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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难民问题
国际难民问题——“欧洲难民潮”背后的隐忧
一、难民潮现状
3岁叙利亚幼童艾兰·库尔迪在土耳其海滩遇难的照片最近震惊了世界，也因此唤醒了世界各国对难民危机的关注。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呼吁欧洲扩大正规渠道，接纳更多逃避战乱的难民。
自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民兵在叙利亚科巴尼交火以来，大量的叙利亚难民开始了逃亡之路。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难民总数已超过400万，其中绝大多数在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等叙利亚邻国境内。
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新的移民配额方案。
欧盟在原来已经同意接收4万人的基础上，该方案还将再安排12万新移民，共16万人。
其中包括在希腊的6.6万人，匈牙利的5.4万人，以及在意大利的4万人。
根据安排，法国接收2.4万人，德国将接收3.14万人，英国将接收2万人，以缓和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压力。
欧洲之外，美国计划在新财年接收至少1万名叙利亚难民；澳大利亚政府有望一次性接收1万名叙利亚难民。
纵观世界各国对待历次难民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解决难民问题绝非秉持人道主义“打开家门”那么简单，妥善安置难民并保障其生存权利需要大智慧。
截至2014年底，全球有5950万人因受战乱、暴力或人权侵犯被迫流离失所，比2013年增加了830万人，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据了2014年难民总人口的51%。
也就是说，2014年平均每天有4.25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相较于201[3年的3.22万人，2012年的2.34万人，2011年的1.42万人，2010年的1.09万人，由于战乱或迫害而被迫离家的人数在近四年翻了四倍。
这些难民都来自哪里呢？
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中非共和国、伊拉克、厄立特里亚，这十个国家共涌出了全世界难民的77%。
美国要对此次难民危机负“重要责任”。
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造成了这些国家政权瓦解，社会崩溃，而当前涌入欧洲的大部分难民正是来自这些国家。
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干预及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决策是导致叙利亚战争的重要因素。
“西方希望巴沙尔倒台，从而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新政府。
但这一战略失败了，导致的结果之一即是战争的升级。
”因而，实际上，“我们应把涌入欧洲的难民直接用船继续运送到纽约。
”不难看出，产生难民潮直接原因是西亚、北非和乌克兰、阿富汗等国的持续动荡，战火摧毁了家园，人们为了自身安全和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
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长期找不到一条指引国家前进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乌克兰本来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独立后政治上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经济上长期停滞甚至衰退，乌克兰中西部的民众寄希望于加入西方来改善生活，最终引发社会民族矛盾，将国家彻底撕裂。
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曾经是富裕的石油国家，也没能走出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陷入了长期的个人或家族独裁统治，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在西方“民主化”的诱惑之下，引发了“阿拉伯之春”运动，国家连最基本的和平稳定都不能维持，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权力，战火四起，人民流离失所。
欧洲人一定觉得很委屈。
过去十余天，当他们敞开大门欢迎和帮助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受尽苦难的人类兄弟时，自己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感人的画面没能持续多久，很快他们便发现，自己的国家正穷于应付，更多难民的迅速涌入、和更多在争先恐后的偷渡途中丧生的男女老幼，都让形势急转直下。
匈牙利开始严防死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地带新筑起了一道175公里长、3.5米高的护栏；并宣布本国南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两个城镇进入紧急状态，预计下一步将部署军队，协助警方与边境巡逻人员应对移民问题。
就在匈牙利14日边境关闭前一日，还有创纪录的9380人从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领土，其中有数百“幸运儿”是从边境关闭前留出的15米宽缺口进入的。
匈牙利警察派出汽车把难民申请人送往登记中心，一旦他们的避难申请得不到批准，就会被送回塞尔维亚一侧。
按照匈牙利周二实施的新法，非法入境成为犯罪行为，可能面临长达三年的监禁，如果造成财产损失，如破坏边境护栏，刑期可延长至五年，此外还可能被遣返。
而在此前，难民非法入境仅为违章行为。
现在警察可以拘捕任何试图偷越该边境护栏的人。
对于那些还没来得及进入匈牙利领土的难民而言，移民梦将难上加难。
匈牙利总理国土安全顾问Gyorgy Bakondi表示，仅过去三个月就有66896名叙利亚人越境进入匈牙利，还有另外74个国家的人同期也进入了匈牙利，其中包括32900名阿富汗人和3630名伊拉克人。
难民的最大接纳国德国周一已经引入边境检查，收紧边境管制。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称，德国今年接受的难民估计将达到100万人，超过一周多前宣布的80万。
