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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林则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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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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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其波澜壮阔搅动了文明古国近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在悲壮中孕育着民族的新生,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段让中国人百感交集的记忆,外御强敌、内谋国安、最终却饮恨而终的林则徐则是这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在面对个人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时,他身上勇于担当的士大夫气质,大义凛然,近两百年来犹有余响.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观察,林则徐只是过渡时代的历史人物,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拼命周旋,努力开眼看世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愧于民族英雄;而这里的“英雄”,在我看来并非仅仅限于他抵御外辱,更重要的是不妨将他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他以一生的胆气与热血,上报帝室知遇之恩,下谋天下苍生的安顿与生计.林则徐的意义,不应仅仅限于晚清,而是应该从长时段的角度进行体察.
或许正是林则徐研究看似明了,实则颇为考验研究者的见识与才具,才使得坊间的林则徐传不可谓不多,但优秀者却颇为少见.甚至还有由林公后人所写者,当时由蒋介石题写书名,现在看来其中叙述亲切有余,而实证稍显不足,更遑论考据一
事了.此前有台湾的朋友曾经将该书推荐给我,我反复比较,觉得杨国桢教授此书更为出彩.人物传记,当然不妨怀着温情与敬意来写,但前提是必须跳出家族记忆的范围,摆脱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文人旧习,才会使研究成果显得更全面,历史场景的铺陈才更具有张力.而不少戏说的书籍,则显得有些小儿科,没有贴着人物来写,显得很生硬,宣传的色彩过多,当然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历史文学演绎过滥的通病.
不仅林则徐的同胞关注他（当然也不妨谤之者）,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兼驻华商务监督的包令（JohnBowring,1792-1872）,
在林则徐去世后很快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林则徐逝世两周年后,包令还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读其研究林氏的论文,称林氏“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把自己的智慧和传统的智慧结合了起来”.来自林则徐对手甚至敌人的评价,至少从更多的角度折射出林则徐的重要.研治中国近代史的大家蒋廷黻先生自诩有了新证据,认为林则徐为了身后名,不敢舍身请命,本书作者在书中专门以一链接的形式作了评议,从历史大势与撰述心态的角度还了林则徐一个公道.晚清已经丧失活力,必须变革,但是如何变革,当权者没有主见,有主见者又无法掌控局面,屋漏偏逢连夜雨,弄得天下大乱,有良心的士大夫只能哀民生之多艰、国族之不幸.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杨国桢教授此书对林公的此类描述甚多,“了解之同情”让人见到先贤的不易与卓绝.
中国文化讲究知人论世,通过优秀的人物传记可以真切地了解历史,中国历史上不乏伟大的人物,但伟大的人物却不一定有伟大的历史传记.除了对乡贤的崇敬,或许更多的是在林则徐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杨国桢教授积五十年之功,以时间为序,广求史料于世界,吸收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加上清新洗练的笔法,成就了这本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林则徐传记,为我们展示了不愧于这段伟大历史的杰作.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0周年,也是林则徐逝世160周年,对于近代中国这悲壮的一幕和林则徐这位让人追慕不已的先贤,杨国桢教授推出此书似乎是最好的纪念.石在,火是不会灭的,透过此书,我们可以读出林则徐言论与行谊之中流露出的家国情怀、书生意气,这,在在使得中华民族的脊梁更加挺拔.
在感动之余,或许平添的是你对晚清历史的绝望,你会发现士大夫的努力,换来的却并不是国家的中兴,在一段段内忧外患的煎熬过后,只能在旧体制内苦苦挣扎.你会发觉林则徐其实很孤独,所以后来才有他激赏左宗棠的一幕,而这一幕才显得那么珍贵,因为经历体制的困厄、摧折,左宗棠这种自诩“不招人嫉是庸才”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过于稀少,可又多郁郁不得志.这样尽力的周旋,换来的依然是不可收拾的残局,王朝政治的终结只是迟早的事,而前途似乎还混沌不明.
杨国桢教授研究林则徐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而写这本书前前后后数易其稿,花了近四十年.在1960年,当时才二十出
头的青年杨国桢为调查鸦片战争的真相,独自前往虎门进行实地调研,当时留下的照片还稍显青涩,其中蕴含着作者当年对太史公遗留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史传统的体认,尤其让人感动.也难怪此书第一版问世后,就得到包括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在内的中外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杨国桢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极为优秀的历史学者,他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独到,勇于挑战世界级学术课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林则徐、陈嘉庚、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诸方面都堪称世界一流,培育出很多国内一流的中生代史学才俊,在林则徐、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方面更是开创者之一.
