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乡村若干问题思考对安徽歙县石济坑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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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乡村若干问题思考对安徽歙县石济坑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调研报告
偏远乡村若干问题思考
――对安徽歙县石济坑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调研报告
高胜普1孙尚平2黄秀琼1张海艳1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2）
摘要：
2004年暑期，人大大学生实践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深入安徽歙县石济坑村，开展很有意义的支教活动，并对该村政治、经济、环境、教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调查，对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教育的困境等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自己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
偏远山村；自然环境；村民自治；乡村教育；乡村文化
一、石济坑村农民经济来源结构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东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突增，农民收入形式也有了许多变化，在安徽歙县的石济坑村的基础情况调查中发现近10年来农民收入的变化和农民工的普遍，安徽歙县地处皖南，邻近浙江上海一带富庶地区，在东中部农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调研试图通过探求石济坑村农民近十年人口流动、农民工增多、收入变化的原因、形成、发展来从一定程度上展现现今东中部地区农村收入组成、数量概况。
此次调查在04年7月到8月之间进行，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形式，对石济坑及周边行政村村民经济来源方式，来源组成做了调查。
1.石济坑村概况
石济坑村座落在皖南的一个小县城--歙县，是古时徽州所在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约有多80户人家，而村子目前实际在村中居住人口只有总人口的40%，且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几乎无20岁-30岁的男性青年在家务农。
约有12户人全家人在外打工，20%的土地闲置。
村子坐落在山上，距山脚下蟠溪村约4华里路，每天有两班车（中巴车）路经蟠溪村通往县城，到县城约1小时，除中巴车外，有私营农用小四轮到离蟠溪约5华里的苏村，这里有个比较大的车站，许多省际大巴都经此路，如去往苏州、杭州等。
“从石济坑去杭州一天之内就可以来回，很方便。
”（村长原话）
村子有一所小学，从幼儿班到二年级，目前只有6名学生，一名老师，复式教学。
三年级以上学生到山脚下的蟠溪上学，那而有一所完小，可住校。
村里有两家小店，日常生活用品基本可以在这里购置。
另外还有两家炒茶场，主要收购村民的茶叶，加工后倒卖到山东、浙江、北京一带。
村子地处山区，地多田少，农业收入主要靠种植茶叶、菊花，养蚕。
2.农民经济来源概述
务农、打工、个体经营、乡镇企业短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方式，其中务农和打工又占收入的90%以上，且打工收入作为农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比例逐年提升。
在被调访的农户中，年老者（在55岁以上）几乎全靠务农为生，在当地即为茶叶、菊花、蚕茧，一般人家都种上1亩多茶叶，1亩多菊花，养3-4季蚕，视家里劳动里而定，每年净收入可在6000-10000之间。
中年（40-55岁）农业收入仍占大部分，但每年在农闲时，身体条件允许的男性都会打短期工，月收入在千元左右，女性则长年在家务农。
青壮年（16-40岁）这部分人几乎常年在外打工，打工收入便是全年收入。
2.1务农人群收支详情。
在务农的人群里，年收入主要依赖于该年分的气候，种植面积的大小等因素。
当地种植菊花技术成份也不够高，每年3、4月份开始种菊，10月份采摘、烘烤菊花。
因为菊花较容易害虫病，基本每天都要出农，锄草施肥打药。
茶主要为顶谷大方茶，清明前后开始采茶，根据成色的区别，价格也不等，最贵的便是清明前后采的茶，可卖到60元/斤，但一亩地出产也极少，只有几两。
当地地多田少，每家每户种植的水稻尚不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同时由于蔬菜、菊花种植期与采摘茶叶的冲突，每年春天的蔬菜也来不及种植。
每年在农药、化肥方面的支出可达2000多元。