德国的做法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承认之前难民政策的失败和失控。
实际上，难民问题已影响到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的团结。
属于基社盟的前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批评总理默克尔在不要求难民登记注册的情况下就让他们随意从匈牙利进入德国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败笔；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也称默克尔的决定是一个“将纠缠我们很久的错误”，并称德国很快将处于无法控制的困境。
德国之后，奥地利、荷兰等申根国也宣布引入或部分引入边境检查，以应对难民潮。
9月15日当针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新法在匈牙利开始实施后，那些被迫滞留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境的难民陷入绝望情绪。
有人宣布绝食断水抗议，有人试图翻越或破坏边境护栏被逮捕，还有人愤怒举起与过去两周风格完全不同的标语：
欧洲，你丧失了人性。
事实上，“移民”或“难民”对于欧洲人来说并不陌生。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塑造了欧洲的历史。
数百年来，在西欧逐渐成为“世界中心”的过程中，商人，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或因贸易活动，或因政治压迫，不断地越过大陆，穿越大洋，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
欧洲人迁出欧洲的人数可以百万计，流向均为殖民地或租界，以美洲与非洲为主。
当然，欧洲亦是人口迁徙的重要目的地，尤其是当历史的指针走向20世纪之后。
在这短短的一百年间，欧洲大陆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战争频发，纷争不断，人民大量背井离乡，成批涌入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各国，以求躲避战乱并开始新的生活。
纵观整个20世纪，西欧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共有七次。
第一次是受十月革命影响，从1917-1922期间大量俄罗斯人进入西欧，并在1922年达到高峰。
这一年共有近60万人涌入德国。
第二次则是在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法国在这一年共接收了近50万西班牙难民。
第三次，在1945年，共有110万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返回家乡。
在冷战时期，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导致19万匈牙利人进入西德和法国。
第五次则在1968年由“布拉格之春”引发，共有17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投入到“西方阵营”的怀抱。
第六次，由于八十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在1982年共有25万波兰人选择离开故土，前往西德和奥地利。
第七次则受“东欧剧变”的波及，1992年共有30万阿尔巴尼亚人和70万南斯拉夫人进入西欧。
加之冷战时期，“非殖民化”运动之后，大量前殖民地人口从非洲穿过地中海来到前宗主国谋生，因此，“移民潮”和“难民潮”对西欧各国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为何此次来自中东的“难民潮”却有如临大敌的态势？
二、此次“难民”的多元性
与之前的大规模人口迁入不同的是，此次来自中东的难民呈现出背景与目的多元化的特征。
以往七次大规模迁入西欧的人群其实可以看作是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且多集中于一个欧洲国家向西欧诸国进行人口迁徙的模式。
这些“难民”的目的也较为单一。
比如，以1939年西班牙难民大量涌入法国为例，他们的目的是逃离战区或者是远离政治危机。
加之历史上法西边境形成了所谓的共同文化，因此对于法国政府而言处理起来相对容易。
而20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冷战的落幕与苏联的土崩瓦解，由民族宗教矛盾所引发的战争冲突逐渐成为形成“难民潮”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初，美国所主导的“反恐战争”最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当战争的模式转变为准军事人员与正规部队的非对称作战形式并综合了宗教因素之后，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大大加剧。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2011年之后，阿富汗与伊拉克成为两个主要的难民输出国，他们大部分选择可以陆路前往的欧洲。
而随着叙利亚战事的逐步升级，2012年，叙利亚难民进入西欧的人数比2011年增加了3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到此次难民危机爆发之时，据欧盟统计，预计将有34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的难民混同其他非洲国家难民进入欧洲。
这些难民不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与社会阶层差异较大，且他们目的也各不相同。
巴黎政治学院威登教授对三位难民进行了随即抽查，她发现，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青年想要改善生活，一位来自阿富汗人则试图和在欧洲的亲人团聚，而来自叙利亚的女士自然是为了躲避战火。
在如此复杂的差异面前，如何管理着实是一件让西欧人倍感头疼的事。
三、西欧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往日的“移民潮”或者“难民潮”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并铸就了二战之后西欧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三十年”。
但是，西欧并未能够向像美国那样，在吸收大量“移民”或“难民”之后持续繁荣。
法国卡尚高师的AntonPerdoncin博士表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欧吸收的大部分移民”或“难民”并非是能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人才。
