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铭文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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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铭文研究

秦公簋铭文研究

陈泽

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厅的秦公簋，1917年出土于甘肃礼县红河镇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①。

秦公簋出土80年来，考释研究此器的专家学者不下数十家，他们对此器铭文疑难字句的考释、断句、韵读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研究成绩。

惜以往研究者，均未去西垂实地考查，亦未能见到那里新出土青铜器文字资料，且多数研究者胸中存有此器必作于德公徙雍以后的成见，所以，他们的研究，大多背离了制作此器的时空环境，形成了年代上的错误。

因此，很难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得出的结论，已是颠扑不破的定论。

我以为：

研究一件青铜器铭文，最根本的是断定它的年代。

只有准确的断代，才能准确的评定它的价值和它在学术上的地位。

而准确断代的基本方法，一是必须弄通铭文中所隐含的人物和史实，作为断定年代的根据。

二是和已知年代器物的形制花纹比勘，求得过硬的旁证。

通过在秦公簋出土地点的考查，本文以历史文献和最新出土的青铜器文字资料为佐证，并汲前人研究所得的积极成果，对秦公簋铭文和后人凿款，进行了重新考释，从而订证了它的年代。

此一考释，为言之有据，凡所措置推测，均标明所出有关资料。

其说与前人同者，不得不同；其说与前人异者，系个人考求所得，有文献史实根据，不得不异。

现不揣简陋，坦陈己见，希望得到史学界朋友们削的批评指正。

一、秦公簋的年代和器主

秦公簋铭文未标明年代。

惟它与同时所作的盄和钟铭文各有十有二公句，以往研究者多把十有二公的起止，作为断定此器年代和器主的主要依据。

但对十有二公和器主秦公究竟为谁之说，向来人各不同。

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说法，有下述几种：

马叙伦主文公（前765——前716年）说，对十有二公是从非廉算起至襄公（前777一一前766年）为止的。

王国维主德公（前677——前676年）徙雍以后说，对十有二公是从女防算起至武公（前697－一前678年）为止的。

冯恕主宣公（前675一前664年）说，对十有二公是从大骆算起至德公为止的。

罗振玉主穆公（前659——前621年）说，对十有二公是从秦仲（前845——前822年）算起至成公（前663——前660年）为止的。

郭沫若主景公（前576——前537年）说，对十有二公是从襄公算起至桓公（前603一一前577年）为止的。

还有主庄公、襄公、共公、哀公诸说的，惜他们均未拿出可靠的证据，亦未充分展开论证，这里从略。

上述诸说，虽都讲了许多道理，但均无过硬的史实根据，旁证材料也显得贫乏薄弱。

如郭沫若的景公说②，其主要旁证只有两条。

一是秦公簋铭文的格调辞句多与晋邦墓相同；二是秦公簋的器制与花纹与齐灵公时的齐侯镩钟（即叔夷钟）如出一范。

据此，郭沫若推测说：

“……因知秦公簋、秦公钟（应为盄和钟）必与齐侯钟年代相近。

齐灵公六年为秦景公元年，由景公上溯‘十又二公’则是秦襄公，是则本铭‘十又二公’实自襄公算起，毁与钟均景公所作也。

”郭沫若把襄公于前770年在西垂所铸的宗庙祭器，挪在二百四十年之后，千里之外，在北方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去寻找证据确定年代，自是南辕北辙；又用“多与”、“相同”、“如出一范”来说明器物的相似，实有形容过当之嫌；他从景公上溯十又二公也应是文公并非襄公。

所以说，郭沫若的景公说是无过硬事实根据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在断定秦公簋的年代和器主方面，是不是再就没有更靠得住、更过硬的证据呢？

