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什么自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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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为什么自杀

中国农民为什么自杀？

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

农村自杀者档案》，文中选取了几起农民自杀案例，折射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生活的困境。

作为中国人这个大集体中一个群体，相对而言，农民身上带有更多的传统思维，这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由此使他们在精神上的困境显得尤为明显。

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农民很容易选择自杀的路径，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

是因为活着真的那么艰难吗？

[详细]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几千年农民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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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苟富贵勿相忘：

追名逐利的传统心理思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权力的威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无所不能，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名利的高峰，成为后世追求者的榜样。

目睹他巡游的两个人说下“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千古名言，前者叫项羽，后者名刘邦。

秦亡后二人展开数年争斗，最终刘邦取胜。

刘邦的成功也堪称奇迹，他的成功也成为中国人的千古臆想——流氓也可以通过权术与计谋取得绝对的权力与地位，出身、文化休养并不重要。

　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中，如刘邦式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行为与观念一次又一次加深“富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造反者如黄巢呼号：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诗人李白赋诗：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能免俗，宋江浔阳楼上吟反诗：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些名言背后都是追求权力的心态，而在传统中国，拥有了权力便拥有了包括财富在内的一切。

因此，追求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便成为中国人的千古梦想，“读书只为稻粱谋”、“千里做官只为财”成了这种梦想的最好脚注。

基于这样的思维基础，中国人形成了“拜官”与崇拜权力的文化心理，“官”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

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富贵对于中国人而言变得可遇而可求，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中国人上演了一出出的悲喜剧。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刻画了范进这一经典角色，透过他可以一窥传统中国的世态人情。

当范进还是一文不名的穷酸秀才时，他的岳父称将女儿嫁给他是倒运，要求他不许在自己面前“装大”，但同时却要求他不能与做田扒粪的平头百姓平起平坐。

当范进为了乡试去求岳父援助时，却遭来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

然而事实难料，当范进考上举人后，周围人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先是邻居满处寻觅他，接着是送米送酒，先前大骂他的岳父也完全变了模样，对着患了癔症的女婿而不敢下手打，被迫打了后“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除了岳父与乡邻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外，那些从来不与范进发生关系的乡绅也前来道贺攀关系。

范进中举，地位一日千里，一纸文告让他在一日之内便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事实上，范进的遭遇不过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当一个人一名不文时，面子、尊严统统不存在，而当他有权有钱时，周围满是巴结的目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得一杯羹。

而这些成功者也会摆起十足的架子，以此来展现自己的面子。

项羽说：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刘邦当了皇帝，便在父老面前唱起了《大风歌》，他也有了足够的资本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

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是传统中国成功的标志，成功者在成功后大多会回到故乡，将自己的事迹告诸世人，这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印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而家庭幸福，亲人和睦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幸福的标志，农民浸润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心理下，富贵也是他们内在的心理诉求，所谓“苟富贵，勿相忘”，是每个农民的内心期盼。

“学而优则仕”是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途径，范进只是个例而已。

02成功者的价值引导：

没有钱你活个什么劲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遭遇三千未有之巨变，但欧风美雨并未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北洋时代，军阀部队的主力构成是农民，据陈志让《军绅政权》一书分析，当时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他们大多数人领了军饷后会将钱寄给在故乡的家人（当时的战争烈度并不大，1922年直奉战争双方动用二十余万人，伤亡一共四五千人，但这已是堪称惨烈的战争了。

）对于当兵的农民来说，领到军饷才是最实在的，因此哪个军阀能筹饷，他的部队和势力便能强大，反之则走向衰弱。

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钱，在日后的革命军队中也存在不少此类思想，即便进入新时代后，这种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文中记载，毛岸英回到韶山后，当地农民在欢迎他时喊的是“嘿，太子荣归故里啦！

”毛泽东的革命奋斗在农民那里被简化成“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

毛新宇记载的这段往事其实是中国农民心态的一瞥，富与贵仍然是农民最内在的需求。

进入文革后，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向下学习的运动，农民被视为最为尊贵的群体，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都被迫向下学习，但事实上，农民除了朴质与老实这种所谓的传统特质外，更多的是狡黠、懒惰、功利、好逸恶劳，在这样的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没有得到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不会有进步。

事实上，农民真正的需求被忽略了，农民在十余年的运动中未能富有，贫困一直伴随着他们，在这样的情境下，要农民转变思维，等同于缘木求鱼。

文革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些恶劣的影响深入并影响中国至今，其表现有四：

1.实用主义被奉为社会行为“准则”，能捞到好处才是硬道理，“走后门”由此产生；2.言行不一成为社会“风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传统被进一步发扬；3.抵赖说谎成为文化性“思潮”，不反思、拒绝反思成为每个人生活准则，成功者表现尤甚；4站队替代了是非善恶，是谁的人比道理更重要。

社会大风潮如此，农民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也目睹了大量的事实，他们的心态不可能不被改变。

