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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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本次论坛。
刘鹤：
50人论坛2006年年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这个50人论坛的组织者，向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理事会的论坛的成员，各位媒体的记者，各位特约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介绍嘉宾，中国政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清原主任，中国华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古佳旺先生，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大卫先生，首席经济学家博尔先生，还有中信投资公司总经理普监先生，中国集装箱控股公司总裁张并华先生，中国成功金属集团公司总经理郭翠平女士，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先生，韩国SK电信公司中国区CEO刘宇先生，中国三集家洗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孙权先生，法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玉永先生，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风先生。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水先生，另外肖杰副省长不能来，特地请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戴国华先生代替，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的到来，再一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对我们50人论坛事业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以及高度关注的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今天来的媒体，主要我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财经报中国改革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商报，南方日报，以及金融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电视台二套，中央电视台四套，北京电视台一套，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媒体各位记者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们下一项是向新加入的几位企业家理事办法证书，我们大家热烈的欢迎。
今天非常荣幸参加我们企业家论坛的6位先生，其中有3位能够出席，有3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到，第一位是三星实化集团的董事长单永先生，第二位新药集团董事长王玉所先生，他今天没有来，由董事局的秘书长翟小晴代领，第三位金德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翟刚先生，下面请三位到主席台来，我们给他们办法证书，大家以掌声表示欢迎。
我们非常高兴又有6位企业家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没有来的还有一个卓越置业集团的董事长李华先生，伊利实业集团董事长潘刚先生，50人论坛成立以后，得到了企业家理事会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代表论坛的所有专家，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我们进行正式的议程。
首先我们请企业家理事会的召集人，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先生致词大家欢迎。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言：
吴敬琏：
“50人论坛”的本届年会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主题，这就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征与挑战”。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
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节吨，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
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家行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这种情况下，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
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2004年到2005年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欧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在许多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即使在保留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上，至少也使问题的症结和学者们各自的观点，论据得到了明确和澄清，这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前一个主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
大众对种种消极的现象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
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
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
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置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连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
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
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愈辩愈明，能够得出有益于我国我们和人民的结论的。
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即使是这样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这种争论是有区别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这后一种问题哪怕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提出的置疑和指责，在个人的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确的界限，这后一类问题，还是应当采取都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切磋和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
但是后一方面的问题的讨论，我现在觉得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些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这个医疗改革的争论，开始是说看病难，看病贵，是不是意味着改革的失败引起的，后来就做了更加深入的讨论，我看了一些文章，我觉得这个讨论它本身有一点问题。
它总的题目叫做怎么评价这个三医联动。
