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6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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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6篇

经常听起老一辈的人讲他们那时候的艰苦奋斗故事，不由感叹他们老一辈所经历的事，叫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再去做同样事，可能大家都吃不了这个苦吧!

以下是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欢迎阅读!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1：

他们都经历过民族危难，他们都渴望着国家复兴。

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孕育出的一种艰苦奋斗精神，在他们的血液中涌动，也成为了他们共有的基因。

天刚蒙蒙亮，住在“小白楼”里的人们就起来吃饭了，撂下碗筷，赶忙进厂上班。

那个时候，厂内没有通勤车，个人也没有自行车，公司只有一辆中型客车专门接送留用的日本专家，干部工人都是徒步上下班，每天至少要走一二十里路。

那个年头，在班上很少召开大会小会，因为几个居住在一处的干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在路上边走边聊就都解决了。

恢复生产之初，鞍钢的“大白楼”是公司机关的办公地，“小白楼”是公司干部的住宿地。

新调入的干部大部分住在这里，每家一个房间，大都为夫妻同住。

采矿部主任刘克刚、范野萍夫妇，轧钢部主任吴铎、李彦夫妇，制造部副主任陈达、曲凤春夫妇，职工总会秘书长杨力森、张力夫妇，初轧厂厂长王敬桓、冯森夫妇等等，都住在这里。

也有单身一人的，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家属在北京，那时北京还没有解放，暂时没迁过来，就是一个人住在“小白楼”里。

当年在鞍钢，由于经济困难，也没有条件实行薪金制，工人每月发给100多斤高粱米作为报酬，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但对于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工人和家属们来说，能够得到这点“救命粮”，已经是很满足了。

工厂也没有能力给工人发工作服，都穿着自家缝制的衣服，大伙在班上的穿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干部实行的供给制，穿的衣服都是统一供给的灰棉袄军装，吃饭在驻地的食堂，每天的主食有高粱米饭、苞米面窝头或饼子，副食只有咸菜，再有就是一碗大菜汤。

厂内没有食堂，这些干部们早晨在“小白楼”食堂吃过饭后，领取自己的中午饭——苞米面窝头和咸菜，用手帕包起来随身带上，午间在厂内的炉子上烤一烤，喝杯白开水，就着咸菜，算是一顿午餐。

坐落在三孔桥外铁东一侧的“三角楼”原职工一宿舍，一座外形仿俄式建筑，建于1920年，日伪时期称为“井井寮”，是日本满铁职员宿舍。

鞍山解放初，这幢楼经过修复改为招待所，调入鞍钢的第一批技术人员们就住在这里。

曾经担任过公司轧钢副总工程师的崔峰，1948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决定投奔解放区，辗转到了东北，根据志愿被东北工业部分配到鞍钢，同行有五人，四男一女。

他们于1949年1月到的鞍钢，就住在“三角楼”。

他来的时候，住的人很少，有一批日本技术人员，绝大部分的家属早已回国，单身住在这里。

不久，这里又住进了一大批技术干部，其中有老有少，老的像炼铁专家高其昌，年纪很大，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调到市里担任工业局局长，曾经在鞍钢恢复生产中，与杨树棠、王之玺、孙照森、雷天壮等著名专家一起获得一等功臣荣誉称号。

随着入住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是两人居住一间，这时已经挤到四个人一间，单人床也并成了大铺。

再后来，职工四宿舍原“时尚”商城旧址的前楼已经修好，他们都搬到了那里，又变回了两人一间，以后这里便成了技术人员宿舍。

技术人员起初也实行供给制，吃的与领导干部一样待遇，都是高粱米、苞米面和咸菜。

那一年的春节快到了，公司人事处按规定给每人发了20万元东北券折合人民币2元。

因战争刚过，经济萧条，整个城里只有铁西有一个露天新华市场。

黄土场子上，小商贩们摆了许多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走时扔下的“洋捞”，有旧衣服、旧书籍、旧唱片及家用品。

这些技术人员们闲时常到那里去逛逛，因为兜里都没有钱，也就是瞧瞧热闹。

这回终于有了钱，但也只能买一些手巾、肥皂、牙刷之类的日用品。

过了春节，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照旧是一天三顿苞米面饼子、大菜汤。

崔峰记得，技术人员集中到四宿舍后，伙食有了很大改善，不再是整天吃苞米饼子，有了细粮，还有了炒菜。

由吃大灶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第一次发的工资是一张高粱米票。

那时候，他们连个脸盆都没有，洗脸洗衣服都很不方便，他就用这张高粱米票换成了钱，到铁西市场上买了一只铸铜脸盆，很厚很重。

宿舍里有了这么一个稀罕物后，大家都来借用，几乎成了轮班使用的家什。

多年后，他深有感触地说：

“长期的艰苦生活，吃穿都已养成节俭的习惯。

”

