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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对米塞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正文
哈耶克对米塞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园地中的一支奇葩，它孕育了许多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思想，按照柯兹纳和马克卢普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
（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
（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预期，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尽管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称，但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却永远留在人类的存量知识中。
正如哈耶克本人所言：
“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许多贡献，它所开启的道路的丰富内涵，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某些任务，仍然可以利用它来取得一些贡献。
”
一、米塞斯、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
1871年，卡尔·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创立。
在两位忠实的追随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发展下，奥地利学派成为了革新古典经济学并有着鲜明特色的经济学派，由于其创立者卡尔·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与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完全不同而引起了数十年的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
同时，作为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的庞巴维克用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导致了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争论。
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从其创立者卡尔·门格尔和第二代的庞巴维克都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引起了大的争论。
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没有在争论中暗淡失色，反而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的浓厚兴趣。
第三代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米塞斯在整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方法和主张用于分析货币，解决了主观效用不能分析货币的难题，同时，米塞斯详细研究了人的行为理论从而开创了新奥地利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20年代，米塞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价格而无法进行核算，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行，并引起了二十余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
到了30年代，维塞尔的学生，同时也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延续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和基本主张，继续将奥地利学派向前推进。
哈耶克发展了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使其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哈耶克还深化了市场过程理论。
哈耶克在30年代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哈耶克借用分工理论的思想提出了“知识分工”的理念，表明人在社会中必然无知而要应对这种无知，只能通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因为价格是传递信号的重要手段。
后来，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与凯恩斯进行了理论论战。
米塞斯之后，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分野，其一是以哈耶克研究领域的扩张，其前后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
哈耶克早年遵循着米塞斯的研究思路，并由于自己对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进行的发展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哈耶克后来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基本的主张有些背离了米塞斯，而突出强调“知识”、“自发秩序”等思想。
其二是以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为代表的，强调奥地利学派中的企业家理论和市场过程（当然哈耶克也强调市场过程）。
其三是以米塞斯的另一位学生罗斯巴德为代表，对垄断、政府行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
二、米塞斯的经济思想综述
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和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开创者，米塞斯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
米塞斯从个人选择中分析人的行为，认为这一选择是个人主观的价值评价，而且他认为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的，因为行为学对任何价值评价都是中立的，因而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宣称行为的非理性。
所以行为学只分析其手段，而对目的不作评价。
米塞斯彻底抛弃了前期奥地利学派的心理学基础，仅仅从“行为是有意识的达到某一目的的行为”这一事实出发，以纯粹演绎推理的方法来阐述一切行为学理论。
因此，在米塞斯看来，他的行为学就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是“先验的”科学理论，是不依赖于历史经验材料检验的，他反对一切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
同时米塞斯也反对均衡的数理分析方法，因为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几乎没有“时间”这一维度，他们无法阐释行为背后的“原因-发生”机理，但他承认这种静态的均衡方程式也是行为学分析过程中所要凭借的一个假想静态的分析工具。
⑴
（二）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
在分析间接交换的货币经济时，米塞斯基于个人主观行为来分析宏观的货币问题，提出了货币购买力的“递归定理”，从而克服了前奥地利学派无法解决的所谓“奥地利学派循环”。
这个循环是这样描述的：
基于消费者主观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我们很容易理解所有消费品或者生产品的价值决定问题，因为消费者需要消费品（效用），或者是生产品为消费品的生产贡献了边际生产力，这些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最终的边际效用。
可是对于货币，我们持有它只是为了购买消费品，而非消费货币，我们无法确知它的价值（也即购买力）从何而来，那么如何用边际效用的概念来解释货币购买力的问题呢？