学问精深之外,杨国桢教授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他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独立的批判意识.像他一生所孜孜不倦研究的林则徐一样,杨国桢教授时常心怀国家大事,浓烈的爱国情怀早已溢出小小的学术圈.他在联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内,积极建言献策,结合自身的研究与长期关注,针对世界海洋竞争的新格局,曾经提出必须关注海洋、经略海洋,努力促成将维护海洋权利和利益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建言,被当年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并且很快就被付诸实践.进入耳顺之年,杨国桢教授壮心不已,又将全身心投入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通过《新华月报》、《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的传播,大大推进了国人对我国海疆与海权的认知,我想,五十年前,当青年杨国桢满怀对林则徐的敬仰前
往虎门踏访近代史遗迹,追怀珠江口这一近代中国屡遭外敌凌辱的伤心之地时,或许就种下了这一优秀提案的大事因缘吧!
中华民族的历史因为近代的屈辱显得更显苍凉,更具张力,而林则徐就是这段重大历史的重要证人,我们在意的当然还不仅仅如此,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林则徐家族耕读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曾经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常态）更值得当代中国人好好追慕、实践,林氏子孙正是受益于这股朗朗清风,不少人成为近代史甚至当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国人的未来取决于怎样对待我们民族的历史巨人,因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代会因为吸收了那些戏说历史的“爆料”而茁壮成长.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段在赴戍之前喷涌而出的心声,2003年3月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再度回响:
面对中外记者,出身书香门第的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之明誓,将之作为他“今后工作的态度”,倘林公泉下有知,当引为隔代知音.我想,只要这个国家还存在不足、还需要前进,这段心声就会在中华民族的庙堂与草野声声入耳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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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民本思想内容及其评价与启示时间:
2014-08-02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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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政治家和民族英雄。
他的民本思想独树一帜，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又契合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及社会意义。
可以说，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一、林则徐民本思想内容
（一）民为邦本
林则徐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这让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民众的疾苦，思想感情上更接近人民群众，加之林则徐深受传统民本主义的影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便构成了他政治思想的基石。
这一思想贯穿他一生的思想体系，指导了他毕生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
以民为本，就应当从民之欲、顺民之情、得民之心，保证政治决策合乎民情、民欲。
更为难得的是，传统民为邦本思想中的民主要指士民绅民等中小地主阶级，且基本限于汉族，而林则徐大大扩充了民的范围，从绅民、殷民、大户、业户和士民扩大到平民、贫民、灾民、穷民、小民等各类下层民众，即使是误食鸦片者也称为吾民。
林则徐还明确地反对民族歧视政策，把少数民族在内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人民也纳入到民的范围之中，由此为传统民本思想增添了新内涵。
（二）爱民、察民、恤民
林则徐认为，民众不仅是安邦之本，更是兴邦之本，只有民安、民富，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要做到这一点，为官者必须爱民、察民，实现民隐尽达，尽知民情向背，密切关注民众疾苦。
他要求郡县以下尤无日不与民见，诚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之于所安，则平其阴阳之毗而为化民成俗之由（《云左山房文钞》第1卷）。
而要详察民情，则必须期于博采广咨，多方调查研究，重视民众的意见和智慧。
在爱民、察民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恤民。
民生凋敝，则百业不兴。
为了达到民安、民富，他从传统重农思想出发，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益。
同时，他重农而不抑商，鼓励沿海人民经商，号召与西方各国开展正当贸易往来，主张自铸银元发行，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状况，尽力藏富于民，以夯实国家稳定的基础。
（三）民心可用，民力可恃
林则徐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在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中始终守在抗敌第一线，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斗成果。
这除了林则徐本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还与他坚信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的重民思想密不可分。
他认为，要想战胜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在器良、技熟、胆壮外，还要做到心齐。
他深信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击侵略力量，确信一旦战争爆发，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而且他认为，抗击外敌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相关联，广大民众必能踊跃参与到反英斗争中，如同他在《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中道明的:
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海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
林则徐主张从渔民、农户、盐工中挑选精壮劳力，加以训练，作为军队作战力量之辅。
为激励民众斗志，他甚至宣布:
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凡杀白头鬼一名各赏洋银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银五十元。
这与清王朝妥协派所说的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等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了林则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远见卓识。
二、对林则徐民本思想的评价
林则徐民本思想既有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之处，同时因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本身带有一定局限性。
对其的评价必须一分为二，不可一概而论。
（一）林则徐民本思想的进步之处
1.民本主义与爱国主义相辅相成
林则徐并不是孤立地谈论民生问题，只考虑如何安民、富民。
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赋予民本思想之时代特性。
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上升。
他顺应形势的变化，将民本主义与
爱国主义相结合，使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并行发展。
林则徐主张发挥民众的力量抵抗外侮，依靠民心、民力实现救亡图存，为传统民本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使民为邦本的理论有了更好的证明。
他创造性地将恃民建防的民本思想应用到中国近代外海水师的战略远谋中，突破了重陆轻海的防守观念。
而其抗击侵略者的正义行为关乎天下苍生的命运，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知行脱节是理论发展的大忌。
林则徐以实际行动践行其民本思想，避免了该理论孤立空洞地停留在纸面上。
林则徐每到一处地方都体察民众疾苦，竭力为民解困。
他把能否通达民情看作能否安民的关键。
1833年江苏发生水灾，民不聊生。
道光帝下旨斥责林则徐征赋不力，林则徐冒着独任其咎的风险上奏，言明下恤民生与上筹国计的关系，最终使道光帝同意缓征。
此外，林则徐着力兴修水利，竭力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的固本之举，大大超越了前朝的民本主义思想家。
3.重视商民的作用
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工商业者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时常面临诸多限制。
林则徐作为一个重民主义者，密切关注商业和货币流通问题，主张利民、利商，重视商民的作用。
早在1823年任
江苏按察使时，他就曾鼓励商人贩运川、湘粮米，解救饥荒，将鼓励商业发展与体恤民生结合起来。
