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选股最简单的方法三个问题搞定.docx
《学会选股最简单的方法三个问题搞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会选股最简单的方法三个问题搞定.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学会选股最简单的方法三个问题搞定
学会选股最简单的方法：
三个问题搞
股票有两种，一种是冰棒，小而甜，常出现在游客最多的地方，受人追捧，但是自身价值却总在不断溶化；另一种是古董，表面上又旧又老，深埋土中，少人关注，要耗费功夫挖掘，但自身价值总在不断增值。
投资古董股要当心别买得太早，投机冰棒股要当心别卖得太迟。
邱国鹭先生把过去十几年的投资分析方法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最根本的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认为一家公司便宜，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认为一家公司好，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现在买。
就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估值的问题，第二个是公司品质的问题，第三个是买卖时机的问题。
文章很长，但相信我，很值。
投资的第一个问题：
估值
估值可以说是最容易把握的。
一个股票便宜不便宜一目了然，看看PE，PB，PS，EV/EBITDA等一系列的指标，这一部分是最接近科学的，而且是最容易学的。
一个东西只要足够便宜，赚钱的概率就要高得多。
我一直喜欢引用沃尔玛的山姆•沃顿说的一句话：
“只有买的便宜才能卖的便宜”。
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经营零售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觉着做投资，买的便宜要比做零售更重要。
现在很多人会说估值不重要，因为2013年的行情，5倍PE的涨不过5倍PB的，谈估值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这个也很正常，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
即使是最正确的投资方法，也不可能每年都有效。
所谓正确的方法，是在10年中可以有6、7年帮助你跑赢市场；错误的方法就是在10年中只能有3、4年跑赢市场。
你如果想要每年都跑赢市场，就必须不停地在不同的方法之间切换，但是要事前知道什么时候适用哪一种方法，其实是非常难的。
还不如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长期地坚持下来，这样做即使短期会有业绩落后的阶段，但是长期成功的概率较大。
世界上的每个成功的投资家，都是长期坚持一种方法的。
那些不断变换投资方法的人，最终大多一事无成。
世界上不存在每年都有效的投资方法。
一个投资方法，它能长期有效，正是因为它不是每一年都有效。
如果一种投资方法每年都有效，这个投资方法很快就会被别人arbitrageaway，被别人套利套光了。
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说，首先价值投资是有效的；第二，价值投资不是每年都有效的；而第二点正是第一点的保证。
正是因为价值投资不是每年都有效，所以它是长期有效的。
它如果每年都有效，未来它就不可能继续有效。
听起来像是个悖论，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在资本市场，如果有一种稳赚的方法，是一定会被套利掉的。
正是因为有波动性，才无法被套利。
在建立一个研究方法之前，必须区分两个东西，赌赢了和赌对了，这是两回事。
很多人是以短期结果来倒推过程的正确。
在股市中，短期来说，正确的过程可能给你糟糕的结果，错误的过程也可能给你优良的结果。
过程正确和结果正确如果要一致，前提条件是它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
一个正确的过程和方法，能够较大概率保证你在5到10年中取得一个优秀的结果，但在6个月甚至一两年之内，有时候你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做，可能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下一个伟大公司”不是想找就能找得到
很多人会讲，买便宜货这种方法是捡烟屁股，是“烟蒂投资”。
像巴菲特也说过，宁可用合理的价格买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不要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一个一般的公司。
这句话我是完全认同的，但是在实践中我做不来。
为什么呢？
你认为中国公司中有多少家可以叫做伟大的公司？
市场整天在炒的这些40、50倍的公司，都说是“下一个伟大公司”，又有几个真的能兑现的？
