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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与利益集团管制理论的局限性
“经济人”假设与利益集团管制理论的局限性
摘要：
在西方管制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
导致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并不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对立认识，而是源于对“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差异。
利益集团管制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其对“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运用，不仅混淆了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而且给政府管制改革带来了严重的误导性影响。
关键词：
政府管制；市场失灵；公共利益；利益集团；“经济人”假设
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06－0021－05
在西方管制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基于管制成因与目标上的认知差异，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正如波斯纳所言：
“要说明对经济事务的管制，只能在两种对立的理论间进行选择――要么是管制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要么是管制为公共利益服务。
”有学者认为，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管制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采取了错误的二元对立立场，即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也就是说，利益集团理论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政府干预对效率的扭曲，而公共利益理论则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仁慈、公正，正是“这种假设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两种理论在推理过程、分析结果和政策建议上的不同”。
本文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对立认识，只是管制理论内在分歧的表象而非原因。
事实上，利益集团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运用才是导致分歧的真正根源。
换句话说，利益集团理论由于片面拓展了“经济人”假设的外延，从而完全否定了政府管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意义，而其过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则突出反映了该理论的内在局限性。
而作为管制经济学发端的公共利益理论，则在“经济人”假设的运用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即仅将这一假设用于对市场机制的分析，并进而提出了“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换言之，公共利益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在“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上，其实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差异，正是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理论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
因此本文认为，管制经济学的未来不应再在管制成因和目标的问题上进行无谓的争论，而应对抽象且片面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并将研究视角集中在管制机制的设计上，从而构建一个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并且有效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管制框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视角的转变，对于我国的管制制度构建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管制经济学的内在分歧及其根源
众所周知，“管制和贸易、投资、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一样，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部分”。
但在资本主义早期，政府管制却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反对。
亚当?
斯密就认为，市场会保护公众的利益，因为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制约与平衡，它会有效平衡不同个人之间的自利行为；而与市场的有效作用相反，政府的干预即使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不必要的，而从最坏的方面来说则会造成腐败。
因此，“长期以来，经济学的主要定理都认为，政府可以做到的任何事，私人都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无论一个政府多么仁慈、多么理性，都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政府理论，这样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但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却被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彻底动摇了。
这场经济危机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生存，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市场制度尽管是一种配置资源的好方法，但自由放任的市场却并不是完美的，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在一些时候和一些领域，市场的自我调整机制并不总是充分有效的，即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不仅导致大量的失业、过度的污染，以及对市场的垄断，而且还会加剧贫富的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激化。
因此，政府不能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应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的诸多不足。
最早对“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系统置疑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能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必须依赖于科学规范的政府行为，即政府对经济的大量干预来实现。
凯恩斯经济学不仅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府管制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管制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继凯恩斯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系统的政府管制理论以及政策主张。
庇古认为，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巨大的损失，而政府的干预即管制则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唯一有效手段。
庇古的相关论述也由此成为西方管制经济学的发端，而坚持庇古传统的管制理论则被称为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tIlepublicintere8ttheoryofregulation）。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失灵的内在必然性，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满足公众对于矫正市场无效率和不公平的要求，并通过管制来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
也就是说，“当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基于自身利益的私人行动被证明是不适当的时候，政府就应该表现出一种对弱者的公平的人类同情心”。
从中不难看出，公共利益理论其实严格区分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基础，即认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经济人”行为，而政府行为则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
因此，当由“经济人”行为所驱动的市场机制损害了公共利益时，政府就有责任对市场实施一定的管制，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政府管制的目标就是“创造性地整合、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政府管制效果的经验研究，却似乎并不支持“管制是为了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结论。
波斯纳认为，15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管制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以及垄断的市场结构之间并没有正相关性。
斯蒂格勒则明确指出，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其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管制并不是总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是利益集团为了增进其私人利益所寻求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也就是说，“管制的明确目的并不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在社会的特定群体间进行福利转移，而且这些转移可能会以缺乏效率的方式进行”。
管制俘获理论（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正是这一理论视角的典型反映。