不是。

证据是有的。

我以为：

第一、在秦公簋铭文和后人凿款中，已直接和间接地透露出来了西垂宗庙的庙主，器主父亲的名子及其历史功绩，器主本人和作“西元器”祭祀宗庙，开国纪元的种种信息。

惜以往研究者，均对上述铭文中隐含的史实，未予足够重视切实研究罢了。

对铭文中隐含的史实，我拟在铭文考释部分详加诠解。

惟对秦公所称的皇祖为谁，宜在这里提前论证，以与已往各家之说进行对比研究。

秦公开宗明义曰“不显朕皇祖”。

何谓不显？

刘文炳说：

“所谓不显云者，乃周人对庙祖或祀神之尊称代名”③。

那么，这位西垂宗庙的皇祖——庙祖究竟是谁呢？

《说文》：

“皇，大也”；“祖，始庙也”。

《诗·鲁颂·闷宫》：

“皇祖后稷，尊以骍牺”。

从字面上解，这位皇祖就是西垂宗庙始庙时，所祀奉的第一位最大、最尊显、像神一般的庙祖了。

铭文虽未明言这位庙祖为谁，但联系下文“鼎宅禹迹十有二公”看来，这位庙祖绝非别人，而是秦族定居西垂的第一位部落首领。

而秦族定居西垂的第一位部落首领为谁，是有史可查不难寻找的。

《史记·秦本纪》云：

殷末“中潏在西戎，保西垂”。

那么，这位庙祖无疑是中潏了。

理由有四：

传说时代的秦族远祖，是源于东方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自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以下，中潏的父亲胥轩以上，相隔1400年左右，彼时秦族部落或在东方，或在夷狄，其所居地望、世系、年代均不可确考。

因此，秦人是不可能把所未定居在西垂的任何一位远祖，祀于西垂宗庙，奉为庙祖的道理，此其一。

中潏定居西垂以后的秦人先公，其世系均有史可查。

《三代世表》、《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甚详。

以往研究者所列十有二公的第一公，如马叙伦所主的非廉、王国维所主的女防、冯恕所主的大骆、罗振玉所主的秦仲，他们都是中潏的后代，他们死后只有在西垂宗庙入庙的资格，而无祀为庙祖的可能。

至于郭沫若所主的襄公，是把文公东徙以后至景公的十二位襄公的后代，误为襄公的十二位先公了。

所以，上述诸说特别是景公说，是不能成立的，此其二。

王国维在《秦公敦（簋）跋》中说：

“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

④因为在非子始封之后，他才有立宗庙的资格。

按理说，在非子始立的西，垂宗庙里，只能祀奉中潏、非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这七世秦人先公。

“事七世”按殷礼完全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殷人宗庙无定制，但按周礼来说，这已僭越了诸侯的庙制。

《春秋穀粱传》、《荀子礼论篇》、《礼记》皆记有“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的庙制。

按这一庙制在非子、秦仲、庄公、襄公死后，只能偏祀在西垂宗庙，他们是没有资格被祀为庙祖的。

此其三。

上面主要是从铭文和历史文献方面来探讨的，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地下发掘出来的文字资料。

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镈铭文曰：

“我先祖受天命商宅，受国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丕呆于上”。

这就说明，武公居平阳封宫后，已在宝鸡立起了新庙。

庙祖为武公先祖文公，其次是祖父静公，再次是他父亲宪公。

称谓也不同了。

至于以往研究者在文中涉及到的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桓公、景公等，他们死后或在宝鸡入庙或在雍另立新庙，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去西垂入庙的。

郭沫若据《十二诸侯年表》来计算十有二公时，却漏掉了静公。

据《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秦公钟镈铭文》记载，静公是人庙了。

静公是文公的嫡子，他虽未蒞位，但在文公晚年他是理朝政的。

文公在位50年，文公48年不幸太子早死，文公因谥太子为公曰静公。

静公是宪公之父、武公之祖父，又受文公谥封，岂有不入庙之理。

这就证明郭沫若所计算的十有二公，实际上是十有三公，所以说郭沫若的景公说是不能成立的，此其四。

凡此四端，足可证明十有二公实自中潏始，庄公止，秦公簋为襄公所作。

至于此器具体作于何时，也是有较硬证据的。

襄公前770年在西垂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作西畤、祠白帝、铸祭器、祭祖先，举行隆重的开国庆典。

秦公簋就是这次开国祭祖时所作的祭器。

秦公簋器盖内壁的后人凿款，已标明为“西元器”。

盖西者，西垂也；元器者，开国纪元之器也。

所以说，秦公簋为襄公在前770年所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在断定一件青铜器的年代方面，用已知有明确年代，器物的形制和花纹，与未知年代器物的形制花纹类比，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1994年前后，礼县东北大堡子山秦公墓葬群被发掘，出土和流散了大批珍贵文物。