文革之后的时代，中国精英和成功者向下层民众传达的不是家庭幸福的理念，而是有钱就好，没钱你活个什么劲。

电视上，电视剧表现的是住大房子开好车吃大餐才是幸福，电影同样如此。

红火一时的《中国合伙人》告诉观众的是，只要你有钱，版权不重要，只要你有钱，在美国也能建实验室，如果没钱，你就只能刷盘子；《小时代》的创造者郭敬明更是如此，如网友所调侃的那样：

“我开始怀念卫生间里2013Dior春秋限量款的价值一千九百九十八的香皂，不知道它胖了瘦了。

”而这传递的是物质至上，有钱就好的价值观。

如果说这些电影是在城市流行的，那么，哪些在农村流传的又如何呢？

以《乡村爱情》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编织出一幅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现代童话的画面：

比如，村里的人都生活富裕，人人善良淳朴，谁想发家致富，项目、资金都很容易解决，但事实上，这些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具体的投射。

中国更多的农民每天还在为钱算计，这种电视剧所能传达的，除了一种臆想的现代农村和希望的方向外，更可能是一句“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

“大跃进”中的农民画与“天堂”想像

03现代社会的冲击：

故土渐远城市难进

现代化的进程带来巨大的转变，农村与城市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现代化带来的电视、网络让整个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但这也对农村和农民造成更大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进城被视为盲流，政策上本来是不允许农民进城的，但因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等的需要，农民被引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此时的农民工进城挣钱，但最终会选择回到农村，老一辈农民工多会选择在城市里打拼一段时间，存下一笔钱，然后回农村建房，他们的“成功”也会引来后来者的效仿，这成为第一代农民进城的基本模式。

第一代农民工之后，是第二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他们相对更有文化和知识，眼界更为宽阔，因此当他们感受到城市带来的便利之后，往往希望留在城市，但现实却是十分艰难，留在城市里的希望往往化为泡影。

点击查看《卢晖临：

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迈向市民化之路》

但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进城之后都会给农村带去新的观念和思维，比如需要有三层洋楼，家里需要有车，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城市的生涯便是失败的。

多数农民在回到家乡时，往往会衣着光鲜且出手大方，借此显示自己的“成功”，这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其冲击远大于“陈焕生上城”，这种冲击除了促使农民进城外，还会造成农村社会的各类冲突。

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回到家乡建起小洋楼，购置起各类家用电器后，他便会成为其他农民羡慕的对象，有的人会以此怨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家庭矛盾便会发生，这种因为钱的矛盾在农村最容易酿成悲剧。

事实上，尽管农民进入城市后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但在思想观念上却少有进步，农民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十分传统，农妇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农夫也一样简单粗暴。

现代化的冲击使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农民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种地，拆迁、土地征用时有发生，农民与昔日的故土越来越远，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是多数农民所不能理解的。

当农民离开土地后，他们也并不能顺利进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压在农民头上最沉重的枷锁，许多农民有钱后也只能选择回到农村。

点击查看《梁鸿<出梁庄记>：

农民是这片土地上被动的存在》

04观念作怪：

家丑不可外扬不要麻烦别人

梁漱溟有中国文化早熟之论，他认为中国人先自动承认了旁人，由此导致个人被埋没，个人权利被抹杀，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鲁迅称之为“吃人”的传统，于中国农民而言，也许他们是自私的，但是他们确实是不愿意麻烦旁人的，尤其是在心理和精神上更不愿意麻烦旁人。

“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尤其深入人心，夫妻矛盾这样的家丑更不能为外人道，有气也只能往心里咽，长期的负面情绪积累最终压垮一个人。

于社会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一直不重视个人，国家在制度设定上也从来不重视家庭和个人的问题，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小民的家庭问题从来都不是官方关心的话题。

这自然造成农民有问题不会主动去找政府，而另一方面，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小民提供过这类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高高在上，他们掌握着百姓的一切，百姓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于官家的“赏赐”。

古代官员管理百姓称为“牧养”，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得到的一切都要感谢官家。

小民如果有问题找官家，会有什么遭遇呢？

惊堂木一响，小民吓到跪在地上，然后“父母官”先赏赐一顿板子，小民再磕头谢恩，这几乎成为固定惯例。

在这样的传统下，一般人没事是不找官家的，在民间也流传着“衙门朝天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谚语，这也是传统中国官民的现实写照，一言以蔽之，传统时代的中国人一直是臣民，不可能有问题找政府。

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遭受到广泛的现代化冲击，但在这些基本的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农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找政府或者诉诸法律。

许多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时往往选择以死威胁雇主，而不会用法律手段，这除了农民知识水平低外，和中国传统的官民文化分不开。

在涉及钱的问题上农民尚且不愿意选择找政府，个人问题农民更不会选择找政府。

心理压抑、抑郁症这类疾病对农民来说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心理治疗、精神干预之类的治疗法了，对于农民而言，心理的压抑与不安都会选择自己承受，如果承受不住，那么自杀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政府也并未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和关怀，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政府和社会机构关注极少，即便城市也不例外，又有多少人能准确分清精神疾病和神经病的区别？

从四幅农民图像研究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

结语

根深蒂固的传统功利观和臣民观影响，使农民一方面盼望致富，另一方面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政府相应职能制度缺位，现代化冲击，注定农民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的抉择，他们不想死，但能看到的常常都是死路，于是自杀便成为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