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发展阶段演进的理论向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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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发展阶段演进的理论向度

城市文化发展阶段演进的理论向度

当前中国乃至全球处于快速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建设、规划、设计、发展是城市发展和管理的主题之一。

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固然要重视其共性的构成要素和非时间跨度的横向剖析，但也必须注重城市文化在其发展的时间脉络和演化体系中的阶段性差异特征。

这关系着对城市文化发展的方位、格局的现实研判，也关系到在城市的发展中对其城市文化趋向和未来战略的前瞻把握。

城市的文化在其构成与要素的基础上，逐渐积淀或生成着其发展阶段与进程的差异性，产生了城市在不同时期而迥异的文化发展状况及水平。

城市文化的发展阶段的考察和评估，需要放置于和结合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发展方式、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和动力、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规划、区域文化发展现状和文化路径等理论坐标之下，综合考量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阶段性演化和历史方位特征。

在我国汹涌的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热潮背景下，审视和考量城市文化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议题，对于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具有显著积极意义。

1城市化和城市范式向度：

文化型城市的转向城市的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与渐进的进程，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也非一蹴而就，不能脱离城市化程度和阶段、城市规模和质量等条件和制约因素。

从国际上的城市发展历程和经验而言，完备、成熟乃至发达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综合发展实力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

城市文化的发展既是城市发展阶段的一个体现，也构成其继续发展的动力模式。

陈宇飞结合城市化的程度提出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并切入到其中文化层面的城市阶段特征：

其一是空间拓展阶段，处于需要大量填补现代城市设施空白的状态，在此阶段的文化层面上，人们比较缺乏文化自觉意识；其二是功能拓展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的发展从满足基本的需求转向了增加城市功能、丰富生活内容，人们需要文化生活填补迅速出现的生活闲暇时间，大剧院、各类博物馆、大型体育中心等城市大体量城市建筑成为城市建设的热点和象征性地标；其三是内容拓展阶段，这时的城市建设多表现为更为自觉地寻找更大、更多、更为历史传承感的文化空间，更为关注文化内容是否充实，大量被过去忽视了的城市文化遗产被人们发掘出巨大的文化认知价值，人们更自觉地要求层次多样的、内容丰富的文化享受，进行更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性劳动。

[1]在此意义上，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在其质量和内涵层面的一个必然的体现和要求，芒福德曾提出城市最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容器，而城市的这种文化功能随着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提升与强化。

根据城市的发展进度及其内涵，我们可以将城市文化的发展归结为前文化城市、文化转向城市、文化城市三大演进阶段。

其中，前文化城市阶段的城市主要体现为工业化以及一些传统的初级形态城市或资源型城市，这一发展阶段的城市诚如陈宇飞所指出，主要基于规模扩张和物质环境拓展，还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意识，尽管也有必要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但其比重和地位都处于对城市经济功能和产业形态的附属和补充角色。

而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其服务功能和文化生活逐步丰富，对于文化的供给和需求也日益旺盛，城市逐步转向文化丰富的发展阶段。

到了城市化的高层阶段，城市从规模扩张转向内容拓展和内涵式增长，文化被摆到了城市发展的突出地位，成为城市的新主题和自觉意识，朝文化城市的转向浮现出来并成为新阶段的城市化范式，这也是首都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逐渐强化的态势和城市化特征。

在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文化建设和文化行为在城市中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城市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传统的城市模式和阶段特征逐渐被新兴的文化型城市发展态势。

诸多城市经济主义的理论视角认为，现代城市主要属于经济需求和现代化生产需求，其代价是抹杀个性、牺牲市民的生活质量，城市化和城市文化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

而在城市化的更高阶段而言，将注重营造各具特色的文化氛围，注重城市个性的发展，文化设施、文化内容、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是城市化质量的更高层次和主题。

这也使得城市在其发展阶段上出现了从注重经济与物质环境的初级城市化阶段迈向注重文化拓展与提升的高级城市城市化阶段，而前者也是后者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从国际上的城市化历程与经验而言，普遍存

在着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向文化化城市发展阶段的质量与内涵提升，甚至出现从传统城市、工业城市向“文化城市”的深刻转型。

特别是在在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而强大的城市发展趋势，一些传统的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矿产资源城市等典型的前文化城市也出现朝“文化转向型城市”乃至文化城市的演进趋势，这些都与城市化程度到达一定阶段后城市发展质量与内涵的继续提升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而在城市文化和

城市发展阶段之间生成内在的深刻纽带。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巨大而显著的城市化变迁过程，诸

多城市取得了在城市化程度、城市发展质量与内涵上的巨变，而这些城市发展本身的阶段性必然对于文化在城市中的地位、作用、阶段特征产生十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在改革开

