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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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两大价值观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们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并同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对立,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上,一个要维护私有制,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第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扬弃,它反对剥削,反对私有制,但它继承人类一切最美好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第四,现存社会的特征正是以这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运动为依据的,这两种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第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替代,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几点概括性认识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当代资本主义并存于世界,同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形态,

其基本特征表现为: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地服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货币、市场、交换价值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创造物质条件。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现实选择,附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为最终迈向共产主义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基础条件的道路是多选的。

把资本主义绝对化,把社会主义绝对化,把社会形态教条化,是造成思想理论出现混乱的深层次原因。

第四、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属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后两大形态,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左”的思想有混淆发展阶段的根源,“右”的思潮同样存在对发展阶段认识不清的社会思想基础。

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与当代资本主义同属于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矛盾的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

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同一性表现为发展,斗争性表现为代替。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终会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应当更多地强调同一性,平等竞争,互相借鉴,长期共存、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社会形态而存在,必然存在符合自身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

这个生产方式遵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原则,但区别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人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对于我们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加深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峡谷”（KafdinValley）典故出自古罗马史。

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

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且卡夫丁峡谷成为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关于马克思所引用的“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认识。

一种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

所谓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

另一种认为“卡夫丁峡谷”意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实现生产方式的变更，同时也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新。

否极泰来——受挫后的社会主义仍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首先,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扩展,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使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应当指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改善,绝非是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结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从而逐步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换来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其次,社会主义作为一股和平的力量,它的崛起使人类逐步摆脱了“战争怪圈”,维护了世界和平。

列宁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是帝国主义,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使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崛起,才使世界有了抗衡战争的力量。

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社会主义影响下的觉醒和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早已降临到世界人民的头上。

再次,社会主义运动改变和修正了文明史发展的方向,给人类文明史注入了新内容和新活力。

在社会主义变成现实以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为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者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当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之后,它在探索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新社会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使人类文明史呈现出新的辉煌前景;资本主义虽然视社会主义为对立面,但事实上,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日改良了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代表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观念,一种对未来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向往和追求,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方向和本质要求。

苏东剧变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是社会主义探索过程留下的深刻教训。

苏东剧变使历史唯心主义者“看到”了“社会主义失败”,他们得意忘形地叫嚣要筹划举办社会主义“百年虚度”的历史展览,以此来庆贺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

然而,历史唯心主义的预言永远都是错误的。

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

苏联模式形成并定型于斯大林时期,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为理论依据,以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巩固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

这一模式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却是一种严重扭曲和僵化了的社会主义,不能及时地反映和适应世界形势和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变化的要求,逐渐地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一步的障碍。

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改革或不正确的改革,都必然导致失败。

在苏东剧变的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迅速地崛起,它以实践的榜样,再次让处于迷惘中的世人找回了失落的历史指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吸收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数经验教训作出的选择,是社会主义辩证发展过程的一次成功的扬弃。

首先,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扬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正确总结了经验教训,彻底抛弃了在国际共运史上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其次,在经济体制上,抛弃了长期以来把商品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已力量的看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特有优势,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再次,创造性地提出和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衡量改革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始终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最后,在国际政治上,抛弃了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划线“左”的思想定式,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时代已经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和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正确观点,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西化”和“分化”保持高度警惕,在风云激荡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始终让社会主义这面红旗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改革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她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她的成功,将以生动的范例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中国的命运在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方向也在于社会主义。

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矛盾表现的特殊性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新旧文明形态，社会结构体制机制观念心态在社会各个阶层上的全方位更替转换和此消彼长的过程，这就必然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必然赋予人民内部矛盾以新的历史内涵.

1.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突出。

来自于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城乡差距在6倍以上.地区人均GDP差距扩大。

东部与西部的人均GDP比例，2005年达到2.2倍.省际间的差距更大，如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0年前的2.7倍扩大为5.1倍。

2.公平与效率矛盾尖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经济发展相比，由于社会再分配力度较弱，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公正问题突出目前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比例很小，2004年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仅为2.0%。

同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相比（美国这三项主要指标依次为：

5.4%，5.6%，6.2%俄罗斯这三项指标依次为7.5%，3.1%，3.7%），我国是最低的。

3.突发性群体矛盾呈上升势头。

1993——2003年十年间，突发性群体事件数量平均增长17%，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

突发性群体矛盾的发生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极大的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领导机关和干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4.社会阶层问题。

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激烈转型,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

随着新兴社会阶层力量的壮大,在一定的程度上产生了阶层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社会排斥,社会剥夺,社会断裂问题[4]。

社会排斥指一个阶层利益的获得以另一个阶层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社会剥夺,最突出的是城市拆迁和农民失地问题,指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劳动的占有,社会断裂指阶层流动不畅通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渠道受阻,易产生稳固的利益集团,这些矛盾解决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5.政治腐败问题。

在我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少数领导的腐败行为、官僚主义的广泛存在,在一定地区呈现出范围广、层次高、集团化等特征,这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干群关系,激化了干群矛盾,“政治腐败使民众对政府执政党的信任度、支持度有所下降,导致核心的价值理念被摧毁,易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和精神危机”[5]。

6.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旧体制加速转型的过渡时期,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也经历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使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主导价值观的矛盾,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和封建残余思想在思想领域影响甚广,对主导价值观构成强烈冲击。

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体系，意即在充分承认和尊重微观个体利益的前提下，从宏观整体利益出发，协调改革发展中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差别，进而建立和完善以法制化为保障，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利益机制。

1.建立健全利益观念导向机制。

利益观念是人们逐利行为的动机。

建立利益观念导向机制的目的就是从价值层面、从思想道德层面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

