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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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
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
“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处不受枷锁的束缚。
”出于对政治权利原理内容的追寻和对卢梭政治思想的兴趣，我看了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并且通过这本书对主权在民的思想以及政府的合理运作模式等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一部鸿篇巨著的诞生必然有它深刻的时代背景，要理解《社会契约论》这本书，首先该从它的温床中寻找端倪。
十八世纪的法国出于一种比较黑暗、比较堕落的社会危急中，社会中的人有界限森严的等级划分，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僧侣，他们人数少但是地位非常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起到特殊的地位；第二等级是国王贵族，他们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通过对第三等级，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以及资产阶级的剥削来获得资产维持其奢侈荒淫的生活。
第一二阶级的通过其“绝对权利”给予第三阶级无比的压迫，并且通过类似“君权神授”的政治宣扬来达到他们垄断的目的；第三阶级由于无法生存而奋起反抗，一二阶级又以政治叛乱等借口以军队镇压，因此达到了一种非常混乱的情况。
当时的法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处于新旧更替的时期，宗教势力逐渐退缩，各种政治启蒙思想方兴未艾。
卢梭就此写了这本书，通过书中四卷（社会结构与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利、政府及其运作形式、典型的社会组织）来对如何改造社会、社会该有怎么样的关系、政府和人民应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做出具体的阐述。
一、“人们依靠契约和权利都会变得平等”——读社会之契约
《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社会一词比较容易理解，即为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而契约一词则有些抽象晦涩。
卢梭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形象的说明了契约的概念：
你和你的父亲实则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你由于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依附于你的父亲，一旦这种生存需要消失，你们双方就从这种契约关系中解脱出来，双方都一样重新获得独立，而他们若是要继续保持父子关系，实则是以一种契约关系存在。
家庭作为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模式：
国家领袖即使父亲的影子，而人民则是孩子的影子，所有生来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当他们在放弃自己的自由中看到好处时，便会放弃自由来拥有一个契约关系，依顺于国家的管辖而保障其自身利益和权益。
在我看来，这种契约关系，无疑是双方的对于利益分成的头脑博弈。
如同前文创作背景中提到的法国第一二等级所拥有的绝对权利，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不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的，第三等级必将反抗推翻这种绝对权利。
最强者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强权，除非他是把强权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可以看出，人的自然权利使得一个天然的普遍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当人从互相协助开始，就已经被迫放弃他们的一部分自然权利。
”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人人都这么无私任由他人领导而损害自身的意义，因此必然需要一种均衡的得到双方认可的相互利用的契约在其中发挥作用，制约双方的行动，以保障集体形式的最大利益。
这也即是书中所写到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这个约定使得每个人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领导下，使得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道德和公义状态，并且同时使得他们在丧失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的同时，获得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受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但是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卢梭在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同时，过分的强调了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而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我认为，人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有其所欲和其所不欲，因此光以追求道德的自由来衡量国家是否达到真正民主的做法还是欠妥当的，也并不利于解决社会加之于我们所要遵守的那些不合理但利于稳定的因素——如果强加于社会状态则必然会引起主权者和立法者之间的冲突，滥用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
因此，“追逐道德的自由”实则也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思考模式，值得引发我们的思考但并不实际。
因此，我可以很清楚得从《社会契约论》第一章节中读到：
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
卢梭站在“天赋人权”的立论基础上提出了以上的观点，也开启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新结构方式。
二、“服从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读公意与法律
从书中的第一张中，我可以读出，只要大家能够权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且达到一个社会共同追逐的利益的话，社会契约便会自然而然的形成。
而这种集体的真实利益即为公意，也就是公民们全体一致的决定，代表着人民普遍意志的精神。
为了突出公意的重要性，卢梭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
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并且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而主权也正是公意的运用，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是绝对的，但不在人民至上，而是存在于社会的公共意志中。
在这里，卢梭提出了一种的“主权在民”的公意思想，他所主张的契约论，实则是一种民主极权的主义。
但是在我看来，卢梭的这一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
首先，我们都知道，西方哲学家一直主张人性本恶，并且认为人是需要在一定的调教下和社会制约下才能够充分抑制其性恶的一面，若是过于民主，是否会导致由于过于相信个人而造成个别分子谋反造乱而集体利益损害的局面，我们不得而知；其次，卢梭过于强调公众利益，采取绝对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公意认可的想法总是正确等思想，在民主国家中,由于一切事物都有走向平等的趋势,就会造成智力权威的真空,于是公众或公众的意见就充当智力权威.在这样的国家中,公众不是以说服的方法,而是以全体精神的大力压服个人的方法,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透于人们的头脑.，实则是损害了那小部分与公众利益相悖的人的利益，而让其再损害自身利益的同时去服从社会契约的这种牺牲精神能否在该理论中持续奏效尚待考察，这也与之后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之中提出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口号相悖。
无论是后来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下的专政统治,，还是希特勒宣称他代表的是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下的大多数的德意志人（日尔曼人）呢，这种极权式的民主从社会契约论中找到思想源头。
那么，在这种高度民主高度公意的状态下，为什么又需要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呢？
在书中，卢梭也对这个看似矛盾的话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解释：
“从人性上说，自然正义的法律，在缺乏自然认可的情况下，在人们当中是无效的。
其实，这样的法律只是有益于恶劣的人，却伤害了正直的人，因为正义的人尊重法律，而其他人却不以尊重法律作为回报。
于是，就必须有契约和明确的法律，以此用义务来同意权利，并将正义引向其目标。
”我对这段话非常认同，在一个刚刚开始以主权为民作为其思想的社会中，一定会遇到种种的问题，如果不用法律加以约束，社会中的少部分人便会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损害大部分人以及社会的利益，使得公意的思想没有办法得到具体的实现。
试想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口头宣扬人人平等自由，实则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把平等的社会契约做出具体说明，则人人可以在这个公有的社会中大肆掠夺而无需付出任何责任代价；抑或是突然出现一个宣扬绝对强权的领导者，人们除了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而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手段将其制裁，社会必定会进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法律在《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正是由于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之后出于对人的私欲的限制，法律开始产生并且逐步完善。
