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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王启鹏
【摘要】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期刊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32)001
【总页数】5页(P80-84)
【关键词】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
【作者】王启鹏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社会科学
2007年第l期那32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o.l,2007GeneralNo.148Vol.32JOURN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总第t48JVD(SocialSciences)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王启鹏(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摘要: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妥求文学妥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及精神关键词:
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中图分类号:
应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I00I-5035(2007)0I-0080-05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文艺创作目的,提倡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反对“元病呻吟”早在《尚书》里就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认为诗歌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札记·王制》进一步提出: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I](P2)苟子更是高呼:
“天下不治,请陈伯诗。
”[I)(PJ3)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I(I’13)到了唐代,自居易又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荐,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2(阴)坯说他的诗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Pl侃)可见,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苏轼除了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父苏陶的具体影响。
他在《南行前集叙》巾对创作目的作了一段非常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少闯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阳}以后,他在《答蜀僧几演》中又说:
诗歌创作,“此道固亦浩泊寂寞,非以革开人知而鼓营也,但鸣一代之风雅而已”。
[3](P1893)这都说明,文学创作是要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它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个收稿日期:
2005-09-01人的知名度,更主要的是要对社会能起到促进作用怎样的文艺作品才算是“有为而作”,才能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呢?
苏轼认为,应该是:
言必中当世之过。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文艺作品要针对社会问题有感而发。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的客观环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自晚唐五代以来,文坛上就一直仔在着一种靡弱的文风l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j乱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集中一切军政大权之外,还对官吏采取厚伴政策。
他曾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4(I也18)所以,北宋初年的官吏普遍追求卓乐,苟且之风盛行,士风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风格崇高、独具特色的作品,反而是追求“用佳话丽句”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之风的太学体大行其道所以,随着北宋政治改革的兴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门益密切,西昆体和太学体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这种悄况下,天圣七年,宋仁宗曾两次下诏要戒除浮艳的文风,提倡平实的文风,并在诏书上说:
“脱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
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碟裂作者简介:
「启鹏(1947-),刃,广东~.IJ罗人,惠州学院中文系编审。
802007年第l期那32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o.l,2007GeneralNo.148JOURN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中当世之过”的口号,妥求文学妥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及精神关键词:
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社会现实中图分类号:
应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I00I-5035(2007)0I-0080-05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文艺创作目的,提倡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反对“元病呻吟”早在《尚书》里就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认为诗歌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札记·王制》进一步提出: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I](P2)苟子更是高呼:
“天下不治,请陈伯诗。
”[I)(PJ3)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I(I’13)到了唐代,自居易又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荐,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2(阴)坯说他的诗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Pl侃)可见,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苏轼除了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父苏陶的具体影响。
他在《南行前集叙》巾对创作目的作了一段非常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自少闯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阳}以后,他在《答蜀僧几演》中又说:
诗歌创作,“此道固亦浩泊寂寞,非以革开人知而鼓营也,但鸣一代之风雅而已”。
[3](P1893)这都说明,文学创作是要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它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个怎样的文艺作品才算是“有为而作”,才能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呢?
苏轼认为,应该是:
言必中当世之过。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
文艺作品要针对社会问题有感而发。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的客观环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自晚唐五代以来,文坛上就一直仔在着一种靡弱的文风l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j乱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集中一切军政大权之外,还对官吏采取厚伴政策。
他曾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4(I也18)所以,北宋初年的官吏普遍追求卓乐,苟且之风盛行,士风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风格崇高、独具特色的作品,反而是追求“用佳话丽句”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之风的太学体大行其道所以,随着北宋政治改革的兴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门益密切,西昆体和太学体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这种悄况下,天圣七年,宋仁宗曾两次下诏要戒除浮艳的文风,提倡平实的文风,并在诏书上说:
“脱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
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碟裂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元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5)(归)对太学体的遏制,直到欧阳修知贡举时才得以实现。
因此,苏轼兄弟参加的嘉拮二年的考试,对宋代文风、诗风趋于平易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就政治文明来说,乃是我国最为开明的时代,这给提倡平实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先生也说: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5)(附有何根据呢?