就是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这个改革是对还是不对，是方向对有缺点，还是根本错的。
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得到的印象是：
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一个过分笼统，或者全称否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者全称肯定地判定市场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笼统没有对问题做具体的分析，事实上，你看三个医的经济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个三医，每一大类它是公共产品，还是私用品性质，这是不一样的。
你混而笼统去说，可以市场化还是不可以市场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种判断，只能做一个，它就是对，理由没办法说清楚。
它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呢，没有办法找到，不指是三医每一个大类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大类里面，它的小类性质往往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医疗保障，医疗保障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以上的人，是一种情况，对低收入阶层是另外一种情况，总的来说，这个给出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政府应该提供的公用品，但是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去很笼统的去说，那么这个争论的各方，只能做一个总的判断，它就是好，或者它就是不好，只能这样，那么也无从来坚持自己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不足。
来逐渐使得观点接近起来。
像这种例子，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一列举。
如果我们能够像这种三医联动的医疗改革，对它的成败得失要做出判断，
如果能够针对具体门类进行具体分析，譬如说一般性的医院类的医疗服务，这样的方针，或者说长化，是可的还是完全错误的。
这就比较容易进行分析，如果这样做的话，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从而为辩明是非创造前提。
在我们改革开放开始时期，我记得8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经向我们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叫做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
后来在我们自己的改革里面，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这样一种自由而切实的讨论。
我们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的负责。
我希望50人论坛的同仁们，大家秉持这种精神参加到当前的大讨论中去，和我们专业内外的人士共同切磋，取得学术上的进展。
这样能够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想我们50人论坛，和社会各界一样也要为这样一种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提供平台。
以下为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周林发言。
樊纲：
谢谢，现在请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周林先生（上图左）发言。
周林：
首先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很赞成吴晓灵她的这个观点，关于法律建设，我们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这个问题，现在由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应该是现在已经比较突出了，将来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市场化趋向就是经济活跃程度大大增加，这样的话对规则的要求就更加迫切。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我提一点，因为今天咱们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挑战。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实际上我最近学习中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国务院的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发展纲要，我认为这是中央在现在这个时候，抓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准的，而且是就这个领域来讲，他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也是当今发展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有很强的挑战。
我们现在分析我们在经济当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整体的国际创新竞争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比方说，我们的汽车工业，我们满世界，现在在全世界，我们创记录的，有些城市一年卖几百万辆汽车，这个在国外都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车太堵的，但是汽车卖的销售量很大，但是我们汽车工业在里面受益有多大，相比较之下，本来我们的改革是牺牲公平提高效率。
那么用市场换技术，现在我们是等于用各种资源来开放，希望换取，按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亚洲四小龙，都是用市场换技术，日本和韩国，实际上是在政府扶持企业，走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比较成功的。
包括台湾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市场换技术的水平和能力是很低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一个讲的，我们汽车工业大概自主只有15％，我看10％都未必，我们基本上全组装，我们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没有形成自己的梯队和团队，现在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领域，很多领域都是没有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差的，形成非常强的挑战，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有的市场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这个优势相应都会丧失，我们的技术没有获得，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可能成为人家垃圾场，可能被人家欺负因为我们无力还手，效率的提高也受到非常大的干扰。
这个事我们的市场换技术，或者叫做资源换技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策略，可不可能成功，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研究，但是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企业，又非常成功。
实践当中有很多企业做的非常好，我根据这个现状，我有个想法，咱们是经济学50人，还有一批企业家理事，今天樊纲总结的时候也谈到了，
咱们也进行了一些交流，进行的一些考察，我觉得发挥这个集团的优势，在国家制定自主创新策略，需要的政策方面，政策框架的设计，政策的研究，这个方面做一些配套政策相应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这个条件非常好。