税费方面由于税改，农业税已经从原来的百余元降至50元以下。
2.2务工人群收支详情。
我们访问了几名暑假务工回家的打工者，大都在浙江一带打工，南寻、湖州等地都有大批人。
村里外出打工人员男孩一般从事木工或油漆工，女孩一般从事裁缝。
工资都是按劳发，多劳多得，计件收费，工资一年只结算两次，但平时也可预支工资。
一年下来工资也在万元以上，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及给家里汇少部分钱以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存款。
2.3复合人群收支详情。
农村40岁以上的劳动力更多的属于这一类人，他们既不是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又由于家庭等的牵绊不能长期在外打工，他们操劳了大半辈子有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又较年长，劳动力不能和年轻人同日而语，于是他们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又把家里交给妻子和能帮上一定忙的孩子，外出打工，他们打工干的大多为体力活而非技术活，比如在工地做小工之类，以期赚一点外块来支付孩子日益升高的学费。
这个年龄的父亲大都全力支持孩子念书，期待他们跳出农门，访问中他们总说的一句话就是：
“农村苦啊。
铁饭碗好。
”
这部分人，在家农田毛收入可达万元以上，平均一年在外务工2-5个月，每月也有千余元的收入。
3.经济问题引起的相关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打工者这支队伍也在日益壮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诸如教育、养老、农田闲置等问题在本次调查中也凸现出来。
3.1儿童教育问题。
在石济坑，儿童基本都是隔代教育，即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来照顾孙子孙女，这样首先是观念比较陈旧；其次由于爷爷奶奶辈文化水平平均偏底，在儿童阶段的启蒙作用也很小，尤其是在当今科技突飞猛进，信息传递如此发达的年代，爷爷奶奶对儿童的教育基本停留在说教上；另外由于隔代的关系，爷爷奶奶们大都很宠孙子孙女，对他们溺爱有加，特别是现今农村也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爷爷奶奶对他们更加宠爱，这对孩子的成长，性格的形成都及为不利，而在访问过程中还发现较为普遍的现象是现在的孩子大都很调皮，爷爷奶奶跟本管不住他们，任他们由着性子来，一位有一个6岁小孙子的老人这么说：
“没办法，爸爸妈妈没在家，我们管不住他。
”
3.2养老问题。
随着年轻人的离开，老人的赡养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调查过程中，那些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都自给自足，有的甚至还要存钱让儿子结婚，在外打工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多数也只在过年回来时给家里带一点钱，而女孩平时往家里寄钱的居多。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还有老人无人照顾及心灵的孤独。
3.3农田闲置及后续劳动力问题。
石济坑约有20%的土地闲置，当我问及村长时，村长回答：
“没关系，我们鼓励退耕还林。
”而年轻人更是没有务农的，回来的几个20岁左右的打工者称已经不会做农活了，从来没有做过地里的农活，当我问及父辈耕种的土地以后由谁来种时，他们都表示回家务农是最后的选择。
不难看出，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逐年攀升，农民在为城市企业带去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不少的报酬，但是在石济坑的一个月里，看着地里两鬓发白的耕种者，看着村里偶尔回来的打工者对务农的不屑和对农村单调生活的厌烦，看着村里越荒越多的地，不禁要问，中国未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耕种者在哪里？
二、石济坑环境现状及思考
1.水环境
说到水，大家肯定最先想到吃水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在和将来都在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那么石济坑这样一个处于较高地势村庄，它的水源从何而来？
它既不可能像城市一样从自来水厂引自来水，也很难像中国的很多处于较低地势的农村一样通过打井吃井水，他们到底吃什么水呢？
1987年以前，村民主要靠一个类似蓄水池的水坑吃水，水坑位于山的边缘，水就是从山缝里流出来的，源源不断。
87年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的需求量也增大，聪明的村民就充分利用山里的这个优势：
山多树多，山泉也多，而且干净无污染。
村民自己出钱出力，在一些较高地势的山涧或荒废的地里修起了蓄水池，用水管或竹筒把山泉从山缝里引到水池里，再用水管把水从水池引到了家里。
村里98%以上的人家都修了水池，一直到现在村民都是吃的这种山泉。