他们从事的主要是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工人等职业。
当西欧在197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趋于停滞，这些依靠出卖体力的移民与难民遍纷纷失业，领取低保，无所事事，逐渐成为社会的负担与隐患。
而“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加重了西欧的财政危机与衰弱的态势。
较高的社会福利，不仅使得西欧社会发展止步不前，也使得西欧成为难民们趋之若鹜的“天堂”。
强调“扶危救难”的西欧各国将救助战争地区的难民作为标榜其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措施。
只要能够获得当地的合法身份，便能够享受较为良好的福利待遇。
以德国为例，如果能够确立难民身份，那么将会获得免费的语言课程以及每月350欧元的补贴。
但是，这些福利，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高税率来实现的。
西欧等级式的税收政策颇有“劫富济贫”的味道。
最终导致西欧的富人们纷纷选择“逃离”故土，躲避重税，而靠低保和其他福利生活的穷人则越来越多，尾大不掉，社会问题频发。
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未散，西欧各国经济萎靡不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吸收如此多的难民，不仅人民怨声载道，就连各国政府也将捉襟见肘。
四、裂痕——“马尔萨斯的盛宴”
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给包括“申根协定”在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严峻考验。
正如欧委会声明所言，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欧洲，现在已经到了各自负起责任的紧急时刻。
当从中东、非洲等地辗转而来的难民，经由不同渠道向欧洲各地扩散时，在欧洲人眼中，正在浮现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两百年前曾经设想过的一种场景——
在女主人设立的宴席中，受邀客人如果不愿遵守约定，让其他不期而至者坐上宴会桌，就将会有更多不请之客闻讯前来，所造成的结果，是欢声笑语、井然有序马上被嘈杂凌乱、你争我抢所取代，到处站满了伸手要饭的人，富足转瞬成了匮乏，让受邀宾客和女主人都叫苦不已。
“马尔萨斯之宴”的情形，实际上已是当前欧洲一些国家的真实写照。
当那些难以计数的外部“不请之客”纷涌而至时，欧洲人的欢声笑语和井然有序，早已被愁眉不展和愤愤不平所取代。
欧洲人的纠结，不仅在于一桌好饭要由更多的人来分享，而且在于那些坐上桌子的人，是用与欧洲人极为不同的方式取菜进食。
由此引发的欧洲内部的“文明冲突”，已经由隐到显，荷兰梵高侄孙被杀、穆罕默德“漫画事件”、挪威布雷维克枪杀案、法国《查理周刊》遇袭案，都与移民带来的社会冲突直接相关。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五年前就已公开承认，欧洲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
展望未来，欧洲的政治家们业已清楚意识到，相比其他问题，移民问题将是欧洲更加不可承受之重。
深陷苦恼的欧洲政治家们还已幡然醒悟，欧洲当前的麻烦，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中东播下的“龙种”，而在欧洲长出的“跳蚤”。
在难民危机发生后，德国媒体公开指责这是美国人惹的祸，现在却由欧洲人来埋单；但美国人却在万里之外不痛不痒回应称，欧洲人没有尽到道义。
欧洲人可能还没有完全想透的是，难民来袭而给欧洲带来的深度滋扰，也许正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和美国很多政客们愿意看到的。
在美国政治谋士和金融大亨构想的世界上，一个走向经济融合的亚欧大陆，和一个金融影响力日趋强势的欧洲，是不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的。
在此情况下，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打断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又把这种混乱输入欧洲，让前往欧洲的投资者惊慌失措撤出逃离并转往“安宁之地”美国。
谁让欧洲是最有能力冲击美国金融霸权的超大型经济体呢？
美国不知不觉间转变为世界的“麻烦制造者”，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经济形态的变更密切相关。
今天的世界已非以往的那个世界，显著的区别是，过去两三百年的国际竞争，基本上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每一方都想以自己为主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并控制国际贸易。
但是，20世纪晚期以来，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玩家，却大多已非典型的工业化国家，而是去工业化、以金融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虚拟经济体。
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实体经济体形成对照，虚拟经济体不再那么需要全球性贸易体系，而更注重对世界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
为维护货币和金融权势，这种类型的国家，已不再那么在意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相反不惜在世界一些区域制造“可控的混乱”。
谁能想到，WTO体制这个美国作为最大实体经济体时建立起来的“房子”，今天却遭遇原建房者的“强拆”。
美国近年竭力推进构建TT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环大西洋投资和服务协定），都是想弃WTO体系而去另建规则，而为掌控全球金融和服务业的制高点，美国还开始在亚洲两翼频频挑起事端。
在美国一再用“新兴者必然挑战守成者”的逻辑指责中国是“麻烦制造者”的时候，实际上，对既往国际经济规则造成最多、最大破坏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虚拟经济体正在损毁当它是最大实体经济体时建起的“房子”，在此情况下，当今世界已形成三种冲突性力量：
虚拟经济体意图在金融上瓜分天下，它们处在食物链的最高端，不稼不穑而食，为分赃不均而争斗；霸权性虚拟经济体由以前的“建房者”转变为“拆房者”，一些大体量的后发国家逐渐成为巨大的实体经济体和不知疲倦的“建房者”，世界形成了“拆房者”与“建房者”的对撞；而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以往的国际秩序多有不义，而金融霸权尤其不义。
