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讲演录.docx

1、经学讲演录经学讲演录范文澜一 、经学的开始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士，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儒经为封建统

2、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经学是什么？什么叫经？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既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科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他四经不能称为史。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

3、，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什么叫经？恐怕谁也讲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经有多少？先说经的来源。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咨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

4、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后共有三千人，通经者七十二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

5、，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稚、孟子合成十三经。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四书

6、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诸经内容：周易。本是占卜书。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每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乎有道理。

7、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穆姜说，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汉

8、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29篇。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伏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并作了注。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史记讲古文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的材料。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东晋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

9、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诗经。太史公说，孔子自三千篇诗中删成三百零五篇，去其十分之九。这一说法不可靠。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三百篇以外的诗极少。古文里诗共311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诗至汉分成三家：齐、鲁、韩。另有古文诗称毛诗。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周时，诗、礼最重要。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礼有

10、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评，分些酒饭吃。礼和仪是有区别的。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

11、是仪。周礼。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战国时，儒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的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礼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理想（如张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

12、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礼记。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汉时有131篇。后来刘向增至214篇。戴德从中选了八十五篇教学生，即大戴记。他的侄子戴圣，选了四十九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

13、）礼。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谷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传。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氏、子思氏

14、、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阳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荀子与名法合流。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何

15、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孟二派意见很不同。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夫有禄田。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所以说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孟子要农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

16、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汉文帝时，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西汉阴阳五行大盛，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自称常

17、常梦见周公。据说董仲舒也常常梦见孔子，他的学问是孔子在梦中亲授给他的。这当然是胡说，但也可见他的学问的正统性为汉儒所公认，连积极提倡古文的刘歆，也承认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专治春秋，把春秋阴阳五行化了，其他各经也跟着阴阳五行化。他在政治上主张用限田的办法来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后来王莽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给百姓。王莽是以周礼作为改革的根据的，于是古文经就被提倡起来。战国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说是原始儒学中保守（法先王）、适时（法后王）两个学派的斗争。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结束。二 、今文经学与古

18、文经学之争 汉高祖原来是很讨厌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来撒溺。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来统治天下。秦始皇焚书除易经之外，其他经书全烧光了。他的这些作法，连他儿子也不准说反对话。他的大儿子扶苏，曾对秦始皇说：儒生是读圣贤书的，不要杀他们。秦始皇大怒，并把扶苏派到北边去防守匈奴。前面已经讲过，被杀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汉时的赵岐即说过：“始皇焚书坑儒，孟子之徒党绝矣!”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杀死了，于是，政治权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里。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学生，秦二世从赵高学韩非子。秦亡虽然不能由荀子学派负责，但秦是用韩非的刑名之学的，所以，秦亡与荀子学派是有关系的。秦时本来应该让老百姓

19、休养生息，但秦始皇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筑万里长城等等，劳民伤财，用刑法强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农民大起义。汉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他即位后实行了两条政策，一是统一天下，二是与民休息。天下虽定了，但汉高祖的部将，如韩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据局面，刘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15郡，其余25郡都为各王所割据。高祖的统一政策是消灭异姓王，除了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三个边区与安抚少数民族有关的王外，其余的异姓王，都被高祖先后消灭了。异姓王消灭之后，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所以废异姓王为同姓王，这对巩固当时的中央统治是有利的。与民休息，是采取黄老的政治思想无

20、为而治。曹参继萧何为相，天天喝酒不治国事，惠帝不满，派人问曹参。曹参说，先王和萧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旧就是了，何必有什么作为。儒和墨是战国时的两大显学，汉时墨家衰微，儒是仅存的显学。儒家教义本来是不造反的。孔子的后代子鲋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秦始皇杀儒生。汉高祖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尊重儒家。但这是表面的，实际上是任用黄老。汉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没有礼仪，那些和汉高祖一块起义打天下的兄弟，对汉高祖很随便，儒生叔孙通帮助他定了朝仪，臣子见他不敢再胡闹了。汉高祖很高兴地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严。他体会到了儒家学派对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使用太牢祭孔子。汉惠帝废除了秦时的书禁

21、，民间始有儒家经典在传授。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惠帝时，掌权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视儒生。到文帝、景帝时，割据的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增长，再用黄老的政治思想统治不了了。景帝时把七个大王国都消灭了，统一工作又进了一步，这样，就要求进一步加强思想上的统一。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等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当时，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

22、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传述，有两种说法，一说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乎顾问或教授。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生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

23、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所传。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汉朝的博士，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到汉献帝时，立的博士就更多了。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