据村民反映，这水十几年来都没什么变化，村民也不用担心会没水喝。
笔者曾亲自到一些人家山上的水池去看过，只见从水池里取水的矿泉水拿出来立刻像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样子——瓶子周围布满水雾，更重要的是那水尝起来真是清凉甘甜，竟一点也不输任何饮料，矿泉水，难怪村里的孩子都爱喝生水。
本来用矿泉水瓶取了三瓶水带回北京想检测一下水质，但因为经验不足，知识有限，回来后经老师点拨，才发现这些水因为放置时间太长已不能用，水质应该发生了变化，还有用矿泉水瓶装水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只能遗憾地放弃，不过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回到那个地方并且能够经验丰富地检测它的水质。
讲到吃水的问题又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废水。
村里除了两个炒茶厂（不需要用到水），没有其它工厂，所以废水主要是生活用水，其中又以洗衣服、洗澡等产生的废水为主，而村民刷锅碗瓢盆的水都被充分利用去喂猪了。
石济坑有一条穿村而过的水沟，这条水沟是流向山下昌源河的。
沿水沟而住的村民一般都是把废水往这条水沟倒的，其它村民则是随地而倒的，因为农村没有下水道，总的来说，村里的生活废水并没有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威胁。
2.垃圾问题
如果说生活废水并不是什么环境问题的话，那么垃圾就是石济坑村乃至普遍中国农村最大的环境问题。
农村的垃圾又和城市里的垃圾不一样，它没有城市里的垃圾那么复杂多样，而又奇形怪状，农村产生的垃圾成分比较简单。
石济坑的垃圾主要包括塑料制品即所谓的白色污染，人、牲畜的排泄物，煤渣等（较少，因为烧煤的人少）。
其中排泄物，煤渣等都被村民充分利用拿到地里当肥施了，所以归根到底，石济坑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白色污染，它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它的无所不在，村里的每条街，每个角落，甚至是地里都有它的踪影。
村民也反映，最近两年，村里产生的垃圾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有其下原因：
一.村里通了公路，与外界联系加强，从外界引进东西也更方便，从而日渐增多。
二.村里开了两家小百货店，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村民买东西也更方便了，因此买东西的频率比起以前要走老远的路才能买到所需物品的频率更多了，产生垃圾的速率就更快了，就拿我们在石济坑的这一个月来说，我们发现那里的孩子每天平均每个人要吃2-3支冰棍，而冰棍又是用塑料袋装的，假设只有20个孩子，那么一天至少产生40个塑料袋，一个月下来就有1200个塑料袋出现在石济坑的大地上，这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我们还发现那里的孩子喜欢吃干方便面，所以方便面袋的产出率也是非常之高的，光是孩子在一个月里制造的垃圾就这么多，其他的更可想而知了。
以上两个原因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是垃圾数量和种类增多的前提条件，因为相比于石济坑，另一个没有通公路，也没有开小店的自然村——六亩山要绿色、干净多了，从村头走到村尾，一路上很少能看到地上有塑料袋或其他奇怪的垃圾，村民一般是几天才下一次山去五六里远的地方买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子垃圾数量当然是极少的，速度也很慢。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本质的，就是村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越来越快，对物质的需求也不可避免日益增多，由此产生的垃圾种类和数量尤其是各种塑料制品也就更多了。
这三个原因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
村里每年产生如此多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垃圾，村民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原来他们并不怎么把它当回事，他们大多是把垃圾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条水沟里倒，等到每年夏天发大水的时候，让水把垃圾冲走，冲到山下的昌源河，最终流到浙江的新安江。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觉得这样既不环保，对河下游的人们也很不公平，所以我们在班上开了一堂环保课，给同学们讲垃圾的危害及它的处理问题，并在当天下午号召他们把学校后面那条水沟的垃圾清理掉，弄到操场上同学自己挖的一个坑里，把它们都烧了。
我们还在村民座谈会上建议和鼓励他们焚烧垃圾并给他们灌输环保的理念。
可是随着对村里及周围村庄的熟悉和了解，我们看到沿河的村庄也都是把垃圾直接扔到河边让水冲走，我们渐渐地也被他们同化了，不再费劲心思企图把村民的观念扭转过来而是赞成了他们这种做法。