五、欧洲态度的转变——欧盟面对的又一次危机
9月12日晚，一向热情接纳难民的德国突然态度转变，重启边境检查，限制难民的进入。
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纷纷跟进，封锁了国境线。
而奥地利也关闭了部分火车线路。
14日的紧急磋商唇枪舌剑，法德所提出的欧盟内部分摊12万难民的方案遭到了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一致反对。
即使德国以中断对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援助资金相威胁，谈判依然无果而终。
“超国家”政体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的短板再次突显出来。
此次的难民事件成为了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欧盟目前采取的对策依然是：
第一，加强边境管控，加大海上巡查力度。
第二，成员国内部对难民配额安置。
9月15日，欧盟成员国已经分别派出军舰前往地中海打击非法偷渡者。
9月22日，欧盟仍将就难民分摊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
但无论是“堵”还是“推”，一个违反了欧盟自我吹捧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则导致各国相互推诿，不愿承担更多责任。
而引起此次“难民潮”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境内不断做大的伊斯兰国，成为了西欧讨伐的目标。
9月15日，法国总理宣布对伊斯兰国发起定点的空中打击行动并支持其他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
不过，在目前美国不愿大规模介入的背景下，暂时不可能以北约为主导展开西方多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军事行动。
因此，法国也不可能投入地面部队参与作战，并只能期待以谈判的方式获得问题的政治解决。
在可见的未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步伐将不会停止。
在接受难民方面，欧洲已经做得足够突出。
2013年，欧盟接收了世界上79%的难民，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的一面。
就算是接受难民不算太积极的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也做得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好。
以比利时为例，目前总的难民接待能力为2.3万人，如今他们已经尽力。
比利时联邦移民国务秘书特奥·弗兰肯表示，联邦政府已决定尽快腾出5000个额外的难民住所，并将在2016年4月之前再新增1万个难民住所。
尽管欧盟仍未决定最终的方案，但难民的应对和安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些大国不能袖手旁观，这也包括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上下都在关注此事，一边作高姿态，劝导欧洲国家接纳这些难民；同时私下又暗中取笑，装模作样地谈论“欧洲国家被难民占领怎么办”。
对于自己的责任则撇得一干二净。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虚伪的心态：
一边强迫行善者“舍己为人”，一边又等着看行善者的笑话。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必将有更多难民选择逃离。
届时，他们的目的地将不局限于欧洲。
难民问题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中国作为近年来经济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难民心中的目标国。
实际上，近十年来已经有数十万非洲人、南亚人迁徙至中国。
中国政府通过何种方式接受、安置，也是不可回避的考验。
届时，或许可以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筹下，通过G20、APEC、金砖峰会等平台解决全球难民配额问题。
六、如何解决难民问题
欧洲人对难民态度的变化，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做了深刻的归纳：
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沮丧（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
目前，大多数的欧洲人已经到了“讨价还价”或“沮丧”阶段，也就是说，在承认难民的困境、不得不选择接受之时，他们开始讨论“接纳多少人”，“每个国家的配额是多少”，同时也在抱怨“欧罗巴斯坦”的形成，即欧洲即将被伊斯兰化。
但是，齐泽克指出，目前之所以仍未达到“接受”的阶段，关键因素是欧洲依然没在收留难民的责任上达成共识。
很显然，欧盟绝非铁板一块。
德国似乎还有余力接受如此之多的难民，但对于一些经济衰退、陷入死局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等，民意则相当排斥。
默克尔虽然号称为“欧盟的首领”，但她依然无法左右这些国家的意志。
配额方案还没开始讨论，难民们已经来到门前。
有媒体调侃道，默克尔本想号召各国一起讨论如何应对难民问题，但猛然发现，其他领导人当了甩手掌柜，问题都堆在她门口了。
此前，难民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平均，收留难民数量在前五位的是德国、瑞典、法国、意大利、英国；而德国所提供庇护数量是难民数第二多的瑞典的两倍多，是第五名英国庇护数量的5.5倍多。
可见，德国一直以来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除此之外，难民的流动方向也是德国。
尽管很多难民在意大利或希腊登陆，但媒体指出，他们向往的是“更好的生活”（betterlife），不满足将欧洲二流国家作为终点，因此执着地向德国进发。
因此，不少人指责难民们“已经不是选择避难”，而是向往“德国的生活”。
这种姿态显然让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匈牙利、捷克等）感到不满，他们也索性采取消极态度，将难民送上开往德国的列车。
当默克尔提出摊派难民名额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四国明确提出反对。
匈牙利记者那一次使绊子，就暗示了这种敌意与不满。
