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府分区方案为例考析明代诏书文本差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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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府分区方案为例考析明代诏书文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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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诏令文书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

清代的诏令文书有丰富的存世原件与史籍照录，而明代的原件相对稀少，学界主要从文史典籍特别是实录和各种诏令汇编、文集中寻录原文。

诏书是各类明代诏令文书中最隆重正式的一类，关涉军国大事，面向全民发布，在诏令文书中尤受学界关注。

留存于文史典籍中的诏书，其可靠程度如何，尚待进一步探讨。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发动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取缔中书省、大都督府，是为中国政治史一大变局。

朱元璋为此发布的诏书，可谓明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诏令文书，其存世文字理应精确无误。

可是，见于实录与各种诏令汇编中的文本，不但存在文辞差异，而且在关涉制度更张的具体内容方面，也彼此龃龉。

本文即以此为例，探讨各种版本的异同，推断真伪，以见存世明代诏书的文本异同，及其对理解史实的影响程度。

　　一、文本差异

　　明初以大都督府统卫所。

洪武八年后，逐渐设置十多个都司、行都司，上统于大都督府，下统卫所。

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府各统数个都司、行都司和直隶卫所，遂为明朝定制。

《明太祖实录》（以下称《实录》）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诏书略曰：

　　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

于戏!

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萧曹，肇四百年之洪业。

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

　　其左军都督府，统属在京骁骑左、水军左、留守左……五卫，在外山东、辽东、浙江、广东四都司并所辖卫所。

　　右军都督府，统属在京虎贲右、水军右……五卫，在外陜西、四川、江西三都司并所辖卫所。

前军都督府，统属在京……五卫，在外湖广、福建、广西三都司及福建行都司并所辖卫所。

　　各府以左、右、中、前、后五个方位命名，严格对应所统在京卫所名称中的方位，大体对应所统各都司在全国疆域中的地理位置。

五府名称中的方位，与所统卫所名称中的方位整齐对应，但不甚对应所统都司的地理方位。

左府统东部地区，无福建而有广东，广东未免偏南。

右府统西部，无广西而有江西，江西未免偏东。

前军统南部，无广东、江西而有福建，福建孤悬东方。

　　《实录》成书时代较早，但文集、诏令汇编或更具照录原文的意识。

这篇诏书，朱元璋各种文集皆有收录。

文集中的诏书原文，学界本公认为核对《实录》录文的重要依据。

惜文集所录此诏，皆省略了五府分统都司卫所方案的具体内容。

此诏其他版本的文字，类多简省，现存全文仅见于明代中后期的两种诏令集《皇明诏令》与《皇明诏制》。

　　《皇明诏令》所录诏书，早期版本名《改五府诏》，稍后版本名为《罢中书省及都府诏》，日期皆为“洪武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特诏天下，罢中书及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度。

今将合行事宜条列于后：

　　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左军都督府为统属在京骁骑右卫、水军左卫、留守左卫、龙虎卫、英武卫，在外山东都司并所辖卫分、辽东都司……浙江都司……广西都司……。

　　右军都督府统属在京虎贲右卫、水军右卫、留守右卫……在外陕西都司……四川都司……江西都司……。

　　前军都督府统属在京……在外湖广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广东都司……。

　　于戏!

周职六卿，康兆民于宇内，汉命萧曹，肇四【百】年之洪业。

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

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与《实录》相比，《皇明诏令》所录，左府最后一个是广西而非广东，前府最后一个是广东而非广西。

与《皇明诏令》同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初刻的《皇明诏制》，录此诏作《更定五府六部诏》，文字基本相同，都司隶属方案则有差异：

　　左军都督府统属在京……在外山东……辽东……浙江……江西……。

　　右军都督府统属……陕西……四川……广西……。

　　前军都督府……湖广……福建……福建行……广东……。

　　《皇明诏制》所录，与《实录》相比，左府统江西而非广东，右府统广西而非江西，前府统广东而非广西;与《皇明诏令》相比，左府最后是江西而非广西，右府最后是广西而非江西。

　　三者的差异，只在广东、广西、江西三个都司的归属。

哪一个正确呢?

还是全错了?