放后不仅仅是十分迅猛的规模扩张进程，也包含着在这样的规模扩张和快速而汹涌的城市化过程中不断的自我适应和调整，从而

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中的自我优化调整和不断趋于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具有复杂性的张力构成和阶段性演进中，城市对于文化的注重和强调城市在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较为显著的拐点，城市的文化实力被摆到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文化转向”成为国内发达和领先的城市中寻求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向度，在广大的城市化程度并非居于国内领先的城市中，文化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的内容和支撑。

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从“前文化城市”转向“文化转向型城市”继而进一步向“文化型城市”迈进的诉求是具有普遍性和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的态势，这也是我国城市发展共有的一个基本语境。

2城市发展方式向度：

“后-后工业城市”的驱动路径

一个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发展阶段，与它的发展方式及其区域发展的阶段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尤其是区域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式及其阶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城市的文化生产、消费范式等的演进阶段。

当前全球的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和演变，对于处在时代发展前沿的国际大都市或世界范围内的主要首都城市来说，后工业城市或“首都经济”都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结果。

从农业、工业到后工业乃至“后后工业”，城市的发展方式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生产上，也表现在文化等“非物质生产”和各种非物质劳动、非物质产品层面，同时也伴随着城市整体发展理念与范式的变迁，文化的生产、辐射、消费、影响等逐步成为新的主导型城市发展范式。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有形产品集散地的话，那么后工业时代的世界城市则是以知识产出为标志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

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城市的非物质生产性特征即：

文化型、消费型、宜居型、生态型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尹宏认为创意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工业化发展是同步的，前工业化阶段对应于创意经济萌芽阶段，工业化阶段对应

于创意经济发展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对应于创意经济成熟阶段。

[2]“创意要素一直存在于现代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

只是当城市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能够聚集足够的创意要素，形成持续稳定的创意需求和产品供给的阶段，创意经济才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

”[3]这种说法尽管还不是十分全面，也即没有很清楚地区分创意经济与后工业社会之间进一步的差异和阶段性演进，但是仍然明确了文化经济、创意经济作为地区和城市的一种新兴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世界城市的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资本、信息和技术资源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文化遗存（包括工业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以及教育研究、传媒娱乐以及时尚文化的影响力上。

……在后工业

社会，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文化不再仅仅是依靠社会资助的精神产品，而且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世界各大城市纷纷制定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强化文化的经济促进功能，打造世界文化中心的城市形象。

”[4]在区域的产业发展范式上，城市所面临的转型背景不仅仅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发展的转向和升级，在后工业城市中也出现了不同发展模式和程度的分化。

部分学者指出，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之外存在着以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四产业”。

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也的确与这种发展相对应，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在服务业已经占据城市生产主体的基础上，服务业越来越多地向所谓的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知识产业提升演化的态势。

东京、伦敦、巴黎等典型的首都城市和国际化大城市无不具有国际领先的创意产业、信息产业、内容产业等，它们的发展热度甚至超出金融业等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

以老牌的发达城市、英国首都伦敦为例，尽管其金融、商务等第三产业已达成熟，部分服务业领域具有“世界城市”的综合实力，然而其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高度活力和增长贡献值的城市发展构成和突出亮点。

伦敦创意产业在1995年到2000年之间提供的就业机会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产出以8.5%的速度增长，发达的文化部门为伦敦带来年约近200亿英镑的经济效益，也为伦敦从“雾伦敦”、世界城市向进一步的世界领先的“创意城市”和“酷伦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际上首都城市和发达大都市的发展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对于一些国家或城市来说，文化成为国家和区域“文化立国”或“文化立市”的具有根本性的元素，发达城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把文化等新兴产业和“第四产业”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和激烈竞争之所在。

对于我国国内的大城市和主要城市而言，还主要处于从工业城市范式向服务业发达的后工业城市提升阶段，北京、上海等一些国内的中心城市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文化转型”仍处在兴起阶段。

尤其对于受到城市性质、自然禀赋、资源条件等限制的一些城市，把具有“后后工业”特征的文化驱动方式作为城市在新时期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推手是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战略选择。

3城市文化内涵与效能视角：

文化与城市的“多位一体”融合发展

城市的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并且表现出差异化的形态构成特征。

黄鹤把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城市文化发展分为重建时期、参与时期、经营时期、复兴时期，在这些时期阶段内，城市文化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重建时期把文化定义为独立并相对于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领域；参与时期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70年代以来的经营时期强调文化对于城市经济和环境重建的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资源来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竞争力；90年代以来则侧重于文化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时期，文化被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文化规划是城市和社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战略性以及整体性的运用，在关注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文化的政治和社会效益。

[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在城市中的角色、地位、功能随着城市文化的内涵演化而体现出时间性和阶段性的变迁。