我觉着彼得•林奇说的对，他说当有人和你说A公司是下一个B公司的时候，第一要把A卖掉，第二要把B也卖掉。
因为第一，A永远不会成为B，第二，B已经被当作成功的代名词，说明它的优点可能已经体现在现在的股价中了。
如果你确实拥有巴菲特的眼光，在某家公司被人们广泛认为伟大之前发现它的伟大，那么你的超额收益肯定是很明显的。
但是伟大的公司不是这么好发现的，很多公司大家都曾经认为它伟大，后来发现它不伟大，或者是它仅仅是伟大过了。
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的高峰之后，很多被认为是“划时代的”、“颠覆性的”、“最伟大的公司”，后面都破产或者衰微了。
那几百个后来破产的互联网企业就不必提了，即使如微软和英特尔那样当时确实是伟大的公司，占有70-80%左右的市场份额，十多年利润稳定的增长，但是在2000年之后，这两个公司的股价表现就长期不如人意了。
在2000年的时候，当大家都知道微软和英特尔是伟大的公司，但那之后它已经没有超额收益了。
这几年，我问过许多基金经理一个问题，哪个公司是你认为最伟大的公司。
大家公认伟大的那个公司，其实很可能已经不那么伟大了，你一定要在被人认识到这家公司伟大之前认识到它的伟大，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而便宜不便宜我可以判断得出来；伟大不伟大，我觉着真正能够判断的人不多。
因为中国大多数公司的商业模式都一般，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就已经分到一个相对吃力不讨好的环节，那些创新的、有定价权的、有品牌的，在A股中相对较少。
有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是你想转型就能转型的。
像美国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强国了，但在品牌的建立上，特别是奢侈品品牌，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牛的品牌，也就只是蒂芙尼、卡迪拉克等有限几个。
美国没有在超高端建立品牌，很多都是欧洲人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讲传承的，讲路径依赖的，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得到的。
我觉着中国2500家上市公司中，伟大的公司肯定是个位数的。
A股公司2500家中有2000家是垃圾公司，剩下的500家中可能有400家是普通公司，100家中应该可以算是优秀公司，而在这100家中大概有10家是伟大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你觉着你会有能力把这10个左右的伟大公司找出来么？
如果可以找出来的话，可以不用重视估值。
在绝大多数公司只是普通公司的前提下，你必须强调估值。
199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的经历
我1999年加入美国一个很铁杆的价值投资的公司，当时公司业绩很差，并且已经差了好几年了（当时科技股的泡沫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非常的难受，客户跑了1/3，合伙人们都有把公司卖给别人的想法了。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没有改变自己价值投资的风格，泡沫破灭之后5年我们公司的业绩极其优异，把之前的落后部分全部追了回来之外，还创造了很好的超额收益。
公司成立25年以来的累计业绩在同业中处于上游，依靠的就是坚定地寻找便宜货，NeverOverpay。
那6年的经历对于正在形成投资理念的我触动很深。
我们当时有很多竞争对手在1999年的时候没有扛住，放弃了价值投资，开始去追高科技股成长股。
2000年泡沫破灭的时候两边挨了巴掌，客户彻底走了，因为机构客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基金经理的风格飘移。
相比之下，我们当时承受了较大的客户赎回，资产从30亿美元跌到20亿美元，但是5年之后我成为合伙人时，资产就已回到60亿美元了，而那些没能坚持住的竞争对手们都还在苦苦挣扎。
有的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最后一口气，像2013年做价值投资有很多人感到很难受，这个很正常。
我觉着A股2013年的行情和2010年有些像，但是风格差异的幅度是比2010年大。
2010年我们还可以在低估值的、竞争格局好的传统行业中找到一些有核心竞争力的牛股。
但是2013年的行情很集中，就是TMT、医药、环保、军工，在这几个板块内要是没有，其他板块其实很难赚到钱。
但是2013年的分化程度还是不如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
1999年的时候，几个投资大师，例如，巴菲特当时就做的很差，但是他用的是自己保险公司的钱，所以他熬过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难受的是老虎基金，罗伯逊清盘的时候是2000年2月份，纳斯达克是2000年3月10日见顶，他当时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清盘了。