现举要如下。
1.政治开明,鼓励言政宋太祖赵匡后L建立宋朝之后,便制订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坚持。
宋王朝除任用文人执政之外,还提高谏官的地位,鼓励言事,使“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延”。
口]倒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知识分子便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的批评往往也直接针对君主和朝延。
而苏轼却在《辩试馆职札子》中更为大胆地提出了“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观点,真可谓惊世之论。
宋神宗对苏轼的批评也非常宽容。
他曾对苏轼说: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脱过失,指陈可也。
”[6](阳17)这样,更造成了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的和谐局面,正如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说的:
“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王朝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言政,还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
宋之进士科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
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让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一来,便有了相当激烈地直言批评朝政者的策对,如苏辙嘉桔六年(1061)的《御试制策》,虽引起了朝廷的一场辩论,但仁宗最后还是把苏辙录取了。
[5)(P4)2.重视知识分子,右文抑武宋太祖赵匡后L曾说“宰相需用儒者”,[5〕(归)并在科举考试改革中实行锁院、弥封及缮录试卷等办法,以防止舞弊;不问举子的门第出身,广罗人才。
宋太宗更是重视人才选拔。
他说:
“国家选才,最为切务。
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7)(阳I)所以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写文章当然就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宋代的开明政治,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理论肯定也不可能提出来。
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内窑从苏轼的有关言论来看,其“言必中当世之过”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1.有意而言苏轼在《策总叙》中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这个“意”,就是指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内容,不能言不及义。
如果文章有内容,那就是天下的“至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古以来,在文坛上都存在着一种不良的文风,这就是浮艳的文风。
具有这种文风的文章,言之无物,只是玩弄一些华丽的辞藻。
南朝梁陈时代,曾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绚丽的形式主义文风。
作者不光靠搬弄典故来写诗,而且以描写女性的姿态为内容,有的还带有很浓的色情味道。
刘串思对这些人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批评道: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弛夸饰,曹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刘腮认为,此类诗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到了北宋初年,文坛同样也流行着一种绚丽的文风,苏轼对这种文风深恶痛绝。
他针对这种现象,向文坛领袖欧阳修进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
孚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i斩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
余风未珍,新弊复作。
”[3)(PI4羽)苏轼还在《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中,对钱惟演等人的纤艳之体进行讽刺。
他说: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
故知前辈宗徐庚,数首风流似玉台。
”[6)(Pl513)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轼开篇就慨叹“大雅初微缺”,“粉黛迷真色”。
这就表明了苏轼对宋初文坛浮艳文风的不满,要下决心革除之。
苏轼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81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元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5)(归)对太学体的遏制,直到欧阳修知贡举时才得以实现。
因此,苏轼兄弟参加的嘉拮二年的考试,对宋代文风、诗风趋于平易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就政治文明来说,乃是我国最为开明的时代,这给提倡平实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先生也说: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5)(附有何根据呢?
现举要如下。
宋太祖赵匡后L建立宋朝之后,便制订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得到坚持。
宋王朝除任用文人执政之外,还提高谏官的地位,鼓励言事,使“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延”。
口]倒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知识分子便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的批评往往也直接针对君主和朝延。
而苏轼却在《辩试馆职札子》中更为大胆地提出了“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观点,真可谓惊世之论。
宋神宗对苏轼的批评也非常宽容。
他曾对苏轼说: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脱过失,指陈可也。
”[6](阳17)这样,更造成了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的和谐局面,正如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说的:
“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王朝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言政,还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
宋之进士科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
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让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一来,便有了相当激烈地直言批评朝政者的策对,如苏辙嘉桔六年(1061)的《御试制策》,虽引起了朝廷的一场辩论,但仁宗最后还是把苏辙录取了。
[5)(P4)2.宋太祖赵匡后L曾说“宰相需用儒者”,[5〕(归)并在科举考试改革中实行锁院、弥封及缮录试卷等办法,以防止舞弊;不问举子的门第出身,广罗人才。
才,最为切务。
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7)(阳I)所以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写文章当然就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宋代的开明政治,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理论肯定也不可能提出来。
有意而言苏轼在《策总叙》中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这个“意”,就是指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内容,不能言不及义。
如果文章有内容,那就是天下的“至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古以来,在文坛上都存在着一种不良的文风,这就是浮艳的文风。
具有这种文风的文章,言之无物,只是玩弄一些华丽的辞藻。
南朝梁陈时代,曾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绚丽的形式主义文风。
作者不光靠搬弄典故来写诗,而且以描写女性的姿态为内容,有的还带有很浓的色情味道。
刘串思对这些人曾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批评道: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弛夸饰,曹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刘腮认为,此类诗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到了北宋初年,文坛同样也流行着一种绚丽的文风,苏轼对这种文风深恶痛绝。
他针对这种现象,向文坛领袖欧阳修进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
孚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i斩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
余风未珍,新弊复作。
”[3)(PI4羽)苏轼还在《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中,对钱惟演等人的纤艳之体进行讽刺。
他说: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
故知前辈宗徐庚,数首风流似玉台。
”[6)(Pl513)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轼开篇就慨叹“大雅初微缺”,“粉黛迷真色”。
这就表明了苏轼对宋初文坛浮艳文风的不满,要下决心革除之。
“酌占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
3(川3)具体来说,就是“以通经学占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3](阳6)所以,这个“意”就是“济世”和“救时”。
这一思想,苏轼是师承了欧阳修“我所为文,必与道俱”的主张而又有所发展。
欧阳修在谈到学“道”时,曾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做法。
而苏轼的“道”,就比欧阳修的更为宽泛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苏轼还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来闷明“意”的重要: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
文章以华未为未,而以体用为本。
国之将兴也,责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庭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用合之间,安危攸寄。
(3j(P1363)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写文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部应该言之有物。
这个“物”,在思想内容上来说,应该是“通经学古”的、经得起考验的真理;在具体写作内容来说,应当是“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即要敢于指摘时弊,不怕得罪权贵。
苏轼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有益于社会。
敢于触及社会弊病写文章要有“救时”、“济世”之意。
具体到某一个时代来说,又应该怎样来“救时”、“济世”呢?