在我看来，既然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并且用以辅佐公意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那么作为公意的产生者的人民大众，自然而然的就承担起了立法者的使命，这与书中卢梭写的“立法者从各方面说都是国家非同寻常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卢梭认为，立法者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职位应该交给社会地位高、并且能够将立法权和帝权清楚的分开的人（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特别举出了利库尔戈斯和古罗马的十大行政官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假设立法者给予了一个国家的君主（毫无疑问君主总是一个国家可以推选出的最德高望重之人），他必然会削弱人的组织以强化国家，并且制定更加有利于国家组织和团结的法律，这一方面会使得国家更加的繁荣仓盛，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其自身地位更加的稳固。
我们难道能说这样子的立法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么？
君主为了其私欲而成就了感情产物的法律，其本身对于法律的公正性就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立法者本身不该有权利，他们只应该为指导者，而人民自己采有权设立法律。
但是由于成本因素以及时间等因素，不可能将立法者的角色普及到每一个人，因此由民主选举产生地方性的代表，由其代表地方参加立法工作，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则是一种非常好的立法手段。
纵观全球各国，现代社会各国基本将立法权掌握在议会，虽然各国的议会制度有所区别，但是都受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欧美等国家，立法权虽然会部分分配到首相、王室的手中，但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基本分离，并且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监督制度；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是作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完全的达到立法保障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的目的。
因此我认为，卢梭所认为的立法者还是存在一定的狭隘性，并且缺乏一个合理的监督制度来对法律的公平性和客观性进行必要的保障，但是其先进的思想还是值得人们学习并且得到了各国的认可。
三、“政府既是公民的又是政治的”——读政府之运作
明确了公意和立法之后，我读懂了理论上的东西，而运用到实际，如何使得法律得以完整公平的实施，卢梭巧妙的引入了政府的角色。
虽然主权体具有立法权，但是它不能赋予自身执法权，而政府就充当起了主权体和国民之间的中介体、在公意的指示下实施法律的角色。
卢梭创造了一种“主权体（立法者）——政府（执法者）——民众（守法者）”的法律传递形式，可以说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将立法和执法分离是当今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普遍做法，这也是对于滥用权力、暴力执政等行为的最好的破解手段。
世上主要存在三种政府形式：
民主制，贵族制和国君制。
卢梭是生于18世纪的法国人，他当时所生活的时代还是属于国君制的统治方式。
虽然其个人的政治理念是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本人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
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合人类的。
”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而民主政府只能在小国中存在（“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
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卢梭的看法其实还是比较准确并且非常具有远见，困扰他的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即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地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标准。
以我国的情况作为一个基本例子进行分析：
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通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方式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对于第二点也就是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提高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标准，其成果还亟待时间的考核。
我们身边不断充斥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新闻，是否有必要在普及大众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同时加以提高官员们的自身民主政治理念，我认为这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民主制实则是一种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它在维护了人们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又照顾了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并且将集中和民主做出了很好的平衡。
因此，在国家建设以及政府构建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制定法律并且以身作则使得国家能够向民主制的方向靠拢。
对于贵族制，卢梭认为自然的贵族制只适合于淳朴的民族，世袭的贵族制是一切政府中最坏的一种，而选举的贵族制是非常好的一种政府组织形式，可以自己选择成员并且尽可能的公平。
由于民主制的理论优势和贵族制在当时法国社会的可行性，卢梭创新式地提出了“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
这种形式也是现代观念泛民主、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先驱者，符合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套用到现在，这种形式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但是换在当时，革命性非常大。
四、结语
《社会契约论》这本书除了在社会契约、公意法律、政府运作等方面做出详细解释之外，还对宗教和主权的矛盾和关系、选举制和投票权、几种特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探讨。
在读《社会契约论》这本书的时候，我做出了很多的考虑，卢梭曾说过，“我探讨的是权力的道理，我不要争论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实则更多偏向于唯心主义，将所探讨的问题理论化，失去了一定的实践价值，这本书与卢梭本人也颇具争议，甚至被许多学者批评是空想且反科学的。
但是作为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这本书对法国大革命乃至当今世界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仍无疑是深远并且重大的，也开化了一代青年，影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我认为，去评鉴前人所写书之好坏并无意义，重要的是你能否从书中得到启发并且能否将书中所得的道理付诸于实践。
对我个人来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着实使得我更好的理解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而对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提高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标准来说，这本书无疑给每个人都上了生动的一课，而对于社会来说，其对当今的政治制度、民主法治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没有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必然会腐化，分崩离析。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和平而民主的社会之中，也该更加珍惜生活，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用自己的奉献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
这并非没有可能。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
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
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
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
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
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MooreJr.）的名言：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
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这是民主的开端。
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
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
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
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
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
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