米塞斯采用递归逆推的方法，他认为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因此一直可以倒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交换媒介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具有某种用途的交换物品。
也就是说，当时人们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如黄金或白银），是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⑵
（三）商业周期理论
正如其货币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样，米塞斯把个人的主观行为方法论贯穿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中，他一再强调，信贷的扩张不会马上导致总体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也不能使得利率一直能降低来刺激投资。
因为信贷的扩张所导致的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在同一时刻平均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上，新增的货币势必先流到经济系统的信贷领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再进入消费领域，因此，在货币供应增加的初期，企业家受利率降低信贷扩张的利诱，增加他们的投资，尤其是诸如机器设备、工程项目、原材料等“高级资本品”的投资，这些资本品得利行业的投资势必吸纳更多的工人和其他可替代的资源，最后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这样更进一步证实了企业家扩大投资的决
（1）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2）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心，企业家需要更多的信贷投资来满足市场的繁荣膨胀。
所以进一步的繁荣必须依赖不断的信用扩张，这种无休止的信用扩张的结局就是“疯狂的繁荣”。
只要银行业不会把市场表面的繁荣延续到这种疯狂的境地，信贷业的紧缩势必紧跟其后，因为资本品的投资必须与储蓄相适应才能保证其增长，然而工人及生产者的时间偏好并没有强烈改变，公众并没有储蓄到足够购买高级资本品的投资资金，这是信贷市场的利率趋于上升，于是这些企业陷于崩溃就在所难免，市场的衰退和萧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调整过程，市场通过这个过程来消化原先膨胀时期形成的“不健全投资”，回归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
⑶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这是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在一份学报上的文章名，后来又融合在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中，最后又再现于其综合性的鸿篇巨著《人的行为》中。
这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是指：
在取消了市场价格机制之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可供计划者优化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和货币计算的可能性，缺乏这样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工具，他就无法判断一项稀缺资源是配置到那个地方更有利，计划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一个技术工程师所能做的事情，解决的是一个技术效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这个重要的经济计算问题终于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和应对方案。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逐一驳斥了所有这些调整建议的不可行性：
（1）“试试改改的办法”，米塞斯认为，该办法只适合于那些很容易辨别其正确与否的事项上，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行为，利润和亏损随时给他以判断投资正确与否的依据，可是计划经济中的计划者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盈亏无法计算。
尤其是对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种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经济财富，计划者如何能预见哪种资本品的投入会在漫长的生产期后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率呢？
他缺乏市场经济调整的信号，没有所能凭以作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他的试试改改的办法“只是一个黑暗中摸索的办法”。
（2）社会主义的“准市场”，米塞斯则说，“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正如同一个‘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同样是自相矛盾”。
因为在计划者和计划专家的眼里，世界是静止的，他们企图保存过去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后者参照某些准市场的价格信号，可是这不过是小孩子玩耍战争的把戏，他们取消了企业家的一切创造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厂长、经理只是计划者的棋子，而不是面向消费者需求的创造者。
（3）凭借数理微分方程式的办法，米塞斯指出，这只是为计划者描述了某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所有的资源该如何计划和配置，可是计划者就算知道了这些情形也无用处，计划者的任务是在当下的行为。
他必须知道的是，如何利用当下可利用的手段以最经济的方法来行动，他还要知道下一个步骤应该做什么，所有这些方程式不能回答他这些。
一个人为着数学方法的实际应用，他必须每天重新解答那些方程式的荒唐数字，在这些方程式的创立者看来，现代的人简直是被抛弃的一代，他们唯一的意旨是为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福利劳碌奔波，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永远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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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
米塞斯在阐述市场时照例一贯坚持他的个人主观行为方法论，他认为，每个人的市场行为都是本人理性地主观评价后所做出的选择行动，如果这一行动没有使得他比不行动的状况要更好的话，他一定不会有行动。
因此，市场中的买卖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古典经济学家所宣称的“等价交换”，而正好相反，在个人看来，一切交换只有满足主观上的不等价才会交换。
无论是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购买总是在他的主观评价大于价格支付时的买方行为，而出售也一定是其出售所得大于其主观评价的卖方行为，这也就是
（3）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4）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我们常说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
这里需要注意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主观评价是面向将来的评价，所有的市场行为也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因此，各个人各个时期之间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势必会在不断的改变和调整之中，这些调整都会真实反映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上，从而对各个市场行为人进一步发出行动调整的信号。
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座他们最紧迫的需要。
因此，市场过程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通过企业家，市场才能发现最适合公众需要的、最有效率配置稀缺生产要素的手段。