传闻有长铭的青铜器，有待证实。

据我所见和已知有六字铭文的青铜器就有五件。

其中有两件“秦公作铸用鼎”、一对“秦公作铸鐏壶、一件“秦公铸宝盘”。

秦公壶的器主，李学勤先生在《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一文中指出：

“形制酷似颂壶的秦公壶的器主，应该就是庄公。

”并说：

“秦公壶这样的成对器物，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

庄公墓何在，史无明文，但其后襄公、文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均‘葬西垂’，作为西垂大夫的庄公，应该也葬于该地。

”这样说，秦公墓的墓主就是庄公、襄公和文公。

上述鼎、壶、盘同出于一个墓葬，应该说它的器主都是庄公。

五器中的秦字和秦公簋的秦字均从双禾，是《说文》中所收的史籀大篆。

30字铭文凡与秦公簋铭文互见的文字和不同文字的相同部件，其字形笔画、字体结构、笔法态势、排列方式，均酷似毕肖，如出一人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两件秦公作铸用鼎。

两器出土时虽已破损，但因器形较大，通体？

有一层蓝绿色薄锈，更衬出书法的英骜厚重，俊俏挺拔和花纹的精美清晰，富丽堂煌。

我有此两器刚出土秦未损、铸字未断的铭文和纹饰的彩色照片。

1996年夏，李学勤先生邀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相会时，我出示了这三张图片。

李先生一眼认定它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经比勘，它不但与秦公簋的字体书风相同，而盘曲缠绕的蟠螭纹的风格也是相一致的。

这就证明，簋、鼎、壶、盘是同时代的作品。

鼎、壶、盘互有的五个铸字，均篆作？

。

铸通祝。

铸祝同音，互相通假。

《乐记》：

“武王克殷，封皇帝之后于祝，”郑玄注云：

“祝或为铸。

”《说文》：

“祝，祭主赞词者”。

是指祭祀时主持祝告的人。

从铸字的字义上解，鼎、壶、盘的器主虽是庄公，但似非庄公生前自作自用之器，而是世父和襄公在举行庄公葬礼时，所作的祭器和陪葬物。

两周时有天子死后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才殡葬的礼制。

庄公为西垂大夫，在他死后三月内制作这批祭器和陪葬物是可能的。

此说如能成立，那么，鼎、壶、盘的具体制作时间，就是前778年。

这与公簋具体制作时间，仅隔八个年头。

与秦公簋同时所作的盄和钟铭文中，有“于秦执事、作盄和钟”句。

是否可能推测，上述两周之际极为突出的簋、钟、鼎、壶、盘的撰稿者、书铭者、以及花纹和制器工艺的设计者，就是那位已佚名的秦执事了。

因为诗文、书法、美术、声乐的造诣，有互相贯通，相得益彰的奥妙，缺一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的。

簋和钟的诗铭可与《诗经》媲美；钟的音响“其音鈜雝雖，鈜雝雖孔皇”；簋、钟、鼎、壶、盘的寺书法，在两周之际独树一帜，实为秦篆之祖；簋铭的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开创了活字印刷的先声，比北宋毕升的活字板早1810年，比德国人谷登堡的铜刻活字印刷早2210年。

这比德国人谷登堡的铜刻活字印刷早2210年。

这些伟大成就和奇迹的创造，非普通工匠所能为。

可能均属于那位“于秦执事，作盄和钟”的伟大诗人、书法家、音响学家和青铜器铸造工艺设计家所作了。

上述就是秦公簋年代的实物证据。

秦公簋铭文又与秦武公所作的秦公钟、镈铭文有许多文句雷同，包含的事件相仿，书风相近。

但经比勘，簋铭的书风英骜厚重，俊俏挺拔，曲中求健，圆中出刚，体现着襄公始国时那种蓬勃向上、自矜自信、勇猛尚武、烈烈桓桓的雄风英气；而钟镈文的书风，则表现为拗曲劲直，圆转婉丽。

