终十分严峻，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主流看法是以面对战争、应对战争和预防战争为基点，全党、全国和全军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准备抵御外敌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甚至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
在1977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邓小平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力量格局中，战争的因素虽然也在增长，但和平力量发展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说：
“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
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
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1]2.“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邓小平同志在当年做出这一重要战略判断则需要极大的战略勇气与战略智慧。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所访华团时谈到：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2]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
“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3]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战略思维，深刻洞察世界局势的最新变化，从当代国际社会存在的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抓住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这两对主要矛盾，科学地回答了新的世界战争能否避免、当代战争根源、时代基本特征、如何争取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做出新的战略判断，果断地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正是依据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进行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二）调整国防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它不仅涉及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党和国家整体工作思路的调整。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饱经战争摧残的中华民族亟待经济的复兴，人民渴望安居乐业。
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国家的生存安全再次面临严峻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又服从于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但是，就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来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完全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面对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在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过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也影响了整体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指导思想发生了战略性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基于这一基本路线，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拿出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发展军队武器装备。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
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
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
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
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4]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是确保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大局能够长期协调发展的历史性的战略性决策。
2.军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投入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把许多军队的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两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地方开放了101个机场，开放和腾让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90多条通讯线路、1000多个仓库、300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积极支持地方的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并担负急难险重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全军共投入4亿多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2500万台次，参加和支援重点工程1万多项。
主要铁路、高速公路和地铁工程150多项，隧道、涵洞340多个，桥梁260多座，码头50多个，民用、军民合用机场40多个，能源工程500多项，水利工程2000余项，通信光缆工程2万多公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旅游开发区建设500多个。
此外，部队还积极支援农业和扶贫开发工作。
疏通河道500多条，兴修水库上千座。
[5]1989年11月10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还专门联合发出《关于军队义务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人民军队宗旨的具体体现。
《通知》要求从1990年起，全军每人每年义务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劳动时间平均不得少于10天。
根据部队自身的条件和驻地的实际情况可统筹安排，严密组织，注重实效，保证落实。
[6]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新时期新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三）坚持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主要体现是：
确立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科技强军，实现跨越式发展。
1.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依据和纲领。
[7]军事战略方针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确定的，并依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明确地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方针。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以及国防与军队都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确定军事战略方针就成为必要。
1956年3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20世纪50～60年代，针对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特别是面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威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举国上下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面备战，不但军队准备打仗，各行各业也处于临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军队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有限规模的局部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中国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小;核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战争。
基于这些判断，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下的军队应急建设转向和平时期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建设。
（2）立足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
“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斗争准备立足打赢一场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我军质量建设，努力提高我军作战能力，扬长避短，灵活应变，遏制战争，赢得战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8]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促进了国防与军队建设在现代化条件下特别是在高技术条件下走上全面进行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2.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任何武装力量建设都必然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
军队的数量与质量存在着互补关系。
中国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根治“肿、散、骄、奢、惰等弊病。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虽然经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整，但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数量规模，其原因之一，还是因为武器装备落后，同作战对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有相应地保持一定数量上的优势，才能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稳定的需求。
特别是面对苏联严重的威胁，我军数量增加较快，在一定时期内比苏、美两国军队加起来还要多。
过多的冗员，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而且还使军队臃肿不堪，武器装备得不到有效的研发更新，军队人员素质也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军各部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现象。
大量的军费被用于人头费的开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军队质量建设严重受挫。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军队规模上均做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苏联军队由440万人减少到俄罗斯军队的170万人;美军由217万人减少到153万人;英军由33万人减少到25万人;法军由56万人减少到40万人;日本自卫队由27万人减少到23万人。
1996～1997年，美国军队规模又从153万人减少为140万人，俄罗斯军队从17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
[9]1975年，邓小平同志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批评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错误认识。
1980年3月初，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讲了“消肿问题、体制问题、训练问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同年7月，中央军委就此又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
[10]
（2）百万大裁军，促进世界和平。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决定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实施。
同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务必从大局出发，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各级党政机关要关心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给以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
此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工作。