24、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并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只是说按照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汉武帝则利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根据。武帝表面上等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公羊传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他杀死。这个论点很合乎汉武帝随便杀

25、人的意思。公羊传又说“复九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鲁的学风比较朴实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讲法；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鲁学要把

26、孔子神化，儒学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齐学。从孟子起，就看不起齐学。他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又说，齐人只知管仲、晏子，其余一概不知。又如，叔孙通定朝仪，到鲁国去请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人不肯来，并说，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个了。又说，那能随便讲礼，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讲礼。叔孙通则笑他们是“鄙儒”，不识时宜，于此可见齐鲁之风的不同。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经叫治谷梁的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仲舒通五经，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说话）；丞相公孙弘也是学公羊的。结果，自然董仲舒胜利了。于是江公就不能充当博士。由于江公的失败，谷梁也不得立为官学。汉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学公羊，后来他又

27、去学谷梁，并且很喜欢谷梁传。汉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他听说自己的祖父喜欢谷梁，就去找学谷梁的人，找到了荣广、皓星公。两人都是江公的学生。荣广口才很好，与董仲舒的学生眭孟辩论，荣广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立谷梁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个最聪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刘向）学谷梁。然后叫他们跟公羊家辩论。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谷梁方面。公羊派参加辩论的有严彭祖、尹更始等，双方各五人，结果自然谷梁胜利，从此，谷梁才立于官学。可见某一学派立于官学是不容易的。汉人最重师法，师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师的样子讲。传易经的孟喜，其师为田王孙。孟喜好吹牛，诈称田王孙临死时曾传给他一本讲阴阳灾异的书。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他说，田

28、生死时，送终的是施雠，你那时到东海去了，根本不在侧。宣帝听说他不守师法，就不准他做博士。汉初儒者没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本来是东海的牧猪人，学公羊，为人“曲阿世”。武帝召集全国文士考试，他考第一。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们争着学公羊。武帝时，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一经只有十人，全国博士弟子一共只有五十人。博士弟子可以“复其身”，即可以一辈子不要服徭役。成绩优良的，可以作官。故士人争为博士弟子。汉昭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一百人。宣帝时博士弟子增为二百人。汉元帝时，汉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为剥削严重，表面上显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一千人。汉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三千人，皇帝不应

29、比孔子少，于是，太学弟子也增为三千人。后来由于负担太重，仍降为一千人。王莽时，博士弟子一年考试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补文学掌故。弟子们虽不得大用，但可求个出身。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因为公羊可以与刑名之学配合。公羊讲灾异，这也有些好处。因为皇帝很专制，没有人敢批评，可以用灾异来告诫皇帝。灾异家们说，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皇帝作了坏事，天就现出灾异来告诫了。这也是董仲舒讲灾异的一个动机。所以，他讲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有一次，辽东高庙火灾，董仲舒又发议论，他写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给武帝。武帝召诸生评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师董仲舒写的，便说是“

30、大愚妄”。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后来虽蒙诏赦，但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讲灾异了。西汉衰时，用诗经治国。宣帝表面上讲儒，实际上是用“刑名”。一天，太子（元帝）对宣帝说，陛下刑罚太甚，宜用儒生。宣帝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杂之”，儒家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将来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渐掌权，不用公羊，而用诗为教。诗提倡温柔敦厚，便于统治者无忌惮地奢侈腐朽。结果，王权下移，外戚专政，直到西汉灭亡。总的说来，从高帝到文、景，用黄老之术；武帝到宣帝，霸王道杂之；元帝以后至西汉亡，诗学盛行，皇帝无权。西汉末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集中，农民流亡，二是农民卖身为奴。

31、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农民没有土地就只好卖身为奴。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时，这两大问题即已存在。董仲舒主张限田（名田），即规定占有土地的一个最高限额，但是这个办法实行不了。西汉末年更严重。王莽为了夺取政权，用托古于周礼的办法，提出“王田”的主张，即根据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把土地收归国有。王莽一举一动都学周公，以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根据。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刘歆是王莽的帮手，他写了一封移让太常博土书，大骂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对，博士都罢。大司空上奏，说刘歆反先帝遗法，于是刘歆被贬出去做河内太守。平帝时，古文经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后盾，立了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光武帝即位，又废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讲“谶纬”。谶是托名孔子的预言，纬是解释经书的。光武因为谶纬中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话，深信谶纬。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对。如古文家桓谭不读“谶纬”，上书极言谶纬妖妄。光武说他“非圣无法”，差点被砍头。当时用人，有的也以谶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