两器互见的敬字，簋铭篆作？

钟、铸铭已简化为敬，而与《后鼓文》、吴人鼓的敬字相同了。

互见的余、其、方、畤、寿、疆等字的笔画和体势也有了显著的不同。

两器年代虽相隔只有80年左右,但在篆文的发展规律上，完全可以看出，簋铭是典型的史籀大篆，是秦篆之祖；而钟、镈铭则趋向《石鼓文》和玉箸小篆，已为秦篆之孙了。

总之，确定秦公簋为襄公于前770年所作，正与史合、与时合、与地合、与人合、与同时铸造的青铜器铭文、书风、器制、花纹无所不合，这总不能说它是偶然的巧合吧。

二、秦公簋铭文考释

铭文：

秦公曰①不顯朕皇且②受天命鼏宅禹迹③十有二公④在帝之社⑤嚴⑥龏夤天命⑦保鑿氒秦⑧虩事蠻爱⑨余雖小子穆穆⑩師秉明德11刺刺超超12邁民是敕13咸畜胤士14盛盛文武15鈑静不廷16，虔梦朕祀17。

作？

宗彜18，以邵皇且19，婴嚴御各20，以受屯魯21。

多？

眉壽無疆22，畯走在天23，高弘有曼24，竈囿三方25。

宜。

考释：

①秦公：

秦，古国名，籀文秦以双禾。

襄公前770年在西垂始国，因以秦公自谓。

②不顯朕皇且：

不，释丕，大也。

金文不、丕、否均篆作不。

顯，明也，照临四方谓之明。

从字面解，不顯含伟大光明之意。

刘文炳说：

“所为不显云者，乃周人对庙祖或祀神之尊称代名”。

以《诗·执竟》“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句证之，刘说为是。

○朕，即我。

是第一人称代词。

《离骚》：

“朕皇考日伯庸”。

自始皇起，朕才是帝王自称的专用词。

皇且：

且为祖的古文。

皇且一词上文提前考证，这里从略。

③鼏宅禹迹：

鼏，通幂，指鼎盖或狭在鼎上的布。

○宅，指人居住的地方。

鼏宅，意为开辟为居住之处，含定居之义。

禹，即大禹，姓姒，名文命，舜时因平治水土有功，受舜禅让，为部落联盟首领。

迹，从束棘声，通蹟、跡、迹。

用这里的禹迹，实指秦人远祖伯益佐禹平治水土至“蟠冢導瀁，东流为汉”后，在西汉水上游两岸，淤出的西垂这块平坦的地方。

殷末中潏定居西垂，故曰鼏宅禹迹。

④十有二公：

指襄公作秦公簋时，已祀奉在西垂宗庙里的十二位秦人先公。

第一位是庙主中潏。

中潏为胥轩之子，胥轩殷末居陕北一带，与犬戎杂处，史称戎胥轩。

胥轩娶于申，为郦山之女，生中潏。

中潏生非廉。

非廉生恶来，父子俱事殷纣，恶来在武王伐纣时被杀，有子曰女防。

女防生旁皋。

帝皋生太几。

太几生大骆。

大骆娶申侯之女，以亲故归周，生非子。

非子始封为附庸，生秦侯。

秦侯生公伯。

公伯生秦仲。

秦仲为西垂大夫，生庄公。

庄公是秦人第一位称公之君。

秦仲20年，年轻的庄公曾远征犬戎于高陵。

前822年秦仲攻伐西戎时为戎所杀。

宣王即位后，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再伐西戎，庄公获胜，于是宣王将大骆、秦仲占有的犬丘和非子占有的“千渭之会”都给了庄公。