⑸
三、哈耶克与米塞斯思想的异同
哈耶克本人曾坦诚，他最初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同学没有明显的区别：
他追随他的老师维塞尔，也是一个费边主义者，认为国家善意的干预可以改良社会秩序，直到读了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米塞斯于1922年出版的批判性分析《社会主义》之后，哈耶克才抛弃了年轻时代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
尽管哈耶克后来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基本的主张有些背离了米塞斯，但是，哈耶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研究的起始点都要归功于他的老师米赛斯。
下面从国内外学者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研究的文本出发，从人类行为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经济周期理论和市场过程理论六个方面来论述哈耶克与米塞斯思想的异同。
（一）人类行动学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这一传统，但米塞斯以所谓“人类行为学”的名义，以独特的思维方式融合了某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为学”是关于人选择行动的纯粹逻辑的科学，它是以“人的行动公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绎体系，而经济学是在其中发展得最好的领域。
而“人的行动公理”是指：
人的行动是目的性很明确的行为，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特定目标，并慎重地运用稀缺的手段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以使主观想象的利益最大化。
在米塞斯看来，“人类行动公理”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方式，而且是一种“原生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知识也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
“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
经济学决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
米塞斯认为：
“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
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之演绎所需要的，乃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
这些知识为我们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因而要理解这些定理，无需特别的经验。
而对于一个不能先验地知晓人的行动为何物的人，他的经验再多，业务助于他对这些定理的理解。
对这些定理唯一的认知途径，是逻辑地去分析我们有关行动范畴的固有知识。
如同逻辑学和数学，人的行动学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的范畴中。
”⑹
哈耶克赞同米塞斯关于人的行动公理是经济理论演绎核心的方法论思想，但对其中包含的先验论持批评态度，这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关。
哈耶克认为，个人有关“特定时空的经验知识”，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为它所讨论的决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要研究市场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提出一个先验的命题。
正因为如此，他在1978年评论自己与米塞斯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时说：
“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运用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
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
（5）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6）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
”⑺
（二）自由主义
奥地利学派从其产生之时起，就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变的更加密切。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充分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特别是他们所发起的“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牢固地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米塞斯之所以激励宣扬自由主义，直接源于他对经济过程的性质、社会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所固有问题的理解。
他写道：
“在19世纪的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由人的行动学尤其是经济学所发展的理论的应用，后者把人的行动的问题放在社会的框架里来研究”。
在米塞斯看来，自由社会的伦理基础存在于对支配劳动分工和社会经济秩序基本原理的理解之中。
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自愿交换，会促成一种自愿合作的形式，是社会经济在劳动分工过程中得到发展，从而构成人类伦理道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最终基础。
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自由主义提供的土壤中才能获得最好结果。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
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同时，米塞斯还把国家仅仅视为“一种强制和威胁的社会工具”，对政府行为有一种深深的厌恶，强调政府的唯一合理职责是保持私有财产和与其有内在关系的自由市场制度；政府及不能去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也不应干预其他私人活动。
米塞斯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持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与其独特的社会观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决不能忘怀的是，人类社会的特征是有目的之合作；社会乃人类行动之结果，也即有意地要实现某些目的才形成了社会”。
正是目的性而不是自发性，构成每种有用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社会乃有意识是有目的之行为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曾缔结过某些契约，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
产生社会合作以及使社会日新月异的那些行动，其目的除了与他人合作已达成某些特定目的外，实在别无他物。
由这些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其为社会。
他以人类合作取代个人的独立生活”。
⑻
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把“自发秩序”作为其自由主义理念的最根本基础，并将这一传统不仅追溯到门格尔，更追溯到之前的弗格森、孟德维尔和斯密。
他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制度：
“我的基本观点是，习惯，特别是我们的财产制度、自由与正义，并不是人类理智的一种创造，而是文化进化过程对人类的一种特别赠予”。
即使是抛弃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自由主义关注的社会认识论差异不谈，他们各自信仰的自由主义程度也有显著差异。