只需对照后来明朝实行的五府分统都司方案。

洪武二十六年，明朝颁布《诸司职掌》：

　　左军都督府：

在京……在外，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

　　右军都督府：

在京……在外，云南都司……贵州都司……四川都司……陕西都司……广西都司……。

　　前军都督府：

在京……在外，直隶九江卫，湖广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

　　此时明朝疆域扩大，新设了几个都司、行都司、留守司。

广东、江西隶前府，广西隶右府。

五府名称中的方位与所统都司在疆域中的地理位置相对应。

此方案为明朝定制，两种《会典》记载皆同。

　　但是此方案与洪武十三年诏书的三个版本所录皆不相同。

明初五府分区方案遂有四种“版本”。

　　如此一来，诏书内容的真伪，就不能仅凭文字对勘，而要看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间究竟实施了哪种五府分区方案。

　　二、事实分析

　　洪武十三年诏书三种版本关于分区的记载，皆与洪武二十六年方案不同。

对此，于志嘉、郭红皆以《明太祖实录》所载方案为准，认为洪武二十六年对此前的方案进行了调整。

　　于志嘉认为：

“洪武十三年五军都督府成立以后，明朝政府又陆续添设了中都留守司、贵州、云南二都司与北平行都司等，相应于此，对五府所辖都司的内容势必要做一些调整。

江西都司当因此而由右府改为前府。

”五府各辖都司的原则是数量大体均衡、方位大体划一，新设都司相应调整。

的确，新设的贵州、云南都司皆属右府，或导致江西改属前府。

但是，新设四司后，左府减少一司，右府增加两司，前府增加一司，左府、中府所辖远少于右府、前府。

此似非均衡划一的结果。

　　据于氏思路，不妨进一步设想：

五府所辖各都司下属的卫所总数，或应大体相当。

若添设都司、增设卫所，各府可能会调整所辖以达均衡。

本文根据郭红对卫所建置兴废年代的考察，略得洪武十三年初各都司下属卫的数量，按《实录》方案排列：

左府29：

山东7，辽东7，浙江10，广东5;右府40：

陕西22，四川13，江西5;中府28：

在外直隶17，河南11;前府35：

湖广20，福建5，广西5，福建行5;后府33：

北平19，山西8，山西行6。

　　左府若无广东，总数将偏少，或从卫所较多的南方划出广东都司搭配，但为何不搭配毗邻浙江的福建呢?

右府陕西、四川卫所众多，为什么要搭配悬隔东南的江西都司呢?

统计《诸司职掌》载五府各辖在外卫的数量，分别是：

左府47，右府74，中府45，前府66，后府42。

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陕西卫所数量猛增，更增添了云南、贵州，若去掉江西增加广西，似非酌减卫所数量之举。

广东属前府，左府卫所远少于前府，亦未见均衡。

后府卫所总数偏少，未从毗邻的右府调拨调整。

由此，都司隶属方案的变化，与新设都司卫所和疆域变化，恐无直接关联。

　　郭红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左军……右军……前军……各个都督府所辖诸都司地域相隔。

洪武十三年初朱元璋刚刚处理了胡惟庸、汪广洋案……设五军都督府分领诸军，以做到‘权不专于一司’，不按地域划分都司的归属亦是分散兵权的一种措施。

但是这种措施又导致管理上的不便，不久就调整为以地域为主体的隶属关系。

”瑏瑤若故意分散以求安全控制，各府所统都司会尽量减少地域关联，但洪武十三年的方案中，地域关联甚明。

中府、后府所统地区没有隔绝;右府的陕西、四川为相邻两大都司，配江西一个小都司，难有分散效果;前府的湖广、广西相邻，配福建一个小都司，亦难称分散。

如此，五府辖都司方案与分权相制等政治措置，应亦无直接关系。

　　与《明太祖实录》版相似，《皇明诏令》和《皇明诏制》版方案中，各都司也是如分似合，既无必要，也不合理。

按照《皇明诏制》版，毗邻浙江的江西属左府，似乎符合地域相连的合理原则，但是，福建也毗邻浙江，且更偏东，与浙江、山东、辽东皆滨海，更符合隶属左府的条件。

连福建都划归前府了，仍将江西划归左府，仍属既不合理也无必要。

既然如此，有无可能，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实施的方案其实就是洪武二十六年的那个方案呢?