封庄公为西垂大夫。

庄公为秦人保住和开创了业基。

⑤在帝之祍：

帝，指白帝。

《封禅书》云：

“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因作西畤，祠白帝”。

少昊，亦日少嗥，嬴姓，名挚。

挚为东夷族首领，是帝喾妻宜常所生，与秦人远祖同宗。

襄公侯，祠东方白帝，这充分表现了他向东方发展，欲王天下的政治抱负。

社，音坯。

《辞海》：

“坏，土丘”。

《说文》：

“坏，丘再成者也”。

用这里的坏，非指自然旷野之间的土丘，而为人工所筑，中间凹而四周高。

是城的前身，这里指西犬丘，是秦人定居之地。

⑥嚴：

古时对父亲的尊称代名。

如严君、严父、家严。

《易·家人》：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孝经·圣治》：

“孝莫大于严父”。

《商颂·殷武》：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用在这里的严，是襄公对庄公的尊称。

严，必为一字句，若与？

夤天命四字连读，就使第二章缺了作为主语的首句，亦与全诗的体格不合。

⑦龏夤天命：

龏弊为供的籀文，通恭。

夤敬也。

天命，非指上帝之命，而是指周天子宣王的命令。

隐含着庄公昆弟五人，恭敬地执行了宣王之命，大举攻伐西戎事。

⑧保鑿氒秦：

保，卫也，《孟子·梁惠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鑿，业字的籀文。

宋人薛尚功在《历代钟鼎款识》卷五中释業。

《说文》：

“業，大版也，古文篆作鼷”。

用在此处，作版图、疆域、业基解。

氒，音厥，语助词。

这句隐含着庄公打败了西戎，保住了秦人先公开创的业基这一史实。

⑨虩事蠻？

：

虩，《说文》虎部，训为恐惧。

《易》：

“震来虩虩”事，治也，通使。

虩使有《易·頤》：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之意。

蠻，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也用以泛指四方各族，如北蛮、蛮夷、南蛮等。

愛，此字以往研究者均释夏。

我以铭文篆文的结构、笔画始释为變。

《说文》：

“爱，贪兽也，亦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戈其手足。

”这个愛字，自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字形多有变革，字音多有转移。

殷周日，时曾读猱、羞、又读愛狻，现又读挠，此处当读君。

蠻變一词，系襄公对西戎的丑称。

西戎是秦人最大的威胁。

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尽屠在西垂的大骆嫡子成一族。

宣王既位后，命秦仲为西垂大夫攻伐西戎时，又被西戎所杀。

秦与西戎有不共戴天之仇，在襄公始国祭祖时，对西戎岂有不丑称之理。

⑩余雖小子穆穆：

小子，系商周时代天子、诸侯在长辈面前的谦称。

穆，和也。

穆穆表示严肃庄重。

《诗·雝》有“天子穆穆”句。

⑩帥秉明德：

《说文》：

“帥，通達，先导也”。

秉，执也。

明德，指美政，美德。

它是周公敬德思想的延伸。

《中庸》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句。

11刺刺超超：

刺，通烈，双声通假。

烈烈意为刚直厉害。

超为桓字的籀文，威武貌。

超起意为勇猛强悍。

《尔雅》释训：

“桓桓烈烈，威也”。

《诗·鲁颂·泮水》：

“桓桓于征，狄彼东南”。

12邁民是敕：

邁，万字的繁文。

《善父克鼎》万年无疆的万，亦写作邁。

是，指示代词。

敕，通勅，自上命下之词。

后来专指皇帝的诏书。

此句译为现代语，就是“天下万民的利益要求，就是我的施政纲领。

”这里已闪耀着后世民本思想的曙光。

13咸畜胤士：

咸，是全部、所有的意思。

畜，通蓄，意为聚集、备储。

胤士，即俊士、武士，是指能力超群的人才。

全句是说，各种超群的人才，都全部集储备在我们国家里了。

15整整文武：

盛，是盍字的籀文，古文盍从厺。

此字郭沫若释盍，他说：

“盍盍，猶言赫赫，”甚是。

《诗·小雅·节南山》：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孔颖达疏：