如果很多企业，比方说，浙江也好，广东也好，上海也好，很多企业创新机制非常好，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强，但是经验得不到推广，没有人知道它，另外他也有一些问题和苦恼，各个地方的政策，做的一些优惠政策，也是自己当地做主的，也没有相互交流，这些需要的政策，实际上在企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需要的政策，政策的框架，如何设计，如何建立，像东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向西部进行经验交流，推动更多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推动更多的企业家成长，我认为这个经济学50人这个论坛，因为企业家说了话，大部分听咱们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的水平比较高，听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多，但是如果从政策设计面，正确框架设计层面来解决企业自主创新的问题，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使企业家有了事干。
能够发挥这个优势，做政策框架和政策的设计，配套的政策设计，有的时候张三说，我这个价格，李四说我这个法律，王五说我这个等等，咱们这儿最好的就是经济学家和领导都在这儿，大家有一个碰撞，有一个交流。
同时企业的那些猫腻，大家也都有体会，也都知道企业那点事，这样我认为发挥的作用更加实际，对政策推动的设计和政策框架的设计更加实际。
我认为这次中国科技大会，恐怕20、30年回来看这个科技大会，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中国经济，从本质上强筋建骨意义非常重大。
特别好的就是说老实话，国务院科技发展规划，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一个比较重要的，和以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突出强调了自主创新的主体，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我认为这个跟以前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我认为对企业家的成长，经济学50人也可以做一些政策环境的探讨，我们中国缺乏优秀企业家。
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发言
樊纲：
下面请汤敏发言，汤敏发言完了以后，由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发言还有嘉宾发言。
汤敏：
我谈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刚才吴敬琏老师的意见，我是非常支持的。
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想跟夏斌辩论一下，就是说像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不要低估他的影响。
实际上它是市场化的趋向，实际上在各个领域里头，大家看，现在关于医疗改革的否定，教育改革的否定，国企改革的否定，股市改革的否定，等等，实际上大家有很多对这些，都有非常大的问题。
而这些呢，看似好像是一些非技术上的辩论。
但是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这些在网上，在报刊舆论上，它对在第一线的官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对第一线的这种改革的设计，我觉得经济学家们，要做一些有礼有节的，把理论讲清楚。
也不是在科学殿堂里面写一些完全以这种学术性的文章，包括这些向老百姓把改革的利弊讲清楚，我觉得也是经济学家非常重要的责任，比如说刚才好几个发言人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老百姓的期望值非常高，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非常高，我记得李建河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均GDP2000多元人民币，我们现在低水平的公费医疗就是2000多，就是简单的做一个把全国人口按目前低水平的公费医疗，把它做到的话，把我们的军队全部解散，把我们的政府全部关门，学校全部关门，仅仅就是一个公费医疗就可以把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给用光了。
现在对于民意的表达，对于民意的判断，现在是非常混乱的，中国因为我们没有这种选举制度，没有一个，刚才我们在底下聊，承诺多数的问题，现在在少数人诉说利益非常强烈，但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都表示出一种承诺的多数，这个在很多别的国家里头，是通过选举，在最终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承诺多数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网上的一些个别网民的一些意见，就往往变成是民意，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市场调查，打几百个电话，几千个电话，问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以这个作为民意，这个实际上给整个市场，特别是给我们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大的错觉，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的方式，这点我们不要低估这些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急迫的需要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民意的反应和民意调查的方式，不一定通过选举，起码来说一个比较严格的科学精心设计的民意调查，或者说这种市场调查，是可以部分的，起码来说比现在反应更多的，什么的老百姓的想象。
而且这种民意本身，他是可以通过媒体，各方面影响的。
所以经济学家在这里头，我觉得前一段时间，一些媒体说，经济学家们集体是失语，不是失语，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在辩论，但是毕竟还是我们确实对这个不能忽视，目前的这种社会舆论，对目前改革的这种影响。
甚至于干扰。
第二点，我想就是说，换句话来说，确实是我们改革里头，也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有些缺陷，现在辩论很多是把所有的设计好了，再改革，还是先改起来再不断的把它完善。
现在好多人提出来，没有设计好的改革，还不如不改。
这种话也是非常的似是而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是现在一个特点是，我们很多的借弱势群体的问题搭便车，现在很多问题，借社会上一些贫困的现象或者贫困的人群，在改革或者在目前碰到一些困难，那么以这个来说事，好像把全国整个形势说成都是这种情况，而借这个来搭便车，为了防止这种现象，一个从社会公正角度来说，第二个防止搭便车，使改革更顺利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赶紧对弱势群体，建立一套更严密的社会保护网，我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雪中应该送哪些炭，目前几个当务之急的，农村的低保问题，我们经常到贫困农村去，看到每一个村子里头，确实有那些根本任何办法都没有了，只有采取福利低保的方式。
低保的问题，农村的合作医疗的问题，新型合作医疗的问题，农村加大贫困投入，加大福利的投入的问题。
城市的这些，另外包括这些教育，农村包括贫困大学生的教育问题，等等，这些其实算起来，全部把它加起来，用不了多少钱，就是按照我们算，500亿左右，我们每年的新增的财政收入将近5000亿，拿出10分之1，到5分之1，可以基本稳定住，把这个层面稳定住，把城市的贫困人口，农村的贫困人口稳定住。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如果有当务之急的话，赶紧把城市农村的社会保障法建立起来。
这样我们的改革还可以进一步的推动。
谢谢。
张曙光：
吴老师刚才提出很重要的问题，我确实完全同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下，其实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趋势，谁也扭转不了，但是这个市场化的改革，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至于法律文化在内的一个系统。