看他当时给投资者的那封信，他认为市场是无比疯狂的，他相信自己最后是一定对的，但是他感觉短期内根本不会有纠偏的可能。
索罗斯是在两个之间。
索罗斯他自己是很坚定没有去做这些东西，但他的CIO斯坦利•德拉克米勒（StanleyDruckenmiller）买了一堆的网络股。
索罗斯很多时候能够在拐点处做逆向交易，所以索罗斯在2000年4月份纳斯达克泡沫一破灭，就马上全部砍出去，然后把德拉克米勒给炒了。
索罗斯的纠错功能是无比强大的。
索罗斯不是个简单的趋势投资者，他最厉害的是拐点投资，他可以在事前把拐点看的非常清晰。
我记得是2009年底曾去他们公司访问，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一个交易员当时很强调的一个概念是Themostcrowdedtrades，就是最拥挤的交易。
09年底的时候，当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大家对美元是很空的，因为美国做量化宽松，要印这么多钱。
当时市场的共识是，量化宽松违反了所有的经济学常识，因为美国现在陷入这种困境，本身就是因为之前印了太多的钱，货币太宽松，才造成这个问题。
但美国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印更多的货币，然后把利率降到更低，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所以当时大家对美元非常空。
但量子基金当时观察，Thethreemostcrowdtrades（三大最拥挤的交易），一是看空美元看多人民币，二是看空美元看多台币，三是看空美元看多韩币。
当时是09年的4季度，那时候美元指数大概71，索罗斯就做了反向交易，之后半年赚了一大笔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风格。
在1999年市场严重分化的时候，三位投资大师，老虎基金、量子基金和巴菲特，应该说是从当时看是之前30年美国做的最好的三个基金经理，都有不同的困境和应对。
为什么讲这些案例，我是想说，到2013年很多人又回到几年前的想法，认为价值投资在A股是没有用的。
但我想讲一句，便宜是硬道理。
对大多数像我这种凡夫俗子，投资还是要考虑估值。
如果你认为能够有像巴菲特、索罗斯这种能力和水平，那你可以不用考虑估值了。
索罗斯是从来不考虑估值，巴菲特对估值考虑得不算太多。
巴菲特在1970年以前、在他自己做对冲基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采用格雷厄姆的办法，估值考虑得多。
但之后受了菲利普斯和芒格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公司的品质。
不要为普通公司付太贵的价钱
投资肯定是讲性价比，但我认为A股很难找到好品质的伟大公司，都是些普通公司，所以一定不要为普通公司付太贵的价钱。
A股所谓的成长股，随着时间的推移，10个有9个会被证明是伪成长。
上市公司主动来和你沟通时，都是有目的的，有些甚至是没安好心的，所以不要被上市公司讲的未来故事忽悠了，一定要看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利润、现金流和资产。
在估值、品质、时机这三点中，时机其实我把握的很差，我选时经常不对的，但是我能够重视don’toverpay，不付过高的估值，不买过贵的股票。
哪怕一个普通的公司，只要足够便宜，长远看，问题都是不大的。
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给公司的创始人兼CIO做助手，他就是一个很铁杆的价值投资者，他对投资可以分析得很细。
现在很多人讲中国的很多传统产业现在不能买。
但是你仔细分析，野百合也有春天。
哪怕是垃圾，一堆垃圾也是有价值的，你只要以1/2的价格买，也是可以翻一倍。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USSteel，股票代码是X，是美国最老的钢铁公司，最垃圾的产业。
美国的钢铁产量在1973年就见顶了，已经夕阳几十年了。
2002年它是2倍市盈率，在许多人看来是坐着等死的公司了。
但是从2003年到2008年中期，这个股票翻了20倍，而且上涨期间持续了6年之久。
当然2008年下半年它又被打回原形。
股票的回报，并不取决于它未来增长是快还是慢，而是取决于未来增长比当前股价反映的增长预期是更快还是更慢。
这里有pricedin的问题，就是股价是不是已经反映了所有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的问题。
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存在谁好谁坏，我只是更重视统计数据。
你可以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是价值股跑赢成长股的，而且跑赢是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季报公布后的那两三天。