这倒不是说我们觉得他们这么做是完全正确，不可挑剔的，只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处理垃圾的技术并不是很成熟，而且至今为止还没找到一种能够把垃圾完全处理而不会产生后遗症的技术。
如果我们在石济坑继续焚烧垃圾，很难保证焚烧产生的有毒烟雾不会滞留在石济坑的上空，因为石济坑处于山谷中，空气流动缓慢，所以到时我们不是给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灾难——空气污染，那么问题就更大了。
而如果是让大水把垃圾冲走，不仅冲走了石济坑的，还冲走了沿河所有村庄的垃圾，让它们最终汇集到新安江，然后一起处理，既解决了很多村庄的垃圾困扰，还能节省了很多日后分别处理这些垃圾所需的人力物力，岂不是一举两得，虽然是以污染了河流作代价，但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3.农药瓶问题
石济坑的另一个环境问题是和农业相关的，农药瓶问题。
村里每家每户一年差不多花400-500元买农药（因为很多农药是假的，所以村民必须大量地买），这样一年产生的农药瓶数量就相当可观。
奇怪的是我们在村里几乎看不到农药瓶的身影，一问才知道村民一般都是用完就把农药瓶扔到山上没人的地方去或者直接扔进了山沟去。
我们问他们如果下雨或者是其他原因农药瓶里残留的农药不会流出来渗到地下而污染山泉吗？
他们非常肯定地跟我们说：
“不会，我们都是把瓶子扔到没有水池的山上去。
”即便如此，我们担心这是一个潜在的隐患，水质最终会受到影响，还有这么多的农药瓶，日积月累，他们是否最终会把山给埋没了，他们将来能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吗，比如说回收利用？
4.绿化问题
毋庸置疑，石济坑的绿色环境是很好的，当然这里指的绿色是说山上的树木覆盖率和生长情况。
村长告诉我们，山上的树以松树为主，这几年来，树木越来越茂密了，首先还是因为村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再像以前那么苦，需要砍那么多的树；其次是，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劳动力减少；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政府实行按所种菊花，茶叶的亩数砍树的政策（村民一般只有到了要烘菊花，炒茶叶的时候才需要大量的干树枝作薪柴）。
还有一点很令我们佩服，村民都知道树木对保持水土很重要，所以它们都不在有水池的山上砍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吃的山泉才能在20年来还是这样的源源不断，即使是在最干旱的季节也没断过吧。
这种可贵的认知可能就是以前的人们，尤其是西部人所缺乏的吧，不然西部就不会有这么多原来是丰草水美的地方最后都荒漠化了。
5.总结
石济坑的环境状况大概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环境问题。
而我们的到来也并没能改变他们什么，相反，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有些环境问题，并不该是我们教他们怎么看、怎么做，反过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经验，把实际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看问题解决问题。
三、宗族的没落与乡村选举
安徽歙县石济坑村地区是“方氏家族”的聚集地，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地区属于中国传统乡村的典型——家族聚集，曾经著名的“方家祠堂”，就修建在距离石济坑村4—5公里的潘溪村！
……陈桂棣 春 桃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对于传统乡村中家族和政权的结合问题，有精彩的阐述！
介于政治学专业的原因，笔者此次下乡调研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中国基层政治中家族的作用，突破口是乡村选举！
然而，在对村支书方锦泉同志近一个月的采访发现，虽然这一地区拥有宗族的完美外壳！
但宗族已成为了一个符号！
或许它会永远藏在当地人的心中，成为其血液的一部分，影响着他所有的行为，但乡村选举中家族和政权的结合，早已成为了历史……
1.宗族的没落
宗族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
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
商朝，宗族已有了自己的名号、坟地和葬俗，西周时，宗族得到进一步完善，宗子不但掌管族内婚姻事务，而且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惩罚权和生杀权；到了宋代，宗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
并且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所谓“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
