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农民增收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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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农民增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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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的不仅是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更多地关注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新时期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财富状况。

本文在简单阐释收入和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因素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妨碍农民增收致富诸多因素，重点剖析了妨碍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

初步提出了农民增收的十种方法，列举出政府在农民增收致富中肩负的六个方面责任。

　　农民是积贫积弱的庞大的社会群体。

增收致富是中国最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至历史颠峰，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能否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

如何使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快车道”，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在解释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因素，分析妨碍农民致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农民创造财富之路。

　　一、解释收入增长的因素

　　收入和财富是什么？

收入和财富为什么会增长？

这是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收入与财富的性质

　　在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经济状况时，常用到两个重要概念，即收入和财富。

收入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的全部进帐和现金收入。

所有收入的总和是国民收入。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一切收入和财富为劳动所创造。

但是，所有劳动创造价值的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工具和条件（如土地、厂房、设备等财产，即经济学中的资本）。

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拥有资本的人，必然要求分配劳动成果。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收入”自然被分割为两大块：

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资本收入）。

一般劳动收入占到总收入的3∕4，财产收入占1∕4。

劳动收入又包括工资或薪金、福利和其他收入；财产收入包括租金、净利息、利润和业主收入。

劳动收入归劳动者，财产收入归资本所有者。

　　财富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

财富是一个存量（犹如湖中之水），而收入是单位时间中的流量（如河中流动之水）。

家庭财富包括有形之资产，比如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也包括金融资产。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财产，而所有欠他人的东西成为负债。

财富=总资产－总负债。

由此可见，收入是流动的财富，财富是收入的累积，财富反过来又可产出收入。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即劳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过程是劳动与资本的”搏弈”过程。

这一”搏弈”中，当劳动力短缺时，劳动者要求更高劳动收入（提高工资），则资本收入就会减少；当资本短缺时，资本家要求更高资本收入，则劳动收入就会减少（压低工资）。

在交易环境相同时，劳动力总是向资本富集的高工资地区流动，资本总是向劳动力富集的低工资地区流动。

当然，交易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国家限制劳动力跨国界、跨城乡、跨行业流动，或者不欢迎外来资本，或者国家、地区局势动荡等，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个人的收入并不简单地等于劳动收入。

个人可以是财产的所有者，因而可以同时占有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

比如可从劳动中得到工资收入，还可从储蓄中得到利息，从持有股份中分红利，从房地产中收取租金等。

家庭利用自有资本，经营自有土地的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资本的所有者，家庭经营的收入是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之和。

当然，租用土地要付地租，租用场地要付租金，借用资金要付利息，雇佣劳动力要付工资，请技术顾问要付顾问费等。

（二）决定收入和财富增长的要素。

　　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越来越复杂，影响因素越来越多。

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的现象中概括出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基本要素。

　　1、劳动。

劳动是收入和财富增长本原性因素。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

　　劳动、资本、土地是收入和财富增长的三大”硬件”。

对经济发展来说，硬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技能、技术和组织知识、制度规则等”软件”更重要。

”软件”决定”硬件”的效率。

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才能加快创造财富的步伐。

　　二、农民贫困的原因

　　是什么妨碍了农民富裕？

弄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它是农民开辟增收新途径，创造新财富的前提。

也是政府采取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措施的前提。

（一）土地资源不足

　　我国土地总面积并不小。

但人口基数庞大，每个农民占有土地严重不足，而且土地质量不高，土地产权残缺（农村改革只完成了一半，给予农民的土地权利非常有限，这一点后面还将论及）。

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山峻岭，戈壁沙漠，交通困难，降水稀少，生态脆弱。

农民依靠土地获得地租收入资源上稀缺，制度上不通。

整个亚洲国家是细小的农户经济（但产权状况并不一样），与欧美国家大农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以使每个农民能够占有较多土地，获得更多地租收入。

也就是根据这一实际，在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不具有粮食、棉花等需要土地较多的生产项目的比较优势。

必须绕开土地资源不足的约束，发展劳动力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农业。

（二）人力资本短缺

　　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国农村劳动力3.6亿，其中1.6亿为剩余劳动力。

但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短缺，人力资本严重匮乏。

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高达35%。

全国外出打工农民约8000万人，其中80%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而且农村职业培训供给不足，科技、信息服务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人力资本提升。

人力资本短缺，使得农民来自对自身投资的收入微薄。

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投资的人，也通过考试等途径离开农村，人力资本外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损失。

这不仅影响现在的农民增收，而且影响未来下一代农民收入。

由人力资本短缺因素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可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只会扩大，不会缩小。

