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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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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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由一场关于我国发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人们应更加深入了解“转基因”，理性看待“转基因”作物带给人类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同时谋求更多知情权，重新审视中国的转基因进程，探索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农业发展道路。

由“开闸”引起的一场民意“围城”

2009年8月，依据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评价结果，中国农业部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抗虫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获准的转基因玉米、水稻分别限在山东省和湖北省应用，安全证书的有限期均为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

此次转基因“开闸”的影响深远，国家要想实现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接下来只需要三个环节：

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在国家层面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这个会议将由农业部召集，科技部、卫生部、环保部、外交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等联席参加，

在咫尺的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以至于百名专家在全国“两会”召开前，联名写信反对批准转基因米粮的商业化种植。

目前，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生态变化和民众的知情权上。

不做下一个小白鼠

作为14亿中国人的主粮，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尤为重要。

争议自然首先从这里开始。

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其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至今也仍无定论。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今天，公众出于本能，对转基因食品持警惕乃至恐慌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转基因水稻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而Bt转基因水稻就是指将土壤中某种菌的抗虫基因转到水稻中，使得水稻具有抗虫的性状，但转入的基因可能引起难以预期的后果，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

目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水稻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严格的管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目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并没有经过长期的生物安全评估，很久以来质疑一直集中在长期和大量食用转基因水稻是否会对国人及后代健康造成影响上，科学界仍未有共识。

基于预先防范的原则，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并防止其进入食物链，才是科学的态度。

转基因还属于新技术，并且技术性很强，从转基因技术问吐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40年时间里，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评估还没有取得可靠资料；另外，考虑到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应谨慎对待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联想到上个世纪新科技影响滞后的典型案例：

1938年，瑞士科学家穆勒（PaulMueller）合成发明了DDT杀虫剂，能有效杀除蚊虫、控制疟疾蔓延，一时之间DDT风光无限，遍及全球。

穆勒也因此荣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在没有有力的科学反证的情况下DDT被使用了30多年。

1972年，DDT却因具神经毒性，可致癌并难于降解，被美国环保局禁止使用。

在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讨论日益白热化的同时，上百万欧洲人签名反对欧盟在对转基因生物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做出进一步研究之前培育转基因生物。

历年来，欧洲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从未间断。

即便是在美国，关于转基因甜菜、三文鱼的商业化争论也从未停歇。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主要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

大多数国家考虑到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潜在风险，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消费仍持拒绝态度。

已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其态度也是慎之又慎。

欧盟、日本等国虽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但是监管严格，欧盟自1998年开始便没有批准过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从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令”。

在转基因的过程中，往往要将抗生素抗性基因一同转入受体之中，用作标记基因，抗生素抗性会导致人类或动物药品中抗生素使用失效，是影响全球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

2005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研究显示，被喂食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小白鼠发生过敏反应，并对其他过敏原更加敏感；2008年11月，意大利国家食品与营养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食用转基因玉米会对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指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生物的肝脏、胰腺、肾脏或生殖系统产生毒副作用，并可能对血液和免疫系统产生长期影响。

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和安全有着如此潜在的威胁，然而事实上，近年来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

2000年，一种可能导致过敏而只被批准作为动物饲料的名为“星联”的转基因玉米在人类食品中被发现。

2005年，违法转基因抗虫水稻发现在湖北大面积种植；2006年，广州超市发现违法转基因大米；在销往北京、广州和香港的亨氏婴儿食品中也发现同样的转基因成分；2009年，海南省发现违法种植转基因木瓜；2010年，违法的转基因稻种、大米和米制品发现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市场上流通……

而转基因污染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却广泛而深远。

中国米制品行业因为转基因水稻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早产”而提前遭遇了海外市场的暗礁。

从2006年9月起，中国米制品因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而频频碰响欧盟及日本市场的警报。

2006年至2011年，欧盟国家曾115次发现用来自中国的转基因大米生产的食品。

或许相较国家经济及粮食安全，以上的经济损失还不算是严重的。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商业化的积极推动者，是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投资最多的国家。

我国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进程可能使粮食主权受到威胁，这次“开闸”通过的“Bt汕优63”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至12项国外专利。

粮食安全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不具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有可能使转基因种子生产技术，还有相应的农药生产技术被外国公司掌控。

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阿根廷在1996年开始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拥有技术专利的转基因大豆，目前其99％以上的大豆市场为孟山都公司所控制。

孟山都公司还曾对进口阿根廷大豆粉的欧洲进口商们提出法律诉讼，试图通过专利侵权诉讼的办法迫使阿根廷允许种子申请专利。

目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拥有的水稻基因专利占全世界的70％以上，玉米基因专利占90％以上，小麦基因专利占75％。

而我国与基项，不足美国的1／10。

当前，我国已提出理农业污染，建设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型”成为重中之重，农增长和资源减少的两大的同时，不污染环境、不危害健康、不牺牲后代利益，才是现代农业的出路。

而转基因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和健康方面的风险，更将招致公众的质疑并引发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安。

基因，天成还是“人造”?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对土地和农作物的感情久远且深厚。

我国农业文明发达的基础不光是我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多样的地形、气候，也因为我们拥有最为丰富多样的物种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及其所在生态复合体的种类、丰富度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是指各种生命实体，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所拥有的基因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和过程。

生物多样性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因多样性（又称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我国拥有丰富多样的野生稻米品种，这正是基因多样性的表现。

这些丰富的基因资源也正是人类改良农作物、获得理想的产量和质量的基础。

袁隆平培育出新的杂交稻品种，并且一次次地刷新亩产记录，靠的正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基因多样性优势。

