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呐喊与改革家的控诉鲁迅与果戈里《狂人日记》之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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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呐喊与改革家的控诉鲁迅与果戈里《狂人日记》之比较
革命者的呐喊与改革家的控诉
—鲁迅与果戈里《狂人日记》之比较
作者：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体式和构思上明显受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但仔细研究两个文本就会发现，两篇小说各有其深刻的内在寓意。
本文试图从小说本身出发来分析两个狂人形象的不同内涵，作者批判的深度以及两个不同名族的作家各自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
小人物；先觉者；社会批判；改良者；革命家
1918年5月，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众所周知，早在1834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就发表了同名短篇小说。
果戈里这篇小说对鲁迅先生的启发，影响自不待言。
且不说两篇小说在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上的渊源如何，单说果戈里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就十分推崇。
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第一位提到的俄国作家就是果戈里，他说：
“俄罗斯十九世纪初叶，文事渐新，渐乃独立，……实本三士：
曰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里。
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里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此焉。
又说:
“十九世纪千叶，果有鄂戈里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1]（P63）鲁迅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译介了果戈里的作品。
1934年，鲁迅以许遐寿的笔名翻译了果戈里的短篇小说《鼻子》，并在这篇小说的译者附记中称赞果戈里是:
“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并说：
“果戈里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了。
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本领[2]在对果戈里大量的译介的同时，鲁迅的创作无疑也受到果戈里对现实批判精神和写作手法的影响，但就鲁迅的《狂人日记》而言，绝不只是受这一篇小说的影响。
果戈里整个小说创作中对专制制度无情的鞭挞，对小人物生存状况的关注，对社会各阶层庸众的辛辣讽刺，同时，尼采的“超人”哲学。
先生“先前所看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还有近代中国一些先觉者（如章太炎），都构成了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思想资源。
如果不考察这两篇先后诞生的《狂人日记》之间的渊源，把它们当成两个独立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两个狂人身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也同时透露出两位作者在思想上的不同境界。
一、小人物与先觉者
19世纪初期的俄国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社会现实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同样有新生的进步力量在黑暗智能光暗涌。
果戈里和鲁迅对这样的名族和社会同样有着超越时代的体察，所以他们先后塑造了两个背排斥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狂人”形象，来控诉所谓的“已容不得正常人生活”的黑暗社会。
尽管如此但两篇《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有着不同的内涵。
这种不同，在于他们是不同的人物类型，在于他们对自身认识的不同，在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不同，总的来说，在于思想境界的不同。
首先，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的那个政府小官员亚克森齐·伊凡洛维奇其实是一个求做奴才而不得的小人物，小说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们如何遭受社会的排挤和爱情上的重挫而一步一步走向疯狂的过程。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伊凡洛维奇开始也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和他锁讨厌的那些官僚一样，讨好上司，因为他也懂得这是在官场生存的法则。
她还是苟且地生活、为了保住他自认为尊贵的官位。
每天受到上司的欺辱，甚至连仆人都看不起他，这样的生活让他痛苦而压抑，但即使是这样他也忍受下来了。
对于升官、对于爱情，他还保留着一丝希望。
最后当他发现他所组尊敬的部长不过也是一个虚荣的官僚，他所爱慕的小姐也是如此势利而虚荣，毫无希望的现实生活让他绝望，所以导致了他的疯狂，从病理学的角度看，他的症状可以称之喂“妄想症”。
作者用这个小官吏的眼睛展示的俄国官僚的腐朽、虚伪、丑恶的生活，痛苦地描写了小人物的悲哀。
如果说，伊凡洛维奇所生活的哪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所谓的贵族阶级已经走向腐朽、堕落，那他拼命想挤入这样的生活而不得后的疯狂，就是一种真正的病理上的疯狂。
所以，伊凡洛维奇不过是一个琦琪乞乞可怜的而小人物，他对于不公正的专制制度虽然憎恨，对于虚伪的上司虽然厌恶，但他绝未有大声揭露这种不公正的命运的勇气。
然而，在鲁迅先生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斗士的狂人。
所谓疯狂，即被置于理性的反面，狂人也既是失去理智的疯子。
但理性不过是被掌握着权利的人所命名的，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理性就是尊从传统的道德、服从礼教的规矩。
而狂人却意识到，中国几千年来的礼教规范就是“吃人”的历史，所以他诅咒吃人的人，劝转吃人的人，然而，这位狂人超越时代的见解难以为民众所接受，所以他的话才被视为精神病人的狂乱呓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并不狂，他正是哪个时代的先觉者。
他的狂言实际是真理的预言，鲁迅是用狂人来衬托庸众的“非人”，用庸众的强大力量来反观先觉者的孤独。