比如价值股一年能够跑赢成长股7个百分点，在美国这7个百分点基本就在8个交易日内实现60、70%，就在每次季报公布之后的两天。
就说明季报公布出来的业绩中，成长股很容易低于预期，而价值股就很容易超预期，因为未来不会有乐观者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有悲观者想象的那么差。
成长股的成长还是比价值股快，但是就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快。
但是2013年A股好像不存在pricedin。
你会发现只要概念好，再贵也有人买，概念不好的时候，再便宜都没有人买。
银行股6倍PE的时候大家觉着很便宜了，但估值可以下降到4倍PE，当然期间价格没有跌这么多，很多是利润增长带来的估值不断下降。
A股这一点反而是给价值投资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在美国做价值投资，有时不得不买一些品质一般的公司，因为作为价值投资总是要买低估值的东西，而美国是一个定价相对合理的国家，所以你买的那些低估值的东西，在某些人看来真的就是一堆垃圾，例如钢铁、制造业等。
美国的制造业是很夕阳的，因为它整个的制造业已经被掏空，都搬到中国来了，和中国的制造业还不太一样。
但是，事实证明，在美国，低估值的“垃圾”公司的长期回报率显著地高于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高估值的“成长股”。
这个现象在韩国也是一样。
过去10年中国应该算是成长最快的10年，今后10年、5年肯定没有过去10年快。
但看看过去10年，有多少股票可以实现每年30%的复合利润增长？
可以自己算一下，真的不多。
在美国的统计，可以算作真正成长股的，大概20只中可以有1只。
很多人说美国小股票也跑赢大股票，但其实是低估值的小股票跑赢了大股票，高估值的小股票作为一个资产类别，是最差的一个资产类别，因为它们的业绩总是不断地低于预期，10家小股票中可能只有1家能够成功。
在世界各国，小股票的估值一般低于或接近于大股票的估值，只有在A股中，小股票的估值是大股票的好几倍。
2013年创业板的估值是主板的6倍，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时间会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
我很喜欢读成功投资人的传记，我也喜欢和中国杰出的投资者交流学习，去思考这些人为什么成功。
像巴菲特和安东尼•波顿。
巴菲特来中国来做投资，他是成功的，中石油赚了有8倍，比亚迪现在的价格比他的成本也还高好几倍。
安东尼•波顿，欧洲的股神，在欧洲做了30年，平均年度回报率是20.3%，这个长期业绩是和巴菲特差不多的。
安东尼•波顿是我最尊敬的投资人之一，但为什么他到中国来投资的业绩不理想？
关键是安东尼•波顿是喜欢做小股票的，巴菲特是喜欢做行业龙头的，而中国小股票骗子的比例是远高于欧洲的，波顿最后发现管理层和他的沟通不诚信。
因为安东尼•波顿做的方法和彼得•林奇是一样的，用“翻石头”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调研。
安东尼•波顿一年可能见700家公司，肯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勤奋，他有几十大本的调研笔记。
彼特•林奇也是这种方法。
这种“翻石头”的方法，你翻100块石头，可能就会有1块底下有宝贝。
安东尼•波顿到了中国就拼命地翻石头，但他翻的是小石头，而中国的小石头后面很多都是骗子，于是业绩就不理想了。
投资的第二个问题：
品质
讲完估值再讲品质。
品质肯定是更重要的，那我为什么反复强调“便宜是硬道理”？
是因为估值方法容易学，每个人都可以学。
便宜不便宜大多数人都能够判断，因此关键的区别在于搞清楚公司的品质。
关于时机，我不能够判断，但是绝大多数人也不能够判断。
所以说，三个要素中，投资者真正需要下大力气搞清楚的就是品质。
我们很多的卖方报告，过多地关注动态的信息，而对一个公司静态的信息分析得不够。
静态的信息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是先回答一个问题，这家公司做的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好生意就是赚钱容易的生意。
比如茅台，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很简单，赚钱太容易了，哪怕现在被政府这样子打压，一样能赚钱，只是增速下来了。
你说他的管理层一定比钢铁公司的管理层高明很多吗？
那也很难说。
所以说，马和骑师，选马比选骑师重要。
特别是对大公司而言，这是一匹怎样的马，比这是一个怎样的骑师更重要。
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判断骑师的好坏。
可能资深的研究员、基金经理能够和高管沟通得比较多一些，但大多数人可能和高管都见不了几次面。
而且就算见到了高管，你有精力了解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吗？
