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讲演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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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讲演录
经学讲演录
范文澜
一、经学的开始
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
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
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
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
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
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士，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
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
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
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
儒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
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
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
经学是什么？
什么叫经？
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
《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既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科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
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他四经不能称为史。
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
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
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
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什么叫经？
恐怕谁也讲不通。
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
《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
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
经有多少？
先说经的来源。
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
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
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
《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咨询和使用）。
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
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君”。
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
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
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
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
他的弟子前后共有三千人，通经者七十二人。
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
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
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
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
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
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
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
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
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
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
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
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稚》、《孟子》合成十三经。
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
四书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
诸经内容：
《周易》。
本是占卜书。
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
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
每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
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
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
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
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
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
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
《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乎有道理。
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
穆姜说，不！
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
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
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
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
《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
《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
《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
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
《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
汉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
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
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
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29篇。
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
伏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
孔安国并作了注。
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
《史记》讲古文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的材料。
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
东晋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
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
《诗经》。
太史公说，孔子自三千篇诗中删成三百零五篇，去其十分之九。
这一说法不可靠。
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
”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三百篇以外的诗极少。
古文里诗共311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
《诗》至汉分成三家：
齐、鲁、韩。
另有古文诗称《毛诗》。
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
《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
《仪礼》。
周时，诗、礼最重要。
孔子对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
礼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
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
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
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
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
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
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评，分些酒饭吃。
礼和仪是有区别的。
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
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
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
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仪。
《周礼》。
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
《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
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
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
战国时，儒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的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
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
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
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礼》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
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
《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
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
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
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理想（如张载）。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
《礼记》。
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
汉时有131篇。
后来刘向增至214篇。
戴德从中选了八十五篇教学生，即《大戴记》。
他的侄子戴圣，选了四十九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
《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
《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
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
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礼。
《春秋》。
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
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
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
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
《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
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
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
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
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
《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谷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
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传。
《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
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
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
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
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阳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
荀子与名法合流。
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
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
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
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
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
如何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孟二派意见很不同。
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
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夫有禄田。
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
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
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
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
所以说要法先王。
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
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
孟子要农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
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
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
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
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
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