①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
“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
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社会的重要单元！
国家政权也在客观上承认了这一现实！
每个乡村的最高统领，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大家族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这对于维护当地的秩序，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近现代，宗族却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危机！
随着西方势力的介入，各种革命或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
而在中西的对抗中，军事、政治的失败，也为传统文化失去其主流埋下了祸根！
当清政府着手仿效西方的成文法制颁行《大清民律草案》时，事实上就已埋下了宗族
制度瓦解的隐衷。
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民法总则，施行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从法律上真正触动了宗法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例如，取消传统宗法制度中所有嫡子、庶子、嗣子的分别，摒除旧法中对子女及配偶继承权的限制，削弱家长的权力等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宗族存在的理由。
②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它的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是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
所以，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宗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
特别是农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农村宗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走入了低潮。
我们所采访的石济坑村地区是方氏的聚集地！
这附近的几个村中男女老少都姓方！
可为中国传统乡村的典型了！
而这里的宗族情况又怎样的呢？
关于宗族的历史传承和家族势力的影响等等问题，我们采访了石济坑村的书记方锦泉同志！
笔者：
对于方氏家族的历代传承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
书记：
不太了解！
很久以前是有族谱的，但有一次为了配合上级研究部门研究“方腊”的生平，而贡献出去，再就杳无音信了！
大概可以追溯到北宋的时期吧……
笔者：
在今天，方氏家族的内部之间关系如何？
还有族长的头衔吗？
书记：
我们是同属于一个宗族，但都已经出五服了！
不属于一个家族！
连带性并不强！
而族长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族中长辈还是拥有权威的！
笔者：
你们这个大家族中，还有经常性的活动吗？
如果出现了问题！
族内会有什么解决措施呢？
书记：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区，同属于一个姓氏的意义不太大了！
没有定期的活动！
在很多年前，如果族内出现矛盾，会首先选择族内解决！
通常是各个家族的代表聚会，放爆竹，共同商量问题！
有族内的权威协调！
但解放以后，利用宗派的方式不是很多，多数是行政组织出面调节的！
笔者：
您在家族中的地位如何呢？
这与你当选为书记又必然的联系吗？
书记：
我是同辈中的老大，在我的上面，还有几个长辈，我在小家族中说话很有分量！
但这与书记的当选关系不大，都是经过正常的选举程序的。
（？
）
笔者：
您认为造成今天宗族萧条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书记：
解放后，共产党行政组织进入乡村，深入基层！
毛主席对于宗族组织的彻底打击，三反、五反，打地主、土豪，削弱了家长、保长、族长等等原有势力的权力！
而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破四旧！
对于宗族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
方锦泉书记是当地家族中的重要人物！
对于当地的事物是比较了解的！
活动能力非常强，做人也够坦诚！
但在我们的访谈中，关于家族和宗族的话题，听到的大多是“不太清楚”或“不知道”，可见宗族文化中间的断层已经不只是几十年的事情！
而他本人作为同辈中的大哥，又当选为村书记，这也许只是个偶然！
即便不是偶然！
也只能说明宗族意识在一定的程度还影响着当地人的思想！