那时，铁东的市中心一带没有几户人家。

过去这里是日本人的住宅区，他们撤出去后，门窗及地板全被拆卸一空，包括三角楼、北红楼、南红楼及实验小学周围的住宅，完全成了空架子。

顺着八卦沟往东，只有原昭和制钢所医院今鞍钢总医院所在地一处很大的建筑，但也变成了废墟，碎砖碎玻璃满地，杳无人迹。

黄昏时分，周围很寂静，远远地还能够听到狼嚎。

工人们大都居住在铁西一带。

日本人从“久保田”后为鞍钢铸管厂，现为千龙户小区周围的住宅匆忙逃跑时，一些失业工人带家属搬了进去，谁占了就归谁。

搬进去时，只见有的家饭锅里蒸的大米饭还是热乎的，被子都没有来得及叠起来，丢下的东西在地板上扔得乱七八糟。

但大多数工人群众住的条件还是很差，如八家子、陶官屯等地的棚户区。

在那个年头里，不论干部与工人，也不论老人与小孩，给大家留下的最深感受就是一个字——饿。

按当时的职务和后来的级别，吴铎算是一个高级干部，也逃不过饥饿。

当年，他30岁刚出头，正当壮年，身材高大，食量也大，猪腰子型的大饭盒，一次能吃满满一盒。

后来实行薪金制，手里有了点钱，有一次，他终于下狠心吃了一顿馆子，改改馋，一下子点了120个饺子。

坐在饭馆里，等了好长时间，比他晚来的客人吃完饺子都走了，可是他点的饺子还没有端上来，就问饭馆的伙计：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上饺子”伙计说：

“您那儿桌的人还没有来齐，所以就没有给您上饺子。

”他说：

“哪里有一桌人，就是我自己，怎么没有来齐我在这里，就是来齐了。

”伙计听了直咋舌头，小声嘟囔道：

“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能吃120个饺子。

”

大家都在忍饥挨饿，都在克服困难，让享受着特殊待遇的高级专家心里也十分不安。

王子祐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来鞍钢前，在湖南大学矿冶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

1950年4月，东北工业招聘团团长张益民由鞍钢化工部主任临时调任特地到他家，与他促膝谈心，诚恳邀请他来鞍钢工作。

到鞍钢后，组织上将他一家人安置在台町住一栋小楼，添置了全套家具，全家人吃小食堂。

这让他寝食难安，找到公司经理李大璋提出，倒出一半房子，给其他同志居住。

“只要我家小有饭吃、有住处，薪水可不要。

”李经理笑着说：

“优惠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政策……”

工人群众缺吃的、缺穿的，怎么办“机器动起来，也就有饭吃了。

”面对工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最大难题，公司经理李大璋说：

“要恢复生产，工厂开工，生产了东西，群众有了收入，生活也就会好起来。

”

鞍钢进入了恢复时期，工厂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可以听到充满豪迈激情的歌声。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已有4座高炉出铁，6座平炉出钢，中型等6个轧钢厂及制钉厂、钢绳厂先后恢复了生产。

“解放初期的生活、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可是大家的干劲十足，热情很高。

”杨树棠回忆道：

“在那些艰苦奋战的日子里，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整天滚在一起，大家亲如手足，不分彼此，同志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

采矿部主任刘克刚在回忆中说：

“他们就是在吃高粱米、啃窝头，上下班要走十几里路，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都能对工作不顾难易、不辞艰辛、不计得失、不争待遇、不怕伤人、敢作敢为，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种创业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2：

我们红星二场自一九五二年在哈密火石泉建场以来，一直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办事。

我们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战胜盐碱，改变了火石泉的面貌，当年白茫茫的碱滩上，如今树木成林，良田连片，为国家生产了大批粮食。

放羊艰苦奋斗精神盐碱荒滩变成良田

火石泉的自然条件很差，在这里搞农业，困难重重，但是困难吓不倒红星二场的战士们。

红星二场这支队伍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二旅二团，曾经参加过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战斗。