　　洪武十三年后，《明太祖实录》并未记载任何都司隶属方案的调整。

《实录》介绍新设卫所隶属某都司或直属某府，但于新设诸都司未介绍隶属某府。

甚至，除了洪武十三年诏书，《明太祖实录》从未提及某都司隶属某府。

当然，都司隶属方案若曾有修改，也不一定见诸《实录》。

　　《明太祖实录》在洪武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间，多次记载左军都督府处理辽东、山东、浙江甚至直隶地区的事务，但从无左府处理广东事务的记录;多次记载右府处理贵州、云南、陕西的事务，但从无右府处理江西事务;记载前府处理福建事务，而无处理广西事务。

似乎洪武十三年方案未曾实施过。

但是，无相应记录，仍不能证明各府从未统属这些都司，何况《明太祖实录》此间也无如《诸司职掌》方案，前府处理江西、广东事务的任何记录。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置安庆、九江二卫指挥使司”。

《大明一统志》载：

“九江卫……洪武二十二年建，隶前军都督府。

”嘉靖《九江府志》载：

“洪武二十二年，调京军于兹，开设直隶九江卫。

”上引《诸司职掌》载，位于直隶地区的安庆卫直属中府，位于江西境内的九江卫直属前府。

九江卫是当时唯一地处直隶地区外的直隶卫所。

此后设置的直隶地区外的直隶卫所，也多与所在地都司隶属同一个都督府，如潼关卫、归德卫、武平卫与河南都司同属中府。

但这些卫所皆为旧设者改属，至于在南直隶地区新设的宣州卫，却不属中府而属右府。

所以，九江卫完全可能最初就与江西都司隶属不同的都督府。

如此，仍不能证明洪武二十二年江西都司已按《诸司职掌》的方案隶属前府。

　　现存广东、广西较早的明代方志，略及都司沿革。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

“又有都卫以总制之，后改为都指挥使司，隶前军都督府。

”嘉靖《广西通志》载：

“广西都司……隶右军都督府。

”皆符合后代通行方案，但不能证明此前没有改属之事。

江西、南昌的较早方志，则未提及都司隶属。

　　总之，各种直接、间接记载，既无法证明诏书各版的方案曾经实施，也无法反证未曾实施。

所以，视野只能回到三种诏书的文本差异上去。

　　三、文本分析

　　陈高华指出，《明太祖实录》所录诏书，文字多经史臣润色，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篡改的”。

存世《明太祖实录》各抄本记录此诏文字也略有差别，如将“英武五卫”作“兴武五卫”，将“十卫”作“十一卫”。

则《明太祖实录》版的文本不一定准确。

　　《皇明诏令》初刻本后序作于嘉靖十八年八月，称“来两浙，浙之傅监司曰凤翔者，出所刻《皇明诏书》”，后来的刻本每卷目录后注明“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布政使司校补”。

按，傅凤翔“丙申……复为御史……寻出按浙江，逾二年己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丙申为嘉靖十五年，己亥为嘉靖十八年，则《皇明诏令》乃傅凤翔巡按浙江期间辑录，来源很可能是留存诏书原件的浙江布政使司等单位。

　　《皇明诏制》嘉靖十八年刻本传为霍韬编，霍韬嘉靖十五年至嘉靖十八年七月任南京礼部尚书。

崇祯七年刻本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孔贞运重编，自序曰：

“待罪南礼，伏睹故府，历朝诏制在焉。

是宪是章，惧有散佚，于是恭为辑录。

”则《皇明诏制》的来源是更可能留存诏书原件的南京各部门，权威性超过《皇明诏令》。

　　李开先《十朝诏令序》：

“谢少南官翰林日，曾欲辑《十朝诏令》……盖其书本圣朝玉音、《皇明诏令》、《皇明诏制》三书而为一书。

”谢少南是嘉靖二十四年从翰林院外调的，可知二书流传之速。

万历二十一年（1394年），陈于陛奏请纂修明朝正史，所举史料首称《实录》《宝训》，“此外有《御制文集》，有《圣政记》，有《皇明诏制》”。

万历四十八年，明廷根据《皇明诏令》载旧敕，考定皇后丧礼。

可知二书颇为朝野所重。

但是，汪维真比较了二书载洪武三年《设科取士诏》，指出二书所载各有讹误，《皇明诏令》关于广西解额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人掺入，《皇明诏制》的“两京”云云必属改窜。

由此可见，二书虽以照录诏书为己任，在忠于原文上仍难完全取信。

　　洪武十三年诏书是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后发布的，《皇明诏令》版的“五月”当系“正月”。