“赫赫，显盛貌，”意为功劳极大。

文武，指文臣和武将。

16鋇静不廷：

鋇，前人有释錫者，非是。

现多释镇，为镇守之意。

静，即安宁、平静。

不廷，形容朝廷之大。

国家政局稳定，给祭祀宗庙提供了和平的环境。

⑩虔梦朕祀：

虔，虔诚、恭敬、有诚意。

梦为敬字的籀文。

郑玄曰：

“敬，慎也”，意为慎重，不怠慢。

朕，襄公自谓。

祀，即祭祀宗庙《左传·文公二年》：

“祀，国之大事也”。

⑩乍鏑宗彜：

乍，古文作字，即铸造。

扬宗彜，是秦公簋作器时的本名。

王国维作跋时将菇宗彜定名为秦公毁，后人园之。

品字，郭沫若释铸⑤，冯国瑞释嘉⑦，还有释寻和字不可释诸说。

我释吻。

猫字右上从手，呈拥抱之形，下从勿口，表接吻之意。

不拥抱何能接吻？

至于勿、口易位，这在金文书写中不乏其例。

如和可写作？

，秋可写作秌，坏可写作社皆是。

吻的本意是用咀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崇敬和亲爱。

这里是指作一件宝器，把它紧紧埃着置于宗庙祖牌的前面，以铭文显扬列祖列宗的功德，表示对祖宗的尊敬和亲爱；宗彜，为宗庙宝器的通称。

⑩以邵皇且：

邵，通昭，显扬之意；又通招，招徕之意。

皇且，见前文。

全句意为显扬我的祖宗。

⑩婴嚴御各：

婴，释其。

冯国瑞释綦⑧非是。

其为人名，绝非代词，篆法不同。

李学勤说，‘其为庄公名⑨。

“《十二诸侯年表》：

“同宣王七年，为庄公其元年。

”秦公钟、铸铭文中有“秦公其，唆终在位”句，可互为证。

嚴，是襄公对庄公的尊称。

御，此字前人有释归者，非是，郭沫若释御，可信。

御为驾驭车马之意。

毛诗序曰：

“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

”11秦仲庄公父子皆嗜好车马。

秦公墓旁有两个车马坑，各出土铜车十二辆，是为庄公好御车马的物证。

各，通阁，为中央官署名，这里借指西垂宗庙。

罗君惖在《秦刻十碣考》中，释各为阁是对的。

郭沫若、冯国瑞释各为格则有牵强，因为释阁则合韵，释格则不合韵。

全句的意思是士，襄公招请父亲庄公的神魂，驾驭车马，回到西垂宗庙里来。

⑨以受屯魯：

屯，为聚集、储存之意。

又通纯，意为纯洁、精美。

魯，刘文炳说：

“魯为旅的古文，又假为臚”⑩，冯国瑞释禄，二说皆非。

我以为这个辱字，鱼下从甘，应通卤。

是指用卤盐汁腌制而成的鱼、肉之类的祭品。

《礼·曲礼下》：

“凡祭祀宗庙之礼，盐曰咸鹾。

咸鹾者，土自成盐也”。

西垂有卤池，盛产卤盐。

近年在盐官出土了一枚有“卤盐”二字的古玺，因知周秦时盐官的盐业已相当发达。

汉时置盐官，曾名卤城。

清朱绣梓所撰为《西和县志》云：

“盐官城内有卤池，光阔十馀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

”据此推测，襄公奉献于西垂宗庙里的腥鱼祭品，是用盐官咸鹾魯。

腌制而成的纯魯。

22多釐眉壽無疆：

釐，通禧，又作福字解。

《汉书·文帝纪》：

“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

眉壽，即长寿。

無疆，是没有极限和止境。

此句意为保我人民多福，国家万岁，永无止境。

23唆定在天：

唆，明朗。

定，通惠指天上的星宿。

明朗的星宿出现在天空，喻秦国在西垂建立，从此秦人站起来了，结束了为周王朝作附庸的历史。

24高弘有要：

高，指规格高。

弘，指规模大。

高弘表示隆重。

曼，即庆字。

此字鹿下从文。

鹿，含进爵或初获政权之意，文，是天经地纬的意思。

《说文》：

“庆，寻贺人也，”指祝贺有喜庆之事，如国庆。

襄公在西垂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即邀请各诸侯国派使者前来参加秦国开国庆典。

此句指的就是这个隆重开国庆典。

25竈有四方：

竈有即奄有。

此字罗君惖曾释奄，并注日：

“奄，蒺也，又盖也。

”12《周颂·清庙什·執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奄有四方四字，出口不凡。

这里可以看出，襄公始国之时就有统一东西南北四方疆上，欲王天下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