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管理层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中国有很多小企业，看起来像是伟大的企业，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发展不下去了，因为它受限于董事长、大股东个人的素质和境界。
很多中国的上市企业，成长到100亿、150亿以后上不去了，因为管理层没有足够的眼光和胸襟。
公司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品质的看点是不一样的。
小公司当然是骑师更重要，大公司就是机制和文化更重要。
所以，是选骑师、选马还是选赛道，要看公司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品质的判断1：
是不是一个好行业
对于品质的判断，我的办法比较简单。
我更重视行业分析，而不是个股分析。
我觉着选一个好行业是成功投资的基本条件，就和买房子一样，总是地点更重要、社区周边环境更重要，房子里面的装修、房子本身其实是第二位的。
你发现有一些很好的管理层，很好的公司，但是在烂行业里面，最终也没戏。
我几年前调研过几个钢铁公司，里面有的管理层很好，产品线也很好，技术也很先进，但可惜在中国钢铁这么一个烂行业里，再好的管理层也无用武之地，这是行业格局使然，所谓格局决定结局。
中国的钢铁行业要比美国分散得多，美国钢铁行业最后只剩下3、4家在玩了，都寡头了，中国钢铁行业还有几十家在玩，竞争过于激烈。
我很重视的是行业的竞争格局，行业里一旦玩的人多了，日子就难过。
玩的人不多的，日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当然这个不包括一些“中字头”的央企，它的垄断是国家给的。
国家给的垄断，它的定价权就受到政策限制。
我们并不是喜欢垄断本身，我们喜欢的是垄断带来的定价权，所以，定价权受限制的垄断没有意义。
公司的品质好坏，关键是看能不能具有定价权。
并不是说消费品就好，投资品就不好，关键还是在于看有没有定价权。
消费品更能有定价权是因为消费品是差异化产品，而且下游是分散的客户，公司的议价权更强；投资品的定价权更弱是因为它们经常是无差异的同质化产品，下游客户更集中，因此公司的议价权更弱。
我特别重视行业格局的变化，因为行业竞争者的增加往往会把行业带入死胡同。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怎么搞出来的？
其实它的根源是在1999年，《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掉。
当时花旗为了买旅行家和所罗门兄弟公司，花旗的CEO桑迪•威尔去游说国会把大萧条时期制定的银行分业法（道格拉斯-史蒂格尔法）给废掉了。
废完之后，美国的商业银行就大举进入了投资银行业。
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后，有资本优势，有客户优势。
投资银行业的行业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来是5家大投行在玩，现在是10家在玩。
原有的5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增长，就只好搞创新，像MBS，CDS，CDO等产品，最后搞出了次贷危机。
公司品质很重要是在于行业格局是否良性、行业竞争激烈不激烈。
所以我每次调研公司，常会问高管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你的竞争对手怎么看，最近竞争对手有没有什么做法让你特别难受的，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做法让你的竞争对手感到难受。
比如去调研装修行业，像金螳螂、亚厦、洪涛，过去两三年会发现他们彼此不讲坏话，说明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还不激烈。
但是看有的行业，两家龙头公司在微博、在报纸上相互对骂了。
这说明行业格局的恶化。
行业竞争太激烈，谁都赚不到钱，就这么简单。
对政府扶植的新兴产业为什么要谨慎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政府支持的新兴产业？
因为政府的支持其实是增加了供应，增加了行业的竞争对手。
比如风电和光伏，2010年一扶持，立马全国遍地开花，才两三年时间，马上供应过多，产能过剩。
LED行业，全中国有1万家的LED厂商。
LED是一个很好的技术。
LED需求确实是上来了，技术也是可以的，也节能环保，但是最后大家都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呢？
行业格局太分散了。
前几年很多地方都是上一台MOCVD，地方政府就补贴1500万，这种补贴就是让企业在技术不成熟的时候就把产能摊子铺起来了，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
而且这种补贴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都有地方保护主义。
你问一下比亚迪就知道。
很多地方招标电动的公交车，就要求公司要在当地采购，有的甚至连电池材料都要求当地采购。