比如，意大利首都罗马和特雷维索市居民１７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在城市中安置难民的举措。
在罗马北部区域，示威者高喊口号反对难民迁入，一些人向运送难民的车辆投掷饮料瓶等物体，甚至冲破警戒线与警方发生冲突。
抗议活动造成１４名警察受伤，２名示威者被逮捕。
罗马市警察局局长佛朗哥·加布里埃利在接受当地媒体《信使报》采访时说，警察将１９名难民送往一所废弃的学校校舍，但示威民众设置路障阻断了交通。
警察将清理路障，按原计划尽快安置这些难民。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雷维索，由于持续数日的激烈抗议，当地政府被迫于１７日宣布将居住于城郊一所建筑内的百余名难民迁出该市。
特雷维索居民抱怨政府在难民迁入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担心难民的涌入会引发安全问题及房地产价格下跌。
一些民众认为，他们这样做并非种族歧视，而是“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
近几个月，大量来自非洲贫困或战乱地区的难民取道地中海进入意大利，导致难民中心人满为患。
意大利政府迫于形势将难民安置在城郊无人使用的建筑或宾馆中，引发民众对安全和卫生等问题的担忧。
总理伦齐领导的执政联盟也与在野党为此争论不休。
据意大利内政部１６日公布的数据，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今，意大利已经从海上接收８２４６４名难民，同比增加了９％。
总而言之，如何终结难民问题，这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齐泽克甚至说：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使用共产主义。
从长远来看，这是解决（难民危机）的唯一办法。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人们普遍将难民视为一种负担。
实际上，只要处于一个适当的比例，外来的移民（未必是难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带有正面意义的。
来自异质文化背景的移民具有某种“势能”，能为移民国家带来不同维度的创造力。
德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移民们（包括难民们）的贡献。
最典型的事例是去年世界杯夺冠的德国足球队，带有外籍移民背景的球员占了几乎一半。
一个乐于接受移民的国家，必然获得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亦是一个包容且强大的国家。
七、永久和平的可能（康德对于人类实现永久和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
第一部分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预备条款
1．任何和平条约如果在签订时保留了将来发动的隐蔽的可能性，则不应认为是和平条约；2．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论大小均不得由另一个国家用继承、交换、买卖或赠送的手段收为己有；
3．常备军应当逐步地完全废除。
4．国债不应用于国家对外斗争方面，
5．任何国家都不应用暴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宪法与政府，
6．任何国家与他国交战时，都不应采用必定会使在未来和平条件下建立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如派遣刺客到交战国，撕毁投降书，策动叛变等
第二部分国家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
第一项正式条款：
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这里，必须留意“共和制”和“民主制”在此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康德，就像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在民主制中人民自己行使执行权（executivepower），因此人民永远是自己的事情的法官，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根据当时的通行理解，共和制是指立法权和执行权彼此分离（不管执行权是转交给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政体。
它实质上是今天所习用的“代议民主制”。
第二项正式条款：
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决不存在关于战争的国际法，法就是和平，而战争本身则根本不是合法的状态；如能维护这一条款，也就不会有战争。
第三项正式条款：
世界公民法应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制这体现了所谓的UniversalRightofHospitality，即每一个人不会单纯因为踏上别国土地而受到敌意对待，尽管一个国家单纯根据国家法原则本来完全有权利这么做。
附加条款三项关于永久和平的保证
康德提出的国际永久和平思想，在面世后反响平平，却在之后深刻影响了现代国际法和外交准则。
国联、联合国，都被视作是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则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但是，康德“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证被一些学者质疑。
当代某些热衷推广民主的组织也往往以康德的理论论证他们工作的必要性。
但是“世界和平”的愿景，若没有具体的行动，却只是一句空话。
在如今战火不能平息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难民问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甚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大背景下，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个国家——尤其是自我标榜和平稳定的国家，都应该做好体现责任的准备。
附：
难民安置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迁移或滞留与境外的难民在避难国境内属于一类特殊的人员或群体。
由于他们处在避难国的属地管辖之下，因此有关难民的保护和法律地位及待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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