如此看来，虽然同为狂人，但伊凡洛维奇仅仅是受旧社会迫害而无力反抗的小人物，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一个清醒的先觉者。
其次，果戈里塑造的伊凡洛维奇与鲁迅笔下的“我”在思想境界上并不在同一个层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包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
”[3]这种“忧愤深广”一一方面来自作者对各自所出社会制度的不同认识，一方面还来自于作品主人公身上所蕴含的深层寓意的不同。
在伊凡洛维奇的人生观中，所有的悲剧都在于个人的理想无法实现，人格遭到践踏，虽然对于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他看到了旧社会的痼疾，却不敢去揭露它，他的性格是懦弱、自卑、猥琐的，对于这样一个小人物，作者更多的是以一种人道的心态对他寄予一种同情。
而鲁迅笔下的“我”却与之恰恰相反，“我”要拼命逃出哪个“吃人”的阶级，要唤醒还在“吃人”的人，狂人忧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他更担心“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所以他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在他的意识中，“救救孩子”比他更重要，因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4]这个“狂人”正是鲁迅所期盼的“精神界的战士”，在《狂人日记》之后的一篇杂文《随感录三十八》中，鲁迅对这种“狂人”做了直接的解释：
“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
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5]因此，鲁迅对狂人的描写还承载着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从狂人的视角，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与他相对立的群体，这就是在鲁迅小说中常与“先觉者”并置的的形象系列“庸众”，这愚昧、麻木的大多数掌握着话语权力，所以“狂人”的见解越是卓越超群，在那些人眼里越是显得狂乱，他们自己毫无才能，于世也不允许别人有超越自己的见解。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思想永远不会发展，文明也不会进步，人人都成了睡在铁屋子里的人。
这样，狂人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思想启蒙者，在那一声“救救孩子”是为了“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因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6]
其实，两个狂人的境界，我们从小说最后的呼喊也可以看出。
伊凡洛维奇的“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是向母亲祈求温情的庇护，是对虚伪、丑恶的专制统治秩序的控诉。
而“我”的呐喊不单是否定了整个吃人的封建传统统治秩序，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通过呐喊救救还不曾吃过人的孩子，这样的呐喊比前者更具有社会现实的力量。
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
果戈里和鲁迅都是具有深邃洞察里的思想家，他们都认识到了名族性格和名族心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劣根性。
批判国民性，成为他们小说中重要的主题，两篇《狂人日记》中都涉及到这一主题，但他们却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批判角度。
暴露沙俄社会地位和金钱至上的腐朽的制度，使传统文化和人格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是鲁迅的这篇小说显示了文化批判的力量。
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取材于真实的事实，作者利用这些素材赋予小说深刻而严肃的社会意义。
果戈里在小说中这样说道：
“这一大批人，他们做官的父亲们，这一大批吹牛拍马，趋炎附势的人，老说自己是爱国分子；其实他们要的是地租、地租！
”这段狂人疯狂之后的内心独白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与丑恶的人性都是源于不合理的封建农奴制度。
俄国批评家库利科夫斯基曾说：
“最丰富、最具天赋的名族心理在缺乏健康的社会舆论的条件下，在农奴制这样有害制度统治下，在生活空虚和庸俗以及‘可怕的缺乏光明的情况下’，也会变坏，变得一文不值。
果戈理感觉到了这一点，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这一点。
”[7]对于俄国社会现实的揭露，果戈理比同时期的人表现的更深切，他并不直接地宣泄这种愤慨，在他的小说中你有时会感到可笑，但通常是“含泪的笑”。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虚构了狂人与狗通信的荒唐情节，通过狗的眼睛来指责这个社会的不公：
“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将军和侍从官霸占去了，有时找到了一点可怜的值钱的东西，满以为唾手可得，但立刻又为将军和侍从官们抢走。
”[8]狂人这种不可节制的狂妄言行，淋漓尽致地抨击了社会等级制度。
对于果戈理的这种批判艺术，赫尔岑也十分赞赏：
“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给读者上过这么全面的关于俄国官吏的病理解剖课。
他嘴角挂着微笑，无情地探索着肮脏凶狠的官吏内心最隐蔽的角落。
”[9]
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更注重从文化层面去剖析中国人的国民性。
小说中，与狂人相对的是一大批庸众，如哥哥、赵贵翁、陈五、母亲等，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传统文化中的仁义道德养成了他们麻木、冷漠、自大的病态人格。
狂人在从四千年的历史中看到“吃人”二字，正是揭露了封建礼教文化的本质。
同时，狂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吃人的人，都是他的亲人和邻里，而他自己又未必没有在无意中吃过几片妹子的肉，又何尝不是混在这四千年来狂人超前的时代意识，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他自己已经不能逃开吃人的命运，所以他要“救救孩子”，而后面那一串“……”饱含了狂人的希望，也透露出他内心的恐慌。
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和愚昧的大多数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总是在希望中夹杂着绝望，在批判中透露出无奈。
《狂人日记》中，他设计了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小说前面用文言写成的小序，一套是狂人用白话写成的日记。