政府的扶持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反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我其实特别怕这种政府鼓励的行业，因为政府的基因和创新的基因是格格不入的。
政府怎么能选出谁能够代表未来技术呢？
你看硅谷里的苹果、Facebook、谷歌等公司，有哪一家是政府扶植出来的？
中国如果在10年前就把互联网定位成国家大力扶持的战略产业的话，那今天的互联网可能就是一批国有企业在玩，那中国也就出不了XX、阿里、腾迅等这些伟大的公司了。
一个行业一旦政府扶植了，那这个行业基本就废一半了。
所以我从来对政府扶植的行业都深表怀疑。
政府不可能知道应该扶植谁，中央没有精力和能力去管得这么细，各地方政府肯定遍地开花，各自扶植当地的企业，扶植自己的八大姑七大姨，最后就是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搞到最后，就没有钱搞研发。
没有钱搞研发，就竞争不过国外。
因为创新行业是研发和创新最重要，打价格战是打不出赢家的。
电动车最后搞出来的是特斯拉，而且它的技术路线和我们在2010年炒的那些技术路线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几千块小电池并联在一起。
2010年的时候市场炒作新能源，每个人都说他是比亚迪的供应商，后来我们去调研，结果只有卖包子的老阿婆没有撒谎，她真的是提供比亚迪食堂早餐的肉包子，其他所有人，比亚迪根本就没有向他们采购过。
所以都是炒概念的。
如何判断公司的品质呢？
首先是看行业的格局，不要有太多人做，做的人多了，竞争就激烈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银行为什么好赚钱呢？
因为虽然中国大大小小有两三千家银行,其实全国性的银行没有多少家，主要的市场份额都在上市的这十几家银行手里。
品质的判断2：
差异化竞争
第二是差异化竞争和同质化竞争的区别。
为什么钢铁赚不了钱，因为是同质化产品；为什么航空长期在国外赚不了钱（在国内可以赚钱，因为大的只有3家，而美国有多家），因为提供的基本上是无差别产品（当然细究之下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例如航空公司的历史安全纪录、机型等）。
为什么白酒好赚钱，因为它就是一个差异化的产品。
可口可乐好赚钱，因为它也是一个差异化产品。
巴菲特买的消费品都是有强大品牌的，品牌就是一个差异化的标志。
品牌也要分别，有的品牌只有知名度，而没有美誉度。
中国有很多品牌，大家都知道它，但大家都痛骂它，真正有美誉度的品牌不多。
一个品牌如果是用来请客送礼的，就特别好，因为有个面子问题。
请客送礼的东西是越贵越买的，在家里自己用的东西就不是越贵越买的。
最近服装股和家纺股跌得一样惨，但其实服装还是比家纺要好。
当然家纺的格局比服装好，家纺就只有三家慢慢做出来了，服装毕竟竞争更激烈。
但是，服装是在外面穿的，有个品牌，有个小logo，消费者会觉着物有所值，人会为了虚荣去买高端品牌。
请客送礼，或者在外面可以炫耀的产品，更有定价权。
所以说，差异化、定价权，一个来源是品牌，而且最好是请客送礼的品牌。
另一个是要有回头客，少量多次的购买是最好的。
我不太喜欢靠大订单的，今年有大订单，可能明年后年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单价不要太高，价格太高的话，也会有问题。
单价低是个优势。
比如口香糖，因为单价小，消费者对价格差异不敏感，它的定价权就比汽车定价权要高。
汽车的品牌还是有一点用的，同样好的车，如果有品牌，会卖得贵一点。
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大宗购买，大家买的时候会慎重，会考虑性价比。
全世界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是丰田，而不是宝马和奔驰。
可以看到，虽然宝马卖得贵得多，但是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丰田的净利润率超过宝马，说明汽车业更多是靠规模效应和精细化管理，宝马的品牌溢价还不足于带来比丰田更高的利润率。
差异化的产品还有一个方面是转换成本，比如说软件。
前阵子公司技术部门建议我换一个新的电脑，一个大屏幕下面带两个小屏幕，我最后没换，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屏幕去关注短期的股价波动，但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转换成本。
一些医疗使用的设备或耗材等，如果更换的话，医生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产品，转换成本就会高一些。
转换成本高的产品用户黏性高，定价权就高。
差异化的关键在于是不是能够提价，提价之后是不是不影响到销售。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小的快速消费品公司，十几倍市盈率，市值也不大，全中国只有4家，前四家的市场占有率大概90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