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
汉文帝时，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
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
西汉阴阳五行大盛，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
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自称常常梦见周公。
据说董仲舒也常常梦见孔子，他的学问是孔子在梦中亲授给他的。
这当然是胡说，但也可见他的学问的正统性为汉儒所公认，连积极提倡古文的刘歆，也承认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
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专治《春秋》，把春秋阴阳五行化了，其他各经也跟着阴阳五行化。
他在政治上主张用限田的办法来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
后来王莽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给百姓。
王莽是以《周礼》作为改革的根据的，于是古文经就被提倡起来。
战国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说是原始儒学中保守（法先王）、适时（法后王）两个学派的斗争。
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结束。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汉高祖原来是很讨厌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来撒溺。
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来统治天下。
秦始皇焚书除《易经》之外，其他经书全烧光了。
他的这些作法，连他儿子也不准说反对话。
他的大儿子扶苏，曾对秦始皇说：
儒生是读圣贤书的，不要杀他们。
秦始皇大怒，并把扶苏派到北边去防守匈奴。
前面已经讲过，被杀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
汉时的赵岐即说过：
“始皇焚书坑儒，孟子之徒党绝矣!
”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杀死了，于是，政治权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里。
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学生，秦二世从赵高学《韩非子》。
秦亡虽然不能由荀子学派负责，但秦是用韩非的刑名之学的，所以，秦亡与荀子学派是有关系的。
秦时本来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秦始皇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筑万里长城等等，劳民伤财，用刑法强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农民大起义。
汉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
他即位后实行了两条政策，一是统一天下，二是与民休息。
天下虽定了，但汉高祖的部将，如韩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据局面，刘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15郡，其余25郡都为各王所割据。
高祖的统一政策是消灭异姓王，除了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三个边区与安抚少数民族有关的王外，其余的异姓王，都被高祖先后消灭了。
异姓王消灭之后，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
所以废异姓王为同姓王，这对巩固当时的中央统治是有利的。
与民休息，是采取黄老的政治思想——无为而治。
曹参继萧何为相，天天喝酒不治国事，惠帝不满，派人问曹参。
曹参说，先王和萧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旧就是了，何必有什么作为。
儒和墨是战国时的两大显学，汉时墨家衰微，儒是仅存的显学。
儒家教义本来是不造反的。
孔子的后代子鲋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秦始皇杀儒生。
汉高祖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尊重儒家。
但这是表面的，实际上是任用黄老。
汉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没有礼仪，那些和汉高祖一块起义打天下的兄弟，对汉高祖很随便，儒生叔孙通帮助他定了朝仪，臣子见他不敢再胡闹了。
汉高祖很高兴地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严。
他体会到了儒家学派对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使用太牢祭孔子。
汉惠帝废除了秦时的书禁，民间始有儒家经典在传授。
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在惠帝时，掌权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视儒生。
到文帝、景帝时，割据的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增长，再用黄老的政治思想统治不了了。
景帝时把七个大王国都消灭了，统一工作又进了一步，这样，就要求进一步加强思想上的统一。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
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等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
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当时，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
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
《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
关于《书经》的传述，有两种说法，一说《书经》是口传的。
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
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
汉时，各经都立博士。
博士类似乎顾问或教授。
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
伏生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
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
《诗经》博士也有三家：
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
传礼的有三家：
大戴、小戴、庆氏。
《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
《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
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
《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
《左传》由张苍所传。
《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
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
《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
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
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
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
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
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到汉献帝时，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
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
“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王正月”，本来并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
“王正月”，只是说按照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
汉武帝则利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根据。
武帝表面上等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
《公羊传》说：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他杀死。
这个论点很合乎汉武帝随便杀人的意思。
《公羊》传又说“复九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
《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
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
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
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
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
鲁的学风比较朴实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讲法；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
鲁学要把孔子神化，儒学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齐学。
从孟子起，就看不起齐学。
他说：
“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又说，齐人只知管仲、晏子，其余一概不知。
又如，叔孙通定朝仪，到鲁国去请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人不肯来，并说，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个了。
又说，那能随便讲礼，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讲礼。
叔孙通则笑他们是“鄙儒”，不识时宜，于此可见齐鲁之风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经叫治《谷梁》的江公与董仲舒辩论。
仲舒通五经，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说话）；丞相公孙弘也是学《公羊》的。
结果，自然董仲舒胜利了。
于是江公就不能充当博士。
由于江公的失败，谷梁也不得立为官学。
汉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学《公羊》，后来他又去学《谷梁》，并且很喜欢《谷梁》传。
汉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他听说自己的祖父喜欢《谷梁》，就去找学《谷梁》的人，找到了荣广、皓星公。
两人都是江公的学生。
荣广口才很好，与董仲舒的学生眭孟辩论，荣广胜利了。
但是还不能立《谷梁》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个最聪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刘向）学《谷梁》。
然后叫他们跟《公羊》家辩论。
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谷梁》方面。
《公羊》派参加辩论的有严彭祖、尹更始等，双方各五人，结果自然《谷梁》胜利，从此，《谷梁》才立于官学。
可见某一学派立于官学是不容易的。
汉人最重师法，师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师的样子讲。
传《易经》的孟喜，其师为田王孙。
孟喜好吹牛，诈称田王孙临死时曾传给他一本讲阴阳灾异的书。
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他说，田生死时，送终的是施雠，你那时到东海去了，根本不在侧。
宣帝听说他不守师法，就不准他做博士。
汉初儒者没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公孙弘本来是东海的牧猪人，学《公羊》，为人“曲阿世”。
武帝召集全国文士考试，他考第一。
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们争着学《公羊》。
武帝时，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一经只有十人，全国博士弟子一共只有五十人。
博士弟子可以“复其身”，即可以一辈子不要服徭役。
成绩优良的，可以作官。
故士人争为博士弟子。
汉昭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一百人。
宣帝时博士弟子增为二百人。
汉元帝时，汉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为剥削严重，表面上显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一千人。
汉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三千人，皇帝不应比孔子少，于是，太学弟子也增为三千人。
后来由于负担太重，仍降为一千人。
王莽时，博士弟子一年考试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补文学掌故。
弟子们虽不得大用，但可求个出身。
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因为《公羊》可以与刑名之学配合。
《公羊》讲灾异，这也有些好处。
因为皇帝很专制，没有人敢批评，可以用灾异来告诫皇帝。
灾异家们说，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皇帝作了坏事，天就现出灾异来告诫了。
这也是董仲舒讲灾异的一个动机。
所以，他讲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
有一次，辽东高庙火灾，董仲舒又发议论，他写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给武帝。
武帝召诸生评论。
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师董仲舒写的，便说是“大愚妄”。
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后来虽蒙诏赦，但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讲灾异了。
西汉衰时，用《诗经》治国。
宣帝表面上讲儒，实际上是用“刑名”。
一天，太子（元帝）对宣帝说，陛下刑罚太甚，宜用儒生。
宣帝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杂之”，儒家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如何能用？
将来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
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渐掌权，不用《公羊》，而用《诗》为教。
《诗》提倡温柔敦厚，便于统治者无忌惮地奢侈腐朽。
结果，王权下移，外戚专政，直到西汉灭亡。
总的说来，从高帝到文、景，用黄老之术；武帝到宣帝，霸王道杂之；元帝以后至西汉亡，《诗》学盛行，皇帝无权。
西汉末年有两个大问题：
一是土地集中，农民流亡，二是农民卖身为奴。
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农民没有土地就只好卖身为奴。
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时，这两大问题即已存在。
董仲舒主张限田（名田），即规定占有土地的一个最高限额，但是这个办法实行不了。
西汉末年更严重。
王莽为了夺取政权，用托古于《周礼》的办法，提出“王田”的主张，即根据《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把土地收归国有。
王莽一举一动都学周公，以《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根据。
《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
刘歆是王莽的帮手，他写了一封《移让太常博土书》，大骂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对，博士都罢。
大司空上奏，说刘歆反先帝遗法，于是刘歆被贬出去做河内太守。
平帝时，古文经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后盾，立了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
光武帝即位，又废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讲“谶纬”。
谶是托名孔子的预言，纬是解释经书的。
光武因为谶纬中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话，深信谶纬。
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对。
如古文家桓谭不读“谶纬”，上书极言谶纬妖妄。
光武说他“非圣无法”，差点被砍头。
当时用人，有的也以谶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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