在常人看来，狂人的日记不过是他疯癫后的胡言乱语，但实际上，白话代表的是进步的思想和少数人的真理，而文言的序言中提到狂人最后终于治愈，到别地后不去。
文言象征着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理想和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在庸众的盲目维护下，这种传统就像一座“铁屋子”，让民众沉睡，让一切新的思想窒息。
所以狂人终敌不过这几千年的强大力量，回到他所反抗的“铁屋子”里去了。
这正印证了后来鲁迅在《两地书》中的一段话：
“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10]这实际上是对于“先觉者”命运的概括，或是被毁灭，或是回到历史的旧纸堆，庸众是永远的胜利者。
果戈理和鲁迅都热衷于暴露本民族专制制度的腐朽，塑造了一系列病态的人物形象。
但从这两篇《狂人日记》的分析来看，鲁迅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充满了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进入哲学层面思考，并不是纯粹的写实表现。
而果戈理堆小官吏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的描绘，坚持了他一贯的写实风貌和讽刺艺术。
三、改良者和革命家
尽管在两部《狂人日记》中，都可以读出暴露和批判的锋芒，但从两个狂人代表的不同涵义中，我们触及到两位伟大的作家灵魂深处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不同选择。
果戈理作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创作曾使俄国的现实主义获得世界性的声誉。
但是，果戈理资产阶级贵族的身份使他始终无法超越阶级的局限，对于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批判，他始终使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去审视而永远不是一个革命者。
而鲁迅对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狂人日记》就是一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所以，我们将果戈理称之为改革者，而将鲁迅称之为革命家。
这里的“革命”与意识形态无关，它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过程中的始终显示的一种破坏与怀疑的品质。
在《狂人日记》，我们就能感到改良家与革命家的不同。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虽然描写了伊凡洛维奇在严密等级制度下，找不到生存的生机，爱的权力也被剥夺，最后终于在无止境的折磨中疯狂了，虽然对于小人物的悲剧表现的深切，对于黑暗社会的批判也很有力度，但果戈理仍然在悲剧中穿插着喜剧的因素，始终“有天才的笑在飞翔“。
而且作品中塑造这个狂人，虽然看到了造成他不公平命运的根源，但却并不愿打破这种制度，他理想的改革方式使自己能成为更大的权力者——西班牙国王，来惩治那些曾经看不起他，侮辱过他的人，他虽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但他渴求的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官吏制度。
文中最后一段说：
“知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知事的鼻子下面长着一个瘤？
”[8]在这里，作者寓意就是要揭除俄国官吏体制中不合理的制度。
在他晚年的哦《与友人书简选》中更清楚的表达了他要改革俄国吏制制度的理想，他希望加强官吏们的心灵改造和道德修养，健全俄国的吏制制度，使俄国沿着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道路前进。
然而，在鲁迅的作品中，虽然偶尔夹杂着幽默的讽刺，但这些幽默却难以让我们发笑，反而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感。
更重要的而是，“在鲁迅的作品中，悲剧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故事，他的悲剧四无处不在的悲凉、漂泊、荒芜与孤独，他的文字使用痛苦的心灵铸成的。
”[11]《狂人日记》中，狂人以个人的力量对抗的是整个中国四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仍在沉睡的大多数，所以任他怎样呐喊，但内心的恐惧和孤独感环视深深地笼罩着他，终于这个“精神界的战士”也被训诫成为庸众。
这个作品的批判力量也就在于此，传统的强大力量扼杀了一切的新生，狂人最终的妥协使人感到反抗的必要更加迫切。
所以，鲁迅终其一生都是在呼唤具有破坏力的斗士，在他早期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就极力推崇“不为顺世和乐之音”、“挣天抗俗”的摩罗诗人，而狂人就是这些摩罗诗人的直接后代。
对于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自己说：
“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12]所以，他的文笔一直被认为使尖酸、刻薄的，而这也正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本质。
严家炎先生对这篇小说的战斗性做了很好的总结：
“所谓家族制度，也就是封建宗法制度。
这就是说，这篇小说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礼教，而且要求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
……所谓‘吃人’，这里既包括封建社会中真吃人肉的野蛮现象，更泛指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整个上层建筑来麻醉、残害被压迫者的无数惨痛事实。
”[13]（p4-5）
一个旨在改良，一个旨在破坏，这就是改良者与革命家的不同。
四、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是：
“我们大家都从《外套》中走来”，这句话道出了果戈理对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而作为时代“先觉者”的鲁迅从果戈理那里借鉴来的不仅是他的艺术风格，还有对其沉重的历史使命感的认知和认同。
正是这种先觉的时代意识，使鲁迅走的更远，他暴露社会的黑暗，而且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冷静审视完成了对群体生命状态的普遍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说，果戈理更像是一个正直而忧心忡忡的改良家，企图通过自己的控诉来改造现有制度；鲁迅则更像一个呐喊的斗士，要用自己的声音唤醒铁屋子力沉睡的人，来砸碎这令人窒息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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