远而及之，中国农民与欧美农民在知识上的差距，是中国农业与欧美农业差距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土地资源硬约束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都要求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社会资本贫乏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这是对农村社会资本贫乏的真实写照。

首先，归农民所有的财产很少，也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可作为生产投入的资金很少。

农民所有的房产，由于缺乏市场流动，不可能变为资本。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土地不归农民个人所有，也难以成为高效率的资本；其次是农村社会基础资本严重不足。

农村基础设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必须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维护。

但我国没有开展大规模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极为薄弱。

电是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但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价高昂。

有一半的农户没有用上自来水。

与农村低资本构成的环境交叉互动，农民经济效率低下。

　　（四）交易成本较高

　　单个的农村经济体规模小，尤其是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

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几乎每一笔交易都是小额交易。

在每一笔交易中分摊的谈判、签约、履约等费用显得很大。

再加上交通、通讯不够灵便，更引起交易成本上升。

在大多数交易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和侵蚀，往往上当受骗的是农民。

有人常常批评农民”小富即安，怕担风险”，岂不知”风险”历来都是由农民承担的。

比如，在农资产品交易、农产品交易、金融产品交易以及水、电等基本产品交易中的情形。

过去所说农民容受”中间盘剥”，就是这个道理。

了解农民的人一定会知道，一般农民做出”规避风险”的行为都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引导农民走合作的道路，就是增强农民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以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风险，使农民从中受益，他们是愿意的。

但他们反对用既得权利进行所谓的”合作”。

如何减少农村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是有关农民增收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五）制度设计偏向

　　国家现行的”三农”政策，大部分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工业化战略时期的政策精神。

在制度安排上总的特征是，经济利益结构明显向工业和城市倾斜。

　　首先，就业制度偏斜。

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15.8%，而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约为50%，可谓”僧多粥少”。

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就业、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使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强制农民滞留农村。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是”规划”出来的，现在还在”规划”小城镇（其实，城市是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

农民进城的通道是考学、参军。

除此，农民想移居城市甚至比市民移居国外还难。

出生在农民家庭，就得靠承包地养活，天经地义地做农民。

这种制度在事实上使农民失去了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

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工商资本结合。

这种制度设计对城市居民有利，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垄断”了。

农村就业压力再大，农民也难以进城谋生求发展。

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创造财富的机会没有给予农民。

农民失去发财机会，能够创造无穷财富的大量劳动力资源静悄悄地流失，国家则失去财富激增的大好时期。

　　其次，产业制度偏斜。

农民不仅无法进入城市就业，而且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属于农民。

在”国计民生”、”特殊物资”、”战略物资”等名义下，权力部门瓜分商业利益，形成部门割据、”地盘经济”。

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和化肥等农资实行垄断性经营（特许经营），大量潜在就业岗位不属于农民。

农产品加工、流通可以创造就业岗位，但农民不具有从事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收购、加工的权利。

铁路票价可进行”听证”，但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以什么价格销售，销售给谁，却由不了农民。

这等于剥夺了农民的产品处置权，使土地产权一残二缺。

化肥、农药、兽药、种子等农资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农资的生产经营是农村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是农民从业的重要渠道。

但农资的生产经营”渠道”和注册资本金有严格规定，农民进不了渠道，进了渠道也难通过”资格审查”。

现在生产经营农资的农民，大多没有合法手续。

”主渠道”便”雇佣”执法人员，围追堵截”非主渠道”。

”多顶大盖帽围着一个破草帽”。

加入WTO，各行业向国际看齐，提高”准入”门槛，可能对农民更不利，尤其是对西部不利。

这样一套制度，限制了农民，抑制了农业，阻碍了农村工商业，负面影响极大。

　　第三，土地制度偏斜。

我国把土地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

由于土地资源高度紧张，农民拥有的土地似乎是个”宝贝”。

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删去了集体所有土地产权权利束的关键部分--土地的交易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农民的”宝贝”几乎失去市场价值。

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

”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农民建住宅、办企业等”非农业建设用地”必须由县政府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想从农民手里弄出地来搞”非农业建设”不可能。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先由政府”征用”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单位。

政府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要远小于建设单位给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当然，地下埋有文物、矿产等”宝贝”的话，也归国家。

农民参与土地交易的能力被限制，只能守着”宝贝”受穷。

农民利益在土地市场行政性扭曲中大量流失。

事实上，控制土地已经成为控制农民、控制农村政治经济的主要手段。

　　第四，金融制度偏斜。

我国金融总政策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

金融机构把农村资金动员起来，配置给城市、给工商业。

比较好地完成了”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

由于国家政策，也由于缺乏农民信用体系，农民很难从银行和信用社取得贷款。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