但是随着近20年来转基因生物的不断发展，单一化、规模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种植方式大大减少了常规品种的数量和类型，加剧了基因多样性的流失。

全球发达国家及各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如孟山都、杜邦、拜耳等正在加快对生物基因资源的掠夺。

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化生产对于生态环境的危害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和实例证明。

随着基因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的增多，还有因飘移引发的基因污染。

大规模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转基因种子污染常规种子的问题，产生污染的原因可能是自然事件，也可能是人为错误，比如泄漏或混合。

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污染非转基因品种。

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到在抗病虫害、优质和高产方面更甚的野生资源，使之无法抵御气候的剧烈变化。

更有可能导致种子公司面临法律纠纷——专利持有人试图强制执行专利权并要求进行经济补偿。

发生在墨西哥的玉米污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因污染影响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例子。

墨西哥是世界玉米的起源中心，当地政府为了保护玉米遗传多样性不受威胁，规定国内禁止进行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可是该国却可以进口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

2001年墨西哥两个州的22个地区有15个地区发现转基因玉米，某些地区的污染率甚至高达35％。

这一污染事件玷污了墨西哥“玉米妈妈”的圣洁，引起全球关注。

而在中国，人们担忧转基因大豆的悲剧在水稻、玉米上同样发生，也不无道理。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然而1年5000万吨的进口转基因大豆涌入国内，几乎完全挤占了中国的大豆市场，致使中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逐渐沦陷，不仅严重威胁了4000万的豆农，而且丧失了宝贵的基因资源。

种植面积、总产量、农民积极性和自给率不断下降，是当前国内大豆生产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物种多样性。

转基因生物对于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目标害虫对转基因作物产生抗性上。

目前的转基因农作物中，以增产为目的的其实很少，主要是抗虫和抗除草剂。

抗虫的转基因作物，在环境释放之初有可能改善农作物的性状，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但是目标害虫很快就会根据自然界的“协同进化”理论对转基因植物产生抗性，从而导致更具毒性或更大剂量的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形成恶性循环。

拿我国多年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来说，抗性的增加和次生虫害的爆发导致杀虫剂的使用量并未减少。

2010年5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长达10多年的田间跟踪试验发现，转基因棉田的盲蝽蟓数量日益增加，成为棉铃虫以外又一种主要害虫。

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基因的飘移会导致田间的杂草同样具有对除草剂的抗性，从而逐渐淘汰没有抗性的杂草，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系统多样性又有何影响呢?

转基因生物对于现有的自然界来说是外来物种，但实际上，它却具有生态位上的优势，在与原先的自然物种的竞争中，其生存机会更多。

这样，外来的转基因作物就很可能成为生态系统中新的一员，原有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而一旦转基因作物进入生态系统，这种外来的基因也就很难从环境中清除掉，它会自我繁殖，并和其近亲品种杂交，从而使得外来基因以不可控制的方式传播，造成不可挽回的基因污染。

转基因棉花的问题，就是在种植三四年后才出现的，可这时农民再想找传统的非转基因种子已经很困难了。

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新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伴随巨大的风险。

由于转基因技术的非预期效益，会在环境和食品安全方面产生不可预见且不可逆转的风险。

在没有长期而充分的安全性评估之前，中国应谨慎对待转基因作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的释放。

我们寻求解决的办法该是可持续的。

可采用传统育种技术或现代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另外还有混合种植、鸭稻共作等生态种植方式，这些途径都已证实不仅环境良好、产量提高，也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生计。

我的餐桌我作主

早上7点，你吃过面包和牛奶上路；中午12点，可口的午餐后小憩；下午3点，你或许再来点蛋糕或饼干作为下午茶点；而晚上7点的餐桌上除了丰盛的菜肴，或许还佐有木瓜等水果……或许你在不经意间就摄入了转基因食品，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这些食物，哪些可能含有你无从察觉的转基因成分?

转基因食品又会给你和你家人的健康带来什么影响?

目前，转基因对于我国大多数消费者而言还是陌生的、神秘的。

随着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日渐出现在超市的货架上、大众的餐桌上，很多消费者产生了疑问、不安、甚至抵触，然而也有不少消费者感性地认为出自高科技的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是“更加高端的健康食品”。

还是让消费者自己做判断吧。

知情权，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

在欧盟、日本等国家，已经颁布了转基因食物强制标签法。

这个法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便于他们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已于2000年8月8日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其中第23条要求：

各缔约方应按照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改变生物体性状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此种决定的结果。

显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此次“开闸”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品种，其审批过程并不透明，相关信息也不公开，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质疑和抵制。

更严重的是，在超市等食品流通领域，鱼龙混杂，转基因食品更是鲜有标识。

谁应为我们的健康负责?

2002年3月份，农业部公布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要求列入实施标识管理目录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番茄五大类共十七种农业转基因生物，必须依法予以标识。

属于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大豆、大豆油等产品，必须标注醒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志。

为了获得消费者的信赖、提高产品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部分农作物及食品生产、加工、贸易等企业选择了拒绝使用转基因原料或添加剂等成分，并公开明确表示其产品“不含转基因成分”。

但是，也有不少企业仍选择使用转基因原料或添加剂。

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特别是违法转基因水稻流通的问题，需要政府、食品生产者、零售商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政府应加强监管；食品企业应承担责任，严格选料程序，不使用转基因作物和添加剂于原料并对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检，或做出明确标识。

回顾对于转基因水稻的争论，从最初的恐慌到现在的回归理性，公众开始表达对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诉求。

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和管理上做出了长足的努力。

一方面公众对于转基因的认知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尝试与公众进行沟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势在必行。

但是在转基因争论的同时，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是否需要转基因，转基因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农业需走怎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