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
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
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
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
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
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
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
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
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
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
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
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
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
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
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反而积极追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但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
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就是说，大众民主的压力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能恪守财政纪律。
除了大众民主，西方经济的转型也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过去，西方政府也必须考量经济发展问题。
经济发展不好，选民不满意，政治人物就很难获得选民的选票。
因此，政府必须在讨好选民和讨好资本之间作一平衡。
但现在，要取得这种平衡越来越难。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资本主义的半边江山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也不产生就业。
尽管一些新兴产业例如信息产业正在崛起，但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主要是少数高端人才，所以对本国就业并没有多大的正面影响，反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国外去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社会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即社会只有富豪和穷人，少有中产阶级。
今天，原来由工业资本主义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生存空间正在缩小。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缩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
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
实际上，这方面西方政府也面临着新的困难。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出到其他国家。
为了对付财政危机，政府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这导致人民更大的不满。
这样，政府、人民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
今天，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都不能做出让步。
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政府。
无论是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还是资本运作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要不节制资本，要不节制社会的民粹倾向。
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西方经济就会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在危机、衰退和滞胀之间摆动。
社会自救力量取代无能政府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尖锐程度在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金融资本发达的英美国家，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欧洲大陆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过度，即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见得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运动也在那里频繁发生。
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长期以来求稳定的中产阶级，发觉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在马克思时代，是制造业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今天“占领华尔街”的人们面临的是金融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传统中产阶级。
已经有人说，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
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工业资本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内部阶级矛盾。
但后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确立，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西方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对外实行的殖民主义也扮演了一个重要作用，因为通过殖民主义，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而不是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
不管怎么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一直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
西方中产阶级同样感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威胁。
也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中产阶级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他们的运动开始有了聚焦。
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西方盛行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自由贸易，但今天人们指向了金融资本。
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西方社会或出现强人政治
怎么办？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人物，似乎已经黔驴技穷。
现在他们所做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
例如，防止滞胀和衰退，光靠QE（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事实上，QE是建立在过时理论上的错误政策，因为以前的“实体”和“货币”经济的两分法已经不再奏效，政府虽然能够一如既往注入流动性，但却不能改变金融资本成为自利的经济体系中心这个现实，所以QE在很大程度上会恶化问题，大量的资金流向哪里？
它们流向了金融业和银行，而不是社会和穷人，也不是流向实体经济。
现在的金融业并不缺少资金，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没有贡献，就是因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脱节。
通过QE方式向金融业注入资金，并不会促使实体经济的复苏；相反，这种方式反而增加了金融业的破坏能力，也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
美国这样做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通过其控制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一方面向外输出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流动性”过程把财富从他国转移到美国。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大量财富转移到美国并不见得对美国整体社会有好处，因为财富只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加剧贫富分化。
同样，西方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认知和追求的解决方式也大多是政治化的，因而是无效的。
的确，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
但是，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经济失衡的外部表现。
从前面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出西方内部的经济是高度失衡的，表现在各方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金融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等等。
但是，西方政府无能面对和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
西方一些国家于是通过各种途径，例如贸易保护主义、炒作人民币汇率等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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