所谓管制俘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管制的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即管制的供给只是为了满足产业的管制需求；二是管制的执法者被企业所俘获，即本应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管制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却被企业所控制。
管制俘获理论试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
政府通过创设管制造就了具有强大垄断地位的垄断者，而后者则利用其强大的垄断力量和“寻租投资”来影响政府，使得政府的决策进一步对其有利。
管制俘获理论虽然指出了管制实际上是在保护被管制者的大量事实，但是，由于其只是基于经验的观察而缺乏完整的理论演绎，因此，对于利益集团是如何控制或影响管制的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理论解释。
管制俘获理论由斯蒂格勒开创，但其只是利益集团理论的雏形，后经佩尔茨曼、贝克尔等人的发展，利益集团理论才逐步趋于完善。
该理论通过凸显政治支持与经济利益的交换关系，从而将政府管制完全纳入到了标准的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之中，因此，该理论又被斯蒂格勒称为“管制的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则通过强调政治家在管制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创立了新管制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政治家不仅仅作为中间人对竞争性的私人需求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而且具有强烈的对自身利益的需求。
因此，他们除了创租之外，还会考虑依照其他的方式从私人那里获利。
事实上，创租只是政治家从立法程序中最大化自己利益的一个特例，其更为一般的行为是，首先通过威胁，然后通过豁免，抽取已经存在的私人租金。
总之，在利益集团理论的研究视角中，政府管制的动因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失灵，而是来自于利益集团为寻求增进自身收益的动机。
代表政府行使管制权力的管制者也不再是仁慈和公正的化身，它们与被管制者一样是追求自己私利的利益集团。
也就是说，政府并不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管制也不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只是利益集团寻求保护他们私人利益的一种程序。
因此，政府管制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公正和效率上的增进，而且会导致市场更为严重的扭曲，所以，只有放松或解除管制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利益集团理论与公共利益理论相比，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政策建议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利益集团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影响下，美、英等发达国家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相继进行了以放松或解除管制为特征的改革，从而掀起了一轮“新自由主义”的管制改革浪潮。
但是，自由化的管制改革却带来了大量的负面问题，并由此激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激烈批判。
斯蒂格利茨就指出：
“虽然市场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市场自身却并不总是能够顺畅运行。
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总是市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那些提倡政府角色应该最小化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政府应该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局限和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的人们之间，一直存在着思想的交锋和论战。
我站在后者的阵营中……如果我们当初不向放松管制的咒语屈服的话，这个国家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
由此，管制经济学的内在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认为，这种内在的根本性分歧主要是源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二元对立认识，即一方只是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政府干预对效率的扭曲，而另一方则过于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仁慈、公正，假设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两种理论在推理过程、分析结果和政策建议上的明显不同。
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认识其实只是管制经济学内在分歧的一种表象，而其真正的根源在于，不同的管制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差异，而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理论假设条件。
事实上，纵观西方管制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市场自身的缺陷是管制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因为，由“经济人”行为所驱动的自由市场机制，会引导逐利最大化的个人实现社会公益并没有被事实所证明。
恰恰相反，自由放任的市场却不断暴露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表现得更为剧烈，并进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有必要也有责任针对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实施一定的管制。
公共利益理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将政府视为市场的一种外生制度结构，而管制的本质就是对“经济人”逻辑有效性的某种否定。
但是，利益集团理论却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向人们揭示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即除了对环境污染等少量典型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实施的管制之外，政府管制的明确目的并不总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群体间进行福利转移，而且，这些转移可能会以缺乏效率的方式来进行。
利益集团理论还由此将政府管制完全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之中，形成了所谓的“管制的经济理论”。
在管制的经济理论当中，政府管制已经不再被视为市场的外生制度结构，而是成为了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利益集团出于寻求保护私人收益的动机而产生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抑或是，自利的政治家或管制者为了创租或抽租的目的而形成管制的供给。
管制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利益集团，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政治互动的结果。
也就是说，公共利益理论的行为假设其实包含了一定的“利他主义”成分；而利益集团理论则是建立在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
因此，在人类行为的理论假设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才是导致管制经济学内在分歧的真正根源。
二、利益集团管制理论的局限性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的行为基础就只有“经济人”假设，因此，斯蒂格勒并不认为利益集团理论与公共利益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他甚至认为两种理论“实际上是同一的”，因为“人总是在某些条件的限制下谋求极大化他们自己的效用……实际上，有关人类行为只有一个一般理论，那就是效用极大论”。
斯蒂格勒在其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
》一文中也说道：
“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将会获胜。
”但斯蒂格勒并不能给出这一预测的理论依据，他甚至认为，“效用最大化假设是……难以检验的，这不是因为他自身的模糊性，而是因为不存在普遍公认的伦理信念载体作为实验对象，以用于检验这一假设的一致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一结果的坚信，他认为“这是由经济学家们发现的，不仅在广泛的经济现象中，而且在关于婚姻、生育、犯罪、宗教及其他社会行为中都广为流行”。
正是基于对“经济人”假设的执着信仰，斯蒂格勒成为了利益集团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系统阐释者。
但不容否认的是，利益集团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运用，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内在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
（1）利己；
（2）理性；（3）私利即公益，即在自然秩序的支配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促使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上述三个基本命题构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内在逻辑：
个人行为的基本动力是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求（利己），而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实现私利的最大化（理性），个人在自由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最终会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因此，“经济人”假设通常表现为两个基本特征，即理性和利己性，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往往把理性行为就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行为（maximizationofself－interest），因此利己性也往往被视为“经济人”假设的核心。
正如亚当?