他还提出以官督商办模式开发矿业，鼓励和发动民间筹措资本开发新矿，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以此增加国家财源、维护社会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把重视商民作用上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
这表明他眼界开阔，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为民本主义增添了重商富民的新色彩。
（二）林则徐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1.民本思想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不危害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其安民、富民的主张是为了通过守富来维护统治集团的稳定，并不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而服务。
他所关注的仅是民众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人民的政治权利。
当人民群众的活动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相矛盾时，他就站到了统治集团的一边，例如他奉命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可见，林则徐仍然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民众，在这一点上仍没有超出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
2.并未认识到人民群众历史主人的地位
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的，任何思想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受其制约的。
由于中国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林
则徐的思想没有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阶级局限性。
这表现在他并未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看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所用之民心、所恃之民力更多地是被当作抗击外国侵略者、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可见林则徐对人民的认识还存在明显不足。
三、林则徐民本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巨大超越，对我们当代而言亦具有极大价值和启发意义。
（一）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
林则徐民本思想讲求体察民情、顺应民意、集中民智、通达民隐。
今天我们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也要充分了解民情，听取人民的建议和意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到以人为本，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政策得到人民的支持，保证政策得以有效执行。
此外还要推进政府工作公开化、透明化，并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准，赋予人民评价政府工作的权利，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规范干部言行，确保权为民所用
林则徐在当时吏治极为败坏的情况下，恪守廉洁，勤于政务，在担任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期间，曾发出传牌，公示自己的准则:
一切自行办理，不准打扰地方;轻车简从，不讲排场，不搞迎送。
同时严格要求下属端正言行，堪称晚清官员的楷模。
当前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贪污腐化之风和官员依靠权势作威作福的现象。
这告诫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净化社会风气，加强廉政建设，规范官员干部的言行，强化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破除官本位思想，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被运用到为人民谋利益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妥善解决三农问题
林则徐十分关心农民生活，通过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等促进农业增产，并关注地方旱情，积极为农民争取权益。
林则徐认为，民富、民安是邦宁的基础。
时至今天，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关乎国家兴衰，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基于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的现状，我们必须妥善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缩小城乡人民收入差距。
同时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四）协调各方利益，保障社会公平。
林则徐重农且不抑商，一方面他重视农业生产，通过
多重途径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他保护商人利益，在救灾办赈中采取一系列保商扬商的措施。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无论农民、工人，还是商人、服务业者，都在为我国的崛起贡献力量，都在为我国的发展进步不懈奋斗。
因此必须协调好各方群体的利益关系，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社会资源合理流动，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
总之，林则徐的民本思想虽立足于晚清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阶级局限性，但仍大大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珍贵宝藏。
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吴其全，姜蕙.林则徐拓展民本思想的理论与实践[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4）:
41-45.
[2]刘冠森.林则徐民本思想简论[J].理论界，2006（5）:
168-169.
篇三:
评价林则徐论文
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
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
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
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
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
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
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
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
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
可见，在英国--印
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
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
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
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
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
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
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
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
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
还指出:
”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
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
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
”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
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
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
”（江上蹇，复燮:
《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
）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
”（《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
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
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
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
驰禁
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
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
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
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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