至1986年底，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大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团级以上单位减少了4000多个;裁减了大批机关工作人员;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开始实行士官制度，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初步改变了官兵比例不合理的状况;陆军的军整编为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增强了独立作战的能力;海军、空军淘汰了陈旧装备，相应地减少了人员;军队院校进行了调整，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体制;一些担负内卫、执勤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
[11]（3）实现军队建设思路的战略转型。
为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强教育训练，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1997年，中国政府决定在80年代军队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并把这一点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足以证明裁军的重要性。
到1999年底，裁军5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20余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
这次大裁军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部分集团军建制的乙种师归武警部队，这是新中国历次裁减军队员额中干部精简比例较高的一次。
2003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再裁员20万。
这两次裁军的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了解放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这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按照“三步走战略实现国防现代化1997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到2010年，用十几年的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主要解决好军队的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步，到2020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一个国情、军情与时代要求相统一的战略构想，也是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相配套的战略构想。
这一构想从战略高度指明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目标和发展步骤。
[12]这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从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出发，走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跃式发展道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建设一支能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
二、践行新安全观，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贡献的话，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倡导的“新安全观则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贡献，而军队又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一）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改善国际环境对外军事交往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改善国家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1.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军事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实行了对外开放，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总体外交。
我军首先加强和巩固了同周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友好关系。
中国与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军事交往逐步增强，扩大了合作的领域，加强了国家间友好关系。
其次，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交往发展迅速。
中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军事交往也得以全面展开，无论是高层代表团互访，还是军事技术合作及武器装备采购方面，都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全面发展。
自从1978年法国派军舰访问上海以后，许多国家都相继派军舰访华，先后有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葡萄牙、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荷兰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军舰访问，形成了一个外国军舰访问的高潮。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国军事关系也逐步恢复，恢复与苏联的军事交往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
中国在打开大门欢迎外国军事代表团和军舰来华访问的同时，也派出了不少军事代表团出国回访或访问。
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派学者出席国际军事会议，派军队文艺、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或友好演出等。
在对外军事交往中，人民海军的角色尤其值得一提，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国际上，军舰被称为是“浮动的国土，海军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我人民海军多次派遣军舰出访，创造出多个“首次。
人民海军军舰出国访问促进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锻炼了远洋航行和海上执行任务的能力。
1985年11月16日至1986年1月19日，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这是中国海军军舰首次出国专门执行外交使命的正式出访，也是首次进入印度洋。
之后，我海军舰艇先后访问了美国、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南非、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穿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红海，通过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标志着人民海军的航迹遍布世界三大洋、五大洲。
2002年5月至9月23日，由“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完成了中国海军历史上首次环球远航的征程。
编队横跨三大洋、五大洲，共访问十个国家，历时四个多月，总航程30000多海里。
这次环球航行访问历时之长、航程之远、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创下了历次舰艇出访的纪录。
它是人民海军历史上出访国家最多的一次军事外交活动。
2.开展多层次的对外军事学术交往当今世界，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从1978年我军派出第一个军队院校代表团访问法国之后，相继向英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等国家派出代表团考察这些国家军队训练体制、战术训练和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并参观了一些技术、战术科目。
与此同时，中国也派出各种专业团组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1991年以来，我军共派出800多批、2万多人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和研究，学习借鉴了不少国外经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促进了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
我军还向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和科威特等国派出了军事留学人员200多名，同时接受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地区有关国家的近千名军事留学及各类培训人员。
[1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派代表参加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全球与地区多边安全研讨会，展现我军的形象，澄清国外的误解与歪曲。
从2002年5月3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大会开始，我军每年都派相关人员与会，先后派出了少将级别或大校级别的军官参加了会议。
2006年6月1日，中国首次派出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中将参加第六届亚洲安全大会，并在6月2日的会议上做了发言，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防务官员及安全专家出席了会议。
多年来，我军通过开展一系列安全对话与合作，促进了解与互信，共同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增强军事透明度，促进战略互信军队和军事行动有别于其他群体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秘密性，而通过交流展示军事透明度，则是在冷战后各国之间增强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军队对外开放也积极谨慎地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开放了一些部队和院校，供国外来访者参观，同时也逐渐开放了一些军事演习和表演项目，组织各国军事代表团和武官观看。
2003年8月25日，来自15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在内蒙古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观摩了北京军区“北剑0308装甲旅纵深突击作战演习。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邀请外军观摩实兵军事演习，首次开放中国军队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2004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铁拳-2004实兵实弹演习，邀请了文莱武装部队司令、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以及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16国共计60余名军队领导和军方人员观摩了此次军事演习。
2005年9月27日，北京军区在位于大漠腹地的北京军区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进行“北剑-2005军事演习。
北京军区所属的两个装甲师担负了这场演习的任务。
来自朝鲜、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以色列、蒙古、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的空降兵和装甲师（旅）长以及相关国家驻华大使馆武官等40多人到现场观摩了演习。
这次演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对外展示规模最大、来宾最多的一次军事演习。
此次演习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促进了与外军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巩固与增强了双边军事互信。
（二）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中国已经把和平发展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并且正在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政治诺言。
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安全困境，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庄严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今后也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搞霸权主义。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运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促进地区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同时也要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努力把军队建设成与国家地位相称，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和平保障力量。
1.维护国家边境安全，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国家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都需要一个安全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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