利益目标导向个人利益无所谓善恶，但同时自利与自私不同，个体利益只有和社会整体利益互赢互促，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才有可能。

利益价值导向。

利益价值导向的任务就在于抵制和克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矫正因价值非理性而导致的行为非理性。

利益道德导向。

通过对利益行为的肯定与否定，赞许或谴责来干预利益活动，引导人们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方法去追求个人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和合乎道德的前提下获取个人利益。

2.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是指社会成员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并要求得到满足的政治行为。

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

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通过国家行政组织，完善表达主渠道。

搭建制度性平台，尽快建立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民主化科学化的公众利益诉求制度，使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上通下达，避免误解和冲突。

3.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协调。

市场机制是利益协调的有效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渠道得以畅通。

通过政府协调在协调利益关系上，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

其手段主要有：

第一，通过政治手段，建立公正的规则体系，使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处在较高位置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害处在较低位置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相反，较高位置阶层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处境随之改善，从而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通过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差距初始的收入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调节能力通过税收制度改革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通过社会手段。

在社会领域内，政府承担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再分配工作，缓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分化过于悬殊的问题，起到社会平衡的作用。

关注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4.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

所谓利益约束机制是指社会基于现实利益关系和制度体系，旨在约束规范各种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

利益约束机制大体上由利益规范机制、利益制衡机制、利益惩罚机制所构成。

约束机制主要解决规范和公正问题。

对于那些不规范、不公正不合法的逐利行为，给予及时有效的纠正、制止和惩处。

5.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调解机制。

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构架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冲突会变得常规化。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或发生社会冲突，而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将社会冲突尽可能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

采取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建立利益冲突的调解机制至关重要。

利益冲突的调解方式有多种，包括法律调解（立法司法）、行政调解、社会自我调解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可能发生“基本不适合”和“对抗性”的情况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表现：

第一、政治路线错误。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部要求都要具体通过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反映、调控和解决。

所谓政治路线的错误的,在理论上是指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正确反映社会墓本矛盾的状况、要求,与之发生了重大偏差甚至背道而驰。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间题就会积累起来,积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墓本矛盾从局部的不适合的方面和环节转变为全面的“基本不适合”,相应,矛盾性质则也可能从非对抗性质转化为对抗性质。

如果政治路线发生了重大错误,受政治路线支配并使之具体化的方针、政策也必然随之发生重大错误。

第二、根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即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实际。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它将具体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来,一是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下降或发生全面性挫折或己经取得的生产力成果受到很大破坏,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挫伤或下降。

第三、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社会主义肌体上的癌病灶未能得到及时制止和消除。

实践说明,官徐主义、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转化的破坏性催化剂”,客观上是国内外、党内外反动势力颠复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和同盟性因素。

第四、舆论导向长期发生根本性质政治错误,社会主义旗帜在意识形态丧失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社会愈识的指导下才能建立。

同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替也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帮助。

如果社会主义旗帜在愈识形态丧失了主导地位,各种反动思想必然趁机自由泛滥,社会主义信念将被摧毁,必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基本不适合”和“对抗性”情况起诱发和推波助澜作用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旗帜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强调这些,与意识形态中坚持“双百方针”是一致的,因为,“双百方针”的创造人毛泽东同志在词述这一方针时,也同时提出了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草作斗争的间题。

辩证分析和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公平与效率常常表现为冲突与矛盾,有了效率,却没有了公平;为了公平,又丧失了效率。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要求的差异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是正确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径的核心问题。

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根据国情正确地制定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在所有制上奉行“一大二公三纯”;在分配关系上搞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造成吃大锅饭,收入均等化;在劳动制度上实行“低工资广就业”等。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就是均等,就是平均主义,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

实际上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既丧失了效率,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而恰恰是不公平。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其中包含着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必须实现高效率;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则要求必须实现公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对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政策、“两个大局”思想到江泽民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政策思路一是通过一定措施缩小国民的收入差距以消除两极分化;二是通过沿海地区加速发展带动内地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跃升,2003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1万亿元,这证明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开始被激发出来,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量大而且复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平问题。

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大量数据及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升至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不同产业和部门收入差距比较悬殊,尤其是为国家工业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为经济转轨承担了相当大份额的成本;三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三倍左右,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差距则更大,“三农”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四是地区经济差距增大。

1979—1999年的20年间,我国东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速度之比为12.8∶8.7,东部高于西部4.1个百分点;1998年人均GDP东部地区为11533.25元,西部地区为4159.20元,东部是西部的2.77倍。

目前这一差距还在拉大。

虽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是在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其中很多是由不公平分配造成的,例如垄断行业的垄断收入、偷税漏税、不法经营、腐败和通过权力寻租而获得的非法收入等。

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实施过程,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和经验教训:

其一,“效率”更多讲的是经济效率,而社会效益重视不够。

社会效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体系,它把经济效率包含在自身之中。

要对社会整体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社会效益中就包含着公平,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效益的提高,对社会效益应有足够的重视。

其二,“公平”局限于经济领域中的收入分配方面,社会学意义的公平则力度不够大。

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主要指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再次分配,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合理调配,抑制两极分化,防止贫富悬殊。

如果只看眼前的经济效益、只顾效率,而忽视了公平问题,甚至以牺牲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将会产生种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使社会运行不顺畅,对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危害,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上,首先,要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益。

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才能为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途径。

其次,要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当前尤其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下岗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以及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基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再次,从制度上保障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社会政策体制,促进社会公平。

最后,用公正的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用程序和规则解决不和谐。

法律不仅是打击罪犯的工具,而且具有调节社会的功能,因此,一方面,必须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减少钱权交易和寻租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打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