最能体现这种差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哈耶克总是避免使用“放任自由”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米塞斯却很喜欢这一概念。
同时，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一直努力与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划清界限。
他是这样来表述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利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
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
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
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
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是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使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
哈耶克明确指出：
“对于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
哈耶克认为，自由原则并不能证明“政府活动应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立场是合理的。
因为国家不
（7）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仅是“一种强制的工具”，也是一种服务性机构。
有许多服务，即“公共物品”，虽然非常重要，但却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需要政府来提供，在政府的这类行为中，并不存在强制。
⑼
（三）个人主义方法论
对于门格尔“原子论”的研究出发点这一洞见，米塞斯则首先从词义上重点剖析了“我与我们”这两个概念。
“自我”是行为者的统一，它是无可非议的给定的，不能通过任何推理或者诡辩来分解它和使之消失。
“我们”往往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我”放到一起加总的结果。
如果某人说到“我”,其意义已足够明确，无需进一步追究。
心理学试图把“自我”拿来分解并把它揭示为一种幻觉，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行为学意义上的“自我”绝无任何疑问，无论任何人，也无论他后来变成什么人，只要他有选择和行动，他就是一个“自我”。
同样的，关于“你”和“他”，如果所意指的人是明确的，也无进一步探究。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到“我们”，那就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指出组成这个“我们”的那些“自我”的人究竟是谁。
说“我们”的，总是指一个个的人，即使让他们异口同声，那也仍然是各个人的发声。
⑽
米塞斯认为：
“行为学是研究个人的行为，至于人类合作知识的获得以及社会行为被当作人类行为这一更普遍范畴的一种特例，乃是行为学中更深一层次研究的课题。
”这句话表明，米塞斯完全同意以个人为出发点来研究行为学，这就是他所谓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
他也同样重申了门格尔关于以个人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复杂现象的重要性：
“谁也不能否认民族、国家、城市、政党、宗教团体是决定人类事件历程的真实因素。
方法论个人主义决不争论这些整体的意义，而是把对它们的形成、消失、变迁和运行进行描述和分析当作主要任务之一，而且选择唯一适合于满意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即个人主义的方法。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依赖。
他在《人的行为》中用专门一章的内容来探讨“社会的人”，他认为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都具有准神学的特征，给一个集体赋予人类的意志或道德观念，势必造成神权政治或者独裁暴力统治。
他说：
“社会不是一个种马农场，不是为着产生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活动的。
在人的生物演化上，没有一个‘自然的’标准来确定怎样是好的、怎样是不好的。
任何选择标准，都是武断的，都是纯主观的，简言之，是个价值判断。
”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是达成他自己的一切目的的一个大手段。
他非常推崇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则。
他认为这一行为学原则清晰的阐明了这样的结论：
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计算带来了人类的分工和合作秩序，从而带来了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政治原则。
他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基于功利主义的伦理和经济学，是以科学的社会合作理论作基础，它所推荐的政策是知识体系的应用，不涉及情感和神秘的直觉信念。
⑾
受米塞斯思想的启发，在论述个人主义原则和自由主义以及民主政治的关系时，哈耶克的论证更有说服力。
他认为，之所以集体主义的全盘计划的思路注定要失败，是因为集体主义者对个人理性的过分自负。
然而，我们每个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每个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善的，这里不仅指的是客观上我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更深的含义是主观上我们也不关注与我们利益无关的信念，因此，人类行为就是在不完全信息或者说有限理性的状况下展开的，任何人都无法计划和预测社会的所有方面。
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因此构成他们行动之旨趣或动机的也只是他们的行动在他们所知道的范围中所具有的那些即时性结果而已。
哈耶克通过“知识在社会中
（9）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黄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骑士：
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P.52
（11）黄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骑士：
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P.52-53
的运用”通过“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
”⑿强有力地论证了：
必须依靠分散的决策体系、一个分工合作的自发秩序，让具有相对利益的在场的人去随时随地关注和运用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得分散的信息更有效地被行为人捕捉和利用，才能使得整个社会更优地运用信息以配置资源，这也是市场经济充分体现自由主义的理念支撑所在。
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更严密和深刻地剖析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和法治与集体主义的不相容。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这是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在一份学报上的文章名，后来又融合在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中，最后又再现于其综合性的鸿篇巨著《人的行为》中。
据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回顾当时欧洲的情形说，米塞斯的思想改变了他那一代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看法。
米塞斯认为经济计算是与货币和市场相联系的，这种计算不同于物理上的计算。
经济问题之“量的处理”不可与“用之于处理物理的和化学的问题的定量方法”相混淆。
经济计算的特点是：
他既不基于、也不涉及任何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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