无怪乎秦自襄公建国之后，国力蒸蒸日上，献公独霸西戎，孝公行行商鞅之法迁居咸阳，秦驷在咸阳称王，昭王开始剪灭六国，秦军席卷天下。

于前256年灭周、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赵和燕、前221年灭齐。

嬴政36年统一全国，号称始皇。

而秦公簋铭文则是这段辉煌历史的序曲，它既是一篇宣誓就国的文告，又可以说是一篇建国宣言。

秦公簋的器盖内壁各有后凿款一行。

器款云：

“西元器一斗七升？

，殴“盖款云：

“西一斗七升大半升，盖”。

两款极为重·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标明了秦公簋是西垂宗庙，在开国祭祖时所作的纪元之器。

西，指西垂，又谓秦国13。

王国维说：

“盖西者陇西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14”元，指元年。

《说文》：

“元，始也”。

《辞海》：

“元，始、第一、始元年。

”《公羊传·隐公元年》：

“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

”《说苑·建本》：

“魏文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日：

“言国君之必慎始也”。

元年，原指帝王或国君即位之年，后来把帝王或国君改原指帝王或国君即位之年，后来把帝王或国君改换年号的第一年也称元年。

襄公于前777年继庄公位，但当时的襄公并非诸侯，不能开国始年。

襄公于前771年被封为侯，前770年在西垂始国，应该说前770年是秦国襄公元年，这年又是东周平王元年，以后史学界把这年列为春秋时代的开始。

故此铭文及凿款有划时代的史料价值。

二是标明秦公簋的容积。

此器可能在春秋晚期作为象征性的标准容器使用过。

器款容积为一斗七升華。

華为约数，不够精确，故又作盖款校正为一斗七升大半升。

此摹字王国维释“八奉”15。

商承祚释“奉，奉上从八”16。

朱德熙释？

他说：

“笨不是从八奉声，而是从手朕声，应作为膳（剩）余之腾（剩）17”。

一斗七升賸，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斗七升馀。

賸并不一定指大半升，不过跟盖款对看，这里的“一斗七升膳”，实际是指“一斗七升大半升”，即一斗七升又三分之二升。

查中敃鼎、战国十六年官私鼎、西汉上标共府升的容积一斗俱为水测（下同）丛2000毫升。

秦郦山园钟、洛阳金村方壶为1997.5毫升，新嘉量为2005.35毫升。

若每斗均按2000毫升计算，秦公簋的容积应为3500毫升。

三、秦公簋铭文断句、分章、韵读、诗译

一、以韵断句

秦公簋器盖对铭，语相衔接，连续可读。

它是一篇绝好的四言记事古诗。

其形式、风格、声调、韵律与襄公时代的《诗·秦风·驷殲》相同。

整齐是诗的形式美的一种表现，秦公簋铭文基本整齐，且语言凝炼，字字珠玉，逻辑性很强。

虽有多处省文，然辞断意连，有弦外之间，言外之意。

以往研究者，只有按韵部的断句，或只分为几个韵段，均未分章。

在以韵断句方面也人各不同，现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

郭沫若在《秦公簋韵读》18中，将全铭断为四句。

他说：

“就簋铭而言，第一句乃以且、寶、坏、夏为韵，命秦为韵，为之鱼合韵（句36字）。

第二句以子、德、敕、士、祀为韵，同在之部（句34字）。

第三句以且、格为韵，在鱼部（句16字）。

第四句以疆、庆、方、宜为韵，在阳部（句19宇）”。

刘文炳在《秦公簋及盄和钟两铭为韵文说》19中，将全铭断为四个韵段。

他说：

“第一韵段以命、竇社、命、秦、夏为韵。

第二韵段以穆、德、敕为韵。

第三韵段以士、武、廷、祀、彜为韵。

第四韵段以疆、庆、方为韵。

郭、刘两先生的断句韵读各有得失。

郭沫若所断第一句（应该说它是一个韵段），以且、賽、坏、夏、命、秦入韵基本是对的。

问题是他把憂误释为夏，就不合韵了。

他把一、二章合为一句，说是这鱼合韵，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