而经济上的市场化，并不能保证你社会的民主和社会的和谐能够发展，中国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使得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化能够进一步真正正确的发展下去，未来的关键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恐怕需要去很好的讨论。
那么至于说，有些人要否定这个方向，我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恐怕否定不了，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今天谈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刚才吴行长谈了关注法律的问题，江小涓谈了关于对外的问题，我就简单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咱们在这儿也有好多在政府部门可能消息都非常清楚的人，我谈什么呢，谈统一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修改问题。
非常具体，因为大家知道，人大四次会议要开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唱一些好的东西。
那么关于修改税法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根据我自己听到的多方面的消息表明，看来这个希望，这个期盼可能落空。
因为这个事情我想，我们现在的税法，两个税法，内资企业的税法现在实施是1991年4月9号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个法律统一了所有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
那么这个税法里面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的税率，30％地方所得税是3％，合计33％，但是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15％征收，而且投资十年以上的企业大家知道有三减两免，这是现在实行的91年的税法，内资企业的税法，咱们是93年通过的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令，那么统一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那么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33％，只是对不足三万元，以及三万元到10万元的企业，暂时分别按18％和27％的税率来征。
我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中国现在实施的所得税法，是个什么呢，内资企业的税务重于外资企业，这个是谁都清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税法在咱们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投资环境不好，你税率高人家不来，那么优惠是应该的。
但是中国已经走过来了将近30年了，改革开放了，入市有5年了，但是现在这个法律，到现在也改不掉。
那么改不了的问题我觉得过去我们投资环境不好，现在环境改变了。
过去我们是投资缺口，现在是资金富裕，一切条件都使得这个法律到了修改的时候。
但是呢我觉得不修改，我这里有五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为高税率低利润，低利润不仅无法扩大投资和经营，而且他的市场价值也低，咱们现在购并，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高税率的话，购并我们内资企业的价格低，我们损失就会大，实际上政府通过税收这个杠杆，把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内资企业的利润转移给外国企业，我觉得实质是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持衡，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随着外资的进入，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中国现在连续10年的双顺差，到了2005年贸易顺差18亿美元，外汇8000多亿美元，现在的内外的经济运行的失衡的状态，我想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运行，咱们想一想，中国经济受得了受不了，中国这么个大国，能不能靠这样一种状况来持续发展。
我觉得恐怕是困难的。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现在的任何一个宏观调控的办法，都是不行的。
第三个问题是环境的负担日益加大，咱们现在看外资进入以后，消耗的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咱们是个能源原材料短缺的国家，而且咱们的能源原材料是低价的，所以这个环境负担很大，但是外资进入以后，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恐怕给中国带来的福利的增加是很小的，刚才讲了50人论坛上，小敏做了一个估计，就是我们包括能源低价压低劳动成本，每年外商从中国拿出的收益一万个亿。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扭曲的政府行为，扭曲了我们的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咱们对外资是坐上宾，各个地方政府对外资另眼看待，好多企业就是曲线救国，搞一个外资的名目，这个问题是中国很严重的问题，问题现在就是说该改变了，但是现在看来遥遥无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入市以后，本来应该改变，当时财政部不同意，出于税收的考虑不愿意修改，因为统一税负意味着减收，我觉得可以理解，咱们现在考虑，财政部通过了去年把它列入立法议程，但是商务部反对，于是去年结果没有通过，没有列入，那么商务部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对引资有影响。
我觉得去年12月25号我就写文章，就批评商务部的问题，后来娄计委部长，45家外商投资企业，提出了配合商务部，提出来要给他的修改这些东西，要有10年到15年的宽限期，娄计委部长出来讲话，说统一税务的时间已经成熟了，外商要考虑自己在中国的风险，而且这是中国的内政。
我又借机在宏观报告里面，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支持娄计委和财政部正确的立场。
但是这个事情最后关头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到了今年，我想去年没有解决，人们就期望把去年没有列入，今年应该列入，但是问题就在于今年还没有列入。
为什么呢，财政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商务部还要反对，那么上边以意见不同意，最后搁置这个事情，我想任何一个法律，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有不同意见。
如果这个样，咱们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但是现在统一税负的问题，就是你坚持不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问题的，为什么，他是市场基本规则的问题，我们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都不能前进，我想空喊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政府我去年写文章里面，明确的讲了，这是对政府的考验，现在看来政府并没有禁得起这个考验，这个答卷我觉得是不满意的，据我了解，有些咱们人大的代表，人大的常委，对政府今年不列入也不满意，但是觉得政府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那么无力回天，我觉得不见得，其实既然人大作为一个立法监督机构，应该有它的权力，所以我想人大现在还有四点可以采取的办法。
我提出来，我只是一点希望，这个希望也很渺茫，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
这四点，第一个人大可以敦促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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