由于英勇顽强，和兄弟部队一起，获得过“红星部队”的光荣称号。

红星二场的同志们就是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把碱滩变成了良田。

要种庄稼先得要有水，可是水在遥远的天山，只有劈山修渠，才能把水引到火石泉。

这个工程很大，干渠全长三十七公里，光铺砌用石就要七万方。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修过渠，工具也是只有一些挖战壕用的锨和十字镐。

没有房屋，就盖地窝子;没有工具，就自己制造;没有技术，就边学边干。

我们从春天干到严冬，终于在第二年开春前，全部用块石铺砌成了三十七公里长的红星渠，把天山的水有史以来第一次引到了火石泉。

渠修成了，水引来了。

可是，这里的土地，在一尺厚的碱层下，是半尺厚的固体芒硝，像铁板一样，用十字镐才能敲碎。

在这样的土地上能不能种庄稼这又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当时，我们只知道用水洗碱可以治碱滩，但是不知道怎样搞法。

我们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指示，大家一起出注意想办法。

洗一亩地碱，要灌二三十遍水，需要六七十天时间;第二年还需继续这样洗一次，才能洗尽。

在这六七十天中，水不能离地，人不能离水，昼夜轮换不停，才能把碱压下来。

碱滩上每百斤土中，含有十到四十斤盐碱，遇水就溶成红黑色碱液，同志们腿上被碱浸得裂开许多血口子，太阳一晒，直往外渗血，大家擦上点油，打了绑腿继续干。

洗好碱指示开发碱滩的第一步，要是让碱地长出好庄稼，还要时刻防止盐碱“反攻”。

开始我们没有摸透治理盐碱的规律，经历了许多波折。

一九五六年，许多洗过碱的地又泛起碱来，全场将近一半地由于盐碱危害，缺苗严重，这一年粮食单产还不到一百斤。

场党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找原因，研究对策，号召全场职工：

“盐碱从哪里攻来，就从哪里把它赶走，”全场上上下下拧成了一股绳，把猛打猛冲的勇劲同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从场长、政委到每一个职工，掀起了钻研治碱技术的热潮。

杨振国组织的一块麦田，出苗不久，就出现了大块碱斑，麦苗很快枯黄了。

他们想了个笨办法，逐块把碱扫出去，可是今天扫了明天又泛起一层。

有一回他们扫过碱后，看到有的地方被踏实了，就用小铁耙松了松土。

不想第二天凡是松过土的地方都没有泛碱，他们又作了一些试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场长、政委带着技术员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研究原因，原来耙地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碱也就上不来了。

这个经验很快就全场推广了。

在耙地防碱的同时，我们又采取了合理的灌溉，疏通了排水渠，平整土地等综合治碱措施，消灭了农田的许多碱斑，原来被碱侵占的农田，又长出了好庄稼。

多施肥料精耕细作实现稳产高产

盐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离稳产高产还有很大距离，怎样才能实现稳产高产呢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应该多施肥。

全场职工除了勤积肥以外，还实行农牧结合，多养牛羊、多养猪。

做到以田养畜，以畜养田。

以后又逐步发展到了近田养畜，近田积肥。

农场万亩载畜量折合成羊，一九六一年只有三千多只，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七千多只;每亩土地施肥量也从一千九百多斤，增加到了三千二百多斤。

全场一万七千亩耕地，已有一万亩被改造成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实现稳产高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精耕细作。

“寸土不让，一亩不缺!

”这是全厂职工的行动口号。

有一次，拖拉机队播小麦，有一块条田接行不严，场长发现有一个拳头宽的地方漏播种子，立即在地头召开了现场会，同大家算了一笔账：

“一块条田漏播一行就是半亩地，全场七十多块条田就是三十多亩地。

”结果，四个拖拉机手硬是人拉开沟器，用了一天半时间，全部把漏播的补上了。

农场除了树立本场的精耕细作的旗帜外，还多次组织干部到兄弟农场学习先进耕作技术，活学活用，使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整地、播种到田管收获，总结出了一套适合重盐碱地区的耕作方法。

丰产条田越来越多，到一九六三年全场粮食平均单产达到三百八十三斤。

一粒粮食十滴汗克服困难勇向前

在实现稳产高产的道路上，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年和一九六五年，我们有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连续两年遭到历史上少见的特大自然灾害。

一九年，麦种作物从播种到收获，连续遭到了雪、雨、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