在更宽泛意义的范畴上，城市文化也经历着较大偏异度的演变轨迹，例如刘士林从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把城市文化划分出经济型城市文化、政治型城市文化和审美型城市文化三种类型。

[6]而近几十年的西方城市发展中，具有显著文化自觉的审美型城市文化日益占据主要位置，超越经济型、政治型动因的“文化城市”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追求。

就中国城市而言，具有启示和借鉴性的是，其从缺乏城市的文化自觉意识向注重文化资源改善城市竞争力的“城市文化”阶段的转型还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正逐步处于通过文化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城市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内涵以及城市文化规划理念的演变所体现出的阶段性差异和提升。

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文化在城市文化中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及其在现实中的贯彻。

西方的城市曾经经历的经营时期中，尽管城市取得文化的自觉性，把文化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是文化还尚未作为一种整体的“城市性”的构成。

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文化是单纯的文化自觉还是更广意义下的文化主导阶段的“城市自觉”，通过文化的抓手和牵引而促进城市“多位一体”的整体发展。

事实上，20世

纪后期以来，西方的城市经历过城市文化及其规划的多种内涵与发展形态的阶段，包括经济复苏主导的城市文化建设（例如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园区）、社会发展主导的城市文化建设（例如格拉斯哥克莱德河河滨改造）、物质空间环境建设主导的城市文化建设（毕尔巴鄂滨河区改造）等不同类型。

[7]而就新的阶段而言，城市文化的内涵已经从文化的经济阶段、社会阶段转向文化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元综合发展的更高标度，而非单纯的文化经济发展或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等的满足。

在我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等因素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甚至热潮性的追求，但是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下，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文化主要仍处在把文化作为一种“城市经营”的手段乃至产业渠道的阶段，而不是通过文化促进城市人文复兴、整体发展质量提升的文化自觉阶段。

诚如有学者分析的，“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优质、低碳的产业形态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并成为各地产业转型的优先选择。

但从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名词受到热捧与侧重产业转型的文化政策来看，当前的文化转型观念仍反映出经济至上追求

GDP增长的发展思维，对文化规划的理解还存在局限。

”[8]中

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需要更广阔视野下的内涵与形态建构，需要从“城市的文化”向“文化的城市”的拓深。

4城市经济

发展特征向度：

“创新驱动”的文化品格

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城市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是具有产业性的文化经济，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现代区域经济现象，其发展的阶段与诉求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阶段具有内在的关联和动力制约机制。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其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可以从著名学者迈克尔?

波特提出的区域发展阶段模型的四大阶段进行考量：

生产因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

[9]黄凌翔认为城市产业发展受其要素条件约束，表现出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的规律，即自然要素主导型阶段、资本要素主导型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

[10]资源等要素型城市发展动力和创新主导型城市之间的阶段差别是显著的，尹宏分析指出，驱动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要素、创新、消费三个方面，不同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中这三种力量的主导地位存在着差异。

[11]资源禀赋、资本驱动以及创新导向等不同的阶段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般化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于新经济背景下的城市来说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动力模式。

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低，只有依靠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实现内生持续增长。

对于城市的文化经济来说，作为地方的经济部门的构成之一，其发展模型也具备和呈现着不同的导向层次与阶段。

初级阶段的城市文化经济主要依赖于地方的文化资源及其积淀，城市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和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和初步开发阶段，例如对于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

进入投资导向阶段后，城市文化依靠产业化、资本化运作的主导而取得有效的发展提升，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在城市文化的繁荣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超越了投资导向型阶段后，知识、创新等非物质因素和智力资本因素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主要动因，例如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新崛起的巴塞罗那、曼彻斯特等“知识城市”范式，无疑为具有丰富智力因素和文化优势的大都市和首都城市树立了新的有益理念和路径。

在创新导向型阶段，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主要依靠文化上的创新和创意，而不再把地方文化资源禀赋、文化“大拆大建”、文化投资等更为初级阶段和粗放型的因素作为驱动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可持续驱动力。

从国际城市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城市发展现实而言，由于经济

驱动阶段不同带来的城市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演进是具有现实性的借鉴和经验。

在经历了文化投资、文化产业的热度之后，当今国际上一些文化发达城市如伦敦、巴黎等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源泉都是其文化上的创新能力和创意水平，文化产业更加注重内容而不仅仅是产业化、“消费社会”化、“文化工业”化的运作效能。

波特的经济发展波段理论认为，人均GDP在1000美元

以下的城市发展属于资源驱动型，1000-10000美元的城市属于资本驱动型，10000美元以上的城市属于知识和创新驱动型。

就国际上的一些发达城市来说，其人均GDP已经达到知识和创新驱动型的层次，这些特征也反映到其文化经济部门，知识、内容、创新、创意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凸出，城市文化的“创新特征”也日益鲜明。