斯密所指出的，“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而“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
正是基于“经济人”的利己性假设，亚当?
斯密“透彻地阐释了自由放任这一天赋自由体系的必要性，并将之视为给一国带来财富的最好手段。
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中，个人可以追逐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但是，不管其本意如何，一种天佑神助般的秩序会趋于把对私利的追求转变为一种促进社会利益的手段。
然而，“经济人”假设自提出之后就一直备受争议。
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就指出，“经济人”假设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
希尔德布兰德则更是鲜明地指出，这种忽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的作用，而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利己主义的抽象概念之上，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森，也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极端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人类“自利”的普遍人性假设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需的，因为通过简单的自利最大化行为假设，可以构建起逻辑上更为严密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但是，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却不能仅仅依靠形式逻辑严密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只有通过引入多样性的人类行为动机，才可以使理论与现实更趋于一致。
然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却忽视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影响。
由于经济学的两个根源――伦理学与政治学中有关伦理的观念，为经济学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因此，“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分离，使它失去了用武之地。
”事实上，否认人们总是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无私地为他人服务。
不可否认，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确实起着主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
因此，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样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
”
我们从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中不难看出，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其实包含着复杂且多样的动机。
假设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而将这一假设不加修正地运用于政府管制的研究，则更是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利益集团理论出于对“经济人”假设的执着信仰，全面否定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得出了有关政府管制的极端化结论，无疑是非常片面的。
事实上，尽管利益集团理论的“政府失灵”论似乎总在暗示，政府管制通常是缺乏远见的、受金钱支配的和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因此取消政府管制才会让社会变得更好；但是，“阅读历史不能证明这种讥讽结论的正确性，历史上也充满了那些采取有眼光和正确政策――有些得人心，有些不得人心――的政治领袖”。
其实，在市场经济发达和法治完善的国家，政府管制往往表现得更为全面和严格。
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收入水平的增长与政府管制范围的扩大之间似乎保持着一种正相关关系。
总而言之，从近二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管制改革措施来看，政府管制的价值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没有被真正动摇。
而管制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优先的基本政治理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其实，政府管制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抽象，更不是抽象且片面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完全概括的。
政府管制产生于真实世界并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管制是一种典型的针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政治反应，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理念特征，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往往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管制经济学研究绝不能完全建立在抽象且片面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而必须充分考虑到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伦理动机。
三、结论
事实上，我们既不能先验地假设政府是完全“利他主义”的“道德人”或“社会人”，从而忽视政府行为中的利己动机；也不能简单地假设政府就是完全利己的“经济人”，从而抹杀政府管制对公共利益目标的追求。
利益集团理论基于极端化的“经济人”假设所得出“一切交由市场解决”的结论，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片面思维方式。
政府管制行为往往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动机，其中当然也具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分，有时甚至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而这种伦理观念往往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因此，纯粹的“经济人”利己假设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和解释政府管制行为。
如果将管制理论完全建立在这一抽象行为假设基础之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因此，只有基于更具现实性的人类行为假设，管制经济学才会具有持续的理论生命力。
责任编辑 孙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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