当时宗族作为一个组织，一种制度已经无可置疑的退出历史舞台，没落了！
方氏宗族没落的最显著标志是方家祠堂的拆毁！
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时代的因素，但是方锦泉书记和村民方勇大都证实，当时祠堂被拆毁的时候，有很多人去偷抢“木料”，搬回自己的家中，而采访那些搬过木料的人，他们说：
“当时祠堂归集体所有，不存在宗族的问题了！
”。
这样的事实证明文革的发生仅仅是个外因！
而导致祠堂被毁的原因，是宗族观念在村民心中的消退！
然而宗族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集体观念”的一部分，也属于小集体观念！
当时共产党提倡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都强调人人为公，可却出现了“为私偷木料”，这样的恶劣行为，不明白当时的人心中的道德尺度是怎样的？
而共产党的统治策略上，是否也有问题呢？
大公无私的下一步就是“偷木头”吗？
如果说方家祠堂的拆毁反映了当地村民在意识上对于宗族的冷淡，那么乡村选举中宗族影响的边缘化，则反映了在中国基层政治组织程序上宗族势力的下降（由于村书记和家族大哥集于方锦泉一个人的身上，也许这是种巧合，但也似乎反映了宗族的某种影响，所以宗族势力的存在问题仍值得考察）！
2.山旮旯儿中的选举
在对方锦泉书记的专人采访中，我们初步明白了当地的村干部选举的程序！
也许是因为当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只相隔几道山，这里也较早的沐浴了改革的春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比较前卫的！
在乡村的选举中，推行准两票制，干部投票和民意测验结合起来！
之所以的是“准”两票制！
是因为这里的“村民选票”还处于初级的仅供参考阶段！
但与传统的家族之间或内部的对抗有明显的不同！
程序是比较规范的！
当地行政村中，同样的两委制，而且所有的委员包括书记和村长都没有任期，只要能选举上，就可以了！
这与现代的基层政治运作的理想还差一大步！
有精英政治的影子！
村书记及党支部委员会是由村党支部的全体党员选举的！
而其他村民只起到监督的作用，选举时，参加大会的党员要超过半数，否则不可以召开会议，而村书记的当选也必须是过半数的！
通常选举会同时选择村党支部的三名成员（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而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的选票要高出50%。
（其中涉及到具体的“操作”的问题，由于是官场的隐私，为了联合村干部，而没有深问下去。
方书记的原话是：
或者是勾心斗角的权术之争，或者是领导的意图而定……），由于书记是属于党内的任职，所以在这个环节的上的民意测验，只是测验，收到上层，作为对于书记的政绩考察，也可以说是上级对于基层干部的控制手段！
这已经不是程序上的问题了！
可见，党政的问题还很不透明！
相对于书记的选举，村长及村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就显得更复杂，也更正式些！
他们是在党支部之后选举产生的，因此党支部会首先提出主导意见，经过原两委的扩大会议选举产生候选人，扩大会议的成员除了党员以外，还有各自然村的组长（人民公社的遗产，相当于当年的生产队长，组长）和普通的群众代表！
他们的选举权利是一样的！
选举过程通常有：
第一轮选举：
（1）可以由个人（三人，四人等）联名提议候选人
（2）列出提名人名单
（3）投票选出“村委会”侯选人，这时比人数较多
第二轮选举：
把第一轮选举的结果，公布群众，再有公众全体投票！
选出四名侯选人，差额一名，从四人中拉出两名选举村长（按票数高低），票高着当选，其余三人再选举一次，按票数的高低，选出两人，组成三人的村委会！
这样的乡村选举虽与某些学者的期望还相差甚远！
而他本身能否发挥积极的效果，一个值得等待的问题！
但我们却很少发现宗族的影子！
要知道，曾经的宗族是基层政治中的核心！
村中的骨干是先从家族中选出来，在参加村中选举，甚至族长就是当地的领导！
而今天，这种现象很难发现！
而这里！
不是没有宗族聚集的地区！
而就是一个大的家族集合！
（大家族可以约等于一个宗族）可是宗族的影响，却在政治表面消失了！
也许他还存在！
但已经不再主流！
3.小结
也许我的调研结果，不能对于宗族的现状和前途作出权威性的判断！
但起码反映了一些情况：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的“宗族制度”在中国大陆的消失！
它在程序已经不可能恢复曾经的主流地位了！
而这对于中国政治的前途的影响，不是好与不好能够说清楚的！
笔者认为：
任何的变革都要和当地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要政治上的本土化！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推行的“乡村自治”，笔者认为：
那是伴随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须采取的步骤！
但那些从西方拷贝过来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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