国内的城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开始快速的发展，对于城市文化竞争力和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城市文化主要还处于资本导向阶段，部分中小型城市和文化不甚发达的城市还主要依靠地方文化资源吃现成饭，资本主导和产业化主导的阶段还尚未充分实现。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上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文化产业化、文化资本化的运作正趋于稳定和成熟，但是受到总体经济发展阶段的潜在制约，其“创新驱动型”的文化格局还未很好地建立。

以首都北京为例，尽管北京逐渐形成和提出了强化“北京创造”、“北京创意”的意识观念和设想，但从文化大市迈向内容创新和精品创新为主导的“文化强市”仍然有一段距离要走。

5城市文化战略与政策向度：

城市文化战略重点的更替升级城市的文化战略对于城市文化面貌的形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由于文化战略、政策的差异，城市文化在其不同阶段和时期往往具有鲜明的差异，其关注的重心、焦点以及采取的发展策略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具有逐步演进的特征，并且与城市整体的战略也有着互动关系。

从世界上一些主要城市文化的发展来看，由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循序渐进态势和客观禀赋资源、文化资本的限制，其发展的重点具有顺序性和阶段性的特征。

刘合林根据对各种城市文化战略的实施，将其发展顺序概括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阶段、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的兴盛阶段、文化城市品牌营销阶段以及文化战略整合与升华阶段。

[12]就西方城市的发展阶段来说，20世纪30-40年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普遍重视，如1933年作为第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的《雅典宪章》明确提出了“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该妥为保存”的原则；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城市通过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促进城市发展、解决城市中心区衰败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伦敦等为代表的西方城市开始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兴盛时期；新世纪以来，欧洲等许多发达城市纷纷采取城市文化品牌营销的发展战略。

[13]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于大规模的资本运转、高层次的文化人才、品牌性的文化产业汇集等因素，是其最为现成、也是具有相对的最低成本的可利用资源，同时它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复制性和现实效应，因此当多数城市即使无力文化产业战略、城市文化品牌塑造战略等路径选择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是一项值得采取和有能力采取的方略。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综合体的发展，文化理念和文化元素逐渐渗入到其城市的更新之中，从而进入了文化导向的城市扩张和城市更新阶段。

事实上，文化设施的建设对于的城市的文化风貌和城市形象来说，也是较为直观和具有直接效应的，“在构建文化城市的初级阶段，构建大型文化基础设施往往成为城市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将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促进国际旅游增长。

”[14]而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和发展需要有相关产业体系、人才系统、政策系统的基础和支撑，需要文化投融资、文化市场机制的成熟和配套，需要城市较好的创意能力、创新水平和“后工业化”的要素聚集程度，因而其成功的实施需要城市综合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提升到一定程度作为必要的条件支持。

在文化资源、文化资本较为充分的挖掘与发展后，城市才具备足够的基础、保障进入文化城市的品牌营销与文化战略整合升华阶段。

这种阶段性的战略演进态势，在我国有一定程度的吻合性，同时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在局部略有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重视和实践施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内许多城市的重点

发展支撑和趋向；新世纪以来，城市的品牌构建、主题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成为我国一些城市文化进一步的升级趋向和需求；至于文化战略整合与升华阶段，则是城市文化未来战略的更为高层面的层次和阶段。

事实上，这种战略与政策的选择并非基于完全的主观性，而是城市文化发展由低到高、逐步推进和深化的客观要求的体现。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还主要处于从农业化阶段向工业化阶段的初步转换时期，诸多城市都把工业化作为中心任务，城市的文化领域受制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目标，处于不被重视甚至无视的地位，甚至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被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认识到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风貌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的政策和事业性的文化机制，出台了一系列历史文化保护的政策，开始进入注重历史文化保护的阶段，同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一定的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并且在以后的城市文化发展中延续下来。

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基本处于快速城市化、城镇化的阶段，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城市扩建、城市改造中，还是出现了文化让位于城市更新的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后，对城市文化资源的破坏才有所缓解，许多城市自觉地把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其重要的“城市资本”。

20世纪

90年代，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文化、教育、科技优势最为显著的北京，开始在国内明确提出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且对国内诸多已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实力基础的城市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其他诸多城市也形成有效的带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部分城市的城市化与城市改扩建趋于稳定和逐渐成熟，城市的地理空间、物质环境和设施建设也更加注重文化向度，部分文化较为领先的城市其文化色彩浓厚的城市更新改建对于国内其他城市也都具有积极的典范意义，例如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北京菊儿胡同改造。

近年来，国内部分大城市提出推进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化文化都市的建设目标，把文化城市品牌打造提到现实的战略事程中，而这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以更为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繁荣的文化空间构建、成熟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等条件为基础，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