与《明太祖实录》相比，《皇明诏令》“汉命萧曹”等句位于具体方案之后、诏书结尾，与“条列于后：

一……一……”、“咸使闻知”等写法，都更符合诏书体例。

《实录》的“……等五卫”、“……四都司”，显非诏令口吻，而系《实录》作者的归纳、润色、调整。

《皇明诏令》在左府突兀地列出了“骁骑右卫”，与《实录》“骁骑左卫”迥然有别。

按，骁骑左卫已于洪武十一年改为府军后卫，此后以“骁骑”为名者唯有骁骑右卫，《实录》似乎受“左府”影响而记为“左卫”。

要之，从诏书的其他文字看，《皇明诏令》所录应比《实录》更接近诏书原貌。

　　《皇明诏令》诏书结尾“汉命萧曹”，《皇明诏制》作“汉命萧何”。

朱元璋文集的明初刻本录此诏，亦作“萧曹”，“萧何”语义稍鄙，恐系《皇明诏制》所改。

诏书后注日期为“洪武十三年正月　日”，虽不若《皇明诏令》详细，“正”字却不误。

则《皇明诏制》版与诏书原貌的距离，或与《皇明诏令》基本相当，皆强于《明太祖实录》。

　　《明太祖实录》版与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载方案差异较大，而两种诏令汇编版的分区方案介于《实录》《职掌》之间。

《皇明诏令》版与《实录》版相差不大，若以它为准，则《明太祖实录》录诏书时，对调了广东和广西这两个位置、名称相近的地理名词。

但《诏令》方案与《职掌》差异较大：

左府多辖了广西，右府最后一个是江西而非广西，前府少辖了江西。

若以它为准，则调整时，将左府的广西划给右府，将右府的江西划给前府。

《皇明诏制》版与《实录》版差异较大，若以它为准，则《明太祖实录》将江西、广西、广东在左府、右府、前府之间进行了循环移位。

但《诏制》方案与《职掌》相差不大：

仅江西所属不同。

若以它为准，则调整时，只需简单地将江西从左府划归前府。

　　论全书忠于原文的可能性，存在着从《明太祖实录》到《皇明诏令》到《皇明诏制》越来越高的排序。

论此诏书其他部分的具体文字的可靠性，排序相同。

论诏书中方案与后代方案的相似度，排序也相同。

所以，诏书的原貌，颇有可能即后来通行的《诸司职掌》方案。

　　不过，辑录者没有必要改写与意识形态、时忌国讳无关的内容，也不可能不约而同地进行改写且改成不同的版本。

各种版本的差异，或涉广东和广西，或涉广西和江西，名称同含“广”或“西”，可能致使抄录者或刊刻者混淆、误认。

如《实录》抄本以广东隶左府，江西隶右府，或许受到左东右西的观念干扰。

但是，北方的辽东与山东、山东与山西、山西与陕西，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混淆。

而且，所有版本皆记左府管辖四个都司，《实录》版甚至明言“四都司”，又言之凿凿。

则诏书原文或与后来的《诸司职掌》载左府辖三个都司，也真可能有所不同。

　　诏书原貌虽不可直接确认，退一步，仍可得三点认识。

　　第一，《明太祖实录》所载诏书，文字与原文出入最大，其中都司隶属五府的方案颇不合理，与诏书原文必有重大差异，不足为凭。

《皇明诏令》与《皇明诏制》所载诏书，格式、文字较《实录》版忠于原文，但都司隶属五府的方案各不相同，亦各不合理，恐皆非诏书原文。

　　第二，各方案的差异集中在“广东”与“广西”、“广西”与“江西”的位置上，只牵涉到三个都司与三个都督府。

诸诏书版本的差异，来自传抄、誊录、刊刻讹误的可能性，乃至作者、辑录者擅改文字以协调诸地名的可能性，皆大于有意篡改内容的可能性。

　　第三，洪武十三年诏书各版本中的方案，没有任何实施证据，且三种方案中，全书可靠性越高，本篇诏书文字准确程度越高，方案内容就越接近后代方案。

如此，以下判断具备了相对最大的可能性：

洪武十三年设五府分辖都司时，就是执行了后来通行的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方案，期间并未发生广东、广西、江西等都司调换所属都督府的事件。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诏书是明代最重要的诏书之一。

诏书存世版本有详有略，详者有的来自明初成书的《明太祖实录》，有的来自明中期辑录、受朝野重视的诏书汇编。

按常理论，诸版本文字纵有零星不同，重要内容不应有太大差异。

但是，诸版本居然有重要差异乃至低级错误，以致没有一种版本能被证明忠于这份诏书的原貌。

由此可以略见，明代的制度条文，即使是最重要的内容，即使成文于明初那样严猛苛责的环境下，即使有非常接近成文时代或照录原文的版本，其传世文本的内容、文字也不一定精确。

对诏书条文的解读乃至对相关史实的深思，或可更严格地建基于文本比对，慎重对待内容突兀之处，以免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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