苏轼牢记其父苏淘对他兄弟说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
“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
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己见其兆矣!
”以鲁人免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
“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饲以1见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
[3](1'31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1)“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含义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当干预生活,对现实生活巾的重大问题要提出口己的意见,尤其是对错误和黑暗的社会现象,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正如苏轼在《答虔悴俞括奉议时中说的:
“今观所示议论,内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82而不志于耳目之美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3川3所以,他批评当时的文人: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3川422)
(2)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作者的创作态度就应该是善意的,要抱着疗救社会的态度来写,使之达到“疗饥”、“伐病”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泄个人的私愤。
从苏轼本人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什么文体的写作,他都能遵循“言必中当世之过”这一原则。
如议论文中的策论,就是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争论中,针对当时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三患”(无财、无兵、无吏)的现实,提出的“任人、立法、安民、训||兵”的改革策略,可说抓住了北宋政权的耍害。
散文也是这样,如《谢欧阳内翰书》就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浮艳文风,提出了要恢复两汉平实文风的设想和建议。
诗歌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将在杭州地区看到的社会现实写成了好些阵歌,反映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不便,如《山村五绝》;贬到黄州后,还写了《渔蛮子》;贬到惠州之后,又写了《荔枝叹》等著名的讽喻现实的诗歌。
可见苏轼是抱着疗救社会的目的来写作的。
三、怎样才能写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要想使文章能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技巧问题,关键是能否做到“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够达到“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就必然会触犯当权者之忌讳,引起他们的仇恨,甚至是报复。
即使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免不了的。
就算当年的改革家王安石,对于公然反对自己的人也未能释然于怀。
苏轼反对他的变法,他就在冲宗皇帝面前多次阻止皇帝对苏轼的任用。
所以,苏轼多次上书极言变法之不便,是曰了很大风险的。
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是有的。
所以,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要冒风险的。
但,这还不够,作者还必须具有政治敏感性和l坚持真理的勇气。
1.有远见卓识,为真理而斗争苏轼肯少年时就有“奋厉有当世忐”的思想。
他在《和柳子玉过陈绝粮》中说:
“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
”甚至在皇帝面前,在广大朝“酌占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
3(川3)具体来说,就是“以通经学占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3](阳6)所以,这个“意”就是“济世”和“救时”。
这一思想,苏轼是师承了欧阳修“我所为文,必与道俱”的主张而又有所发展。
欧阳修在谈到学“道”时,曾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做法。
而苏轼的“道”,就比欧阳修的更为宽泛了。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
文章以华未为未,而以体用为本。
国之将兴也,责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庭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写文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部应该言之有物。
这个“物”,在思想内容上来说,应该是“通经学古”的、经得起考验的真理;在具体写作内容来说,应当是“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即要敢于指摘时弊,不怕得罪权贵。
苏轼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有益于社会。
写文章要有“救时”、“济世”之意。
具体到某一个时代来说,又应该怎样来“救时”、“济世”呢?
苏轼牢记其父苏淘对他兄弟说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
“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
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己见其兆矣!
”以鲁人免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
“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饲以1见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
[3](1'313))“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含义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当干预生活,对现实生活巾的重大问题要提出口己的意见,尤其是对错误和黑暗的社会现象,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正如苏轼在《答虔悴俞括奉议时中说的:
“今观所示议论,内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82而不志于耳目之美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3川3所以,他批评当时的文人: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3川422))要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作者的创作态度就应该是善意的,要抱着疗救社会的态度来写,使之达到“疗饥”、“伐病”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泄个人的私愤。
从苏轼本人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什么文体的写作,他都能遵循“言必中当世之过”这一原则。
如议论文中的策论,就是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争论中,针对当时北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三患”(无财、无兵、无吏)的现实,提出的“任人、立法、安民、训||兵”的改革策略,可说抓住了北宋政权的耍害。
散文也是这样,如《谢欧阳内翰书》就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浮艳文风,提出了要恢复两汉平实文风的设想和建议。
诗歌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将在杭州地区看到的社会现实写成了好些阵歌,反映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不便,如《山村五绝》;贬到黄州后,还写了《渔蛮子》;贬到惠州之后,又写了《荔枝叹》等著名的讽喻现实的诗歌。
可见苏轼是抱着疗救社会的目的来写作的。
三、怎样才能写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要想使文章能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技巧问题,关键是能否做到“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够达到“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就必然会触犯当权者之忌讳,引起他们的仇恨,甚至是报复。
即使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