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如何对症下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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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如何对症下药

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如何“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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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如何“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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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论文

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如何“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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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5次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无疑，“供给侧改革”的话题成了今年全国“两会”当之无愧的高频热点词汇。

这项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五大任务，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今年还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成为各个行业引领发展新常态的抓手，医药卫生行业也不例外。

那么，供给侧改革究竟应该如何“对症下药”，才能给医药卫生这一攸关国计民生的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对此话题，本刊全国“两会”特派记者分别采访、整理了多位各领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观点。

　　借力供给侧改革，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

“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

在今年这个“十三·五”开局之年，未来分级诊疗的制度建设问题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认为，建立科学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就是依据疾病轻重、地域分布、病人需求和经济条件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级，让城乡居民享受到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

但他认为，单纯依赖现有线下传统改革，要实现群众有序、分层就医，显然“势单力薄”。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为，实现分级诊疗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患者信息共享。

只有让医务人员及时了解患者的健康、诊疗、用药情况，全程跟踪病人的健康信息，为患者提供连续的整合医疗服务，才能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

他希望供给侧改革能够在“人”的层面更加深化，因为目前国内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单位人”等种种现实因素的羁绊，医生自由执业在不少地方仍然障碍重重。

应该进一步落实医生自由执业政策，逐步消除让医生成为“自由人”的隐性障碍，让医生的医德和技术能够获得相应的市场价值，从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

马化腾认为，互联网对“十三·五”期间促进分级诊疗大有裨益。

他建议：

监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并总结分级诊疗制度的创新与试点经验，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积极鼓励包括互联网与科技公司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分级诊疗制度在各地的探索与完善中去；同时还可以通过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等手段加强基层医疗培训，培养更多合格、值得信赖的医生。

特别是要培养基层医生使用移动医疗设备的习惯，做好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助力“保基本、强基层”。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闫希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现行医疗服务存在过度医疗等隐患。

从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应该突破结构性弊端，以百姓健康为出发点，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闫希军说，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首先要瞄准健康而不是疾病，要突破现在医疗体系的结构。

比如在大医院做完手术，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国家应该制定一系列标准，当病人病征达到某个水平，就应该将其分流到相应层级的医院进行观察和康复。

闫希军认为，应对治病、康复、社区健康管理、家庭健康管理等医疗服务进行分类分级、细化，不属于各医院业务范畴内的病种不予挂号。

　　在深化医改的进程中，行政垄断资源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何伟认为，供给侧改革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

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的情形下，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小病痛小需求可以就近前往小型诊所就医，大病痛大需求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民营专科医院进行治疗，这样一来，分级诊疗的问题自然就化解于无形，“看病难”的困局也有望迎刃而解。

　　加强药企创新提质，　　鼓励兼并重组　　医药产业一直被称之为“朝阳产业”。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收入和利润复合增长率长期保持在20%以上，但在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比较少，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品种也比较少。

因此，药品雷同现象十分普遍，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名牌产品。

近年来甚至出现了老百姓跑到韩国、日本去抢购儿童药、感冒药的雷人现象。

因此，医药产业喜人的数字和迷人的光环，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弊病。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工商联副主席左晔认为，老百姓海外代购药品是典型的供给侧改革问题。

他分析说，产生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需求才有市场。

由于某些药品国内供给不足，或者价格没有优势，国人的需求转向海外；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进口药品审批速度慢，政策法规与需求不同步。

第二，对于海外代购药品的问题要区别对待。

如果是个人用药，尤其是癌症之类的大病患者，不应断然禁止；但如果是海外代购用于在国内倒卖牟利、扰乱市场秩序的，应予坚决禁止。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蓉华举例说：

小小的一粒牛黄解毒片，全国竟有500余家企业生产。

同质化的产品，必然导致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药品质量也难以保证。

刘蓉华认为，产品雷同的背后，是药企弱小的研发能力，从而导致了国药的低公信力。

从新药研发来看，开发一种新药，一般耗时10年左右，在西方发达国家耗资约需5亿至10亿美元，但我国平均投入仅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新药研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创新药物稀少，药品疗效参差不齐。

此外，企业规模小、数量多，也是目前制约医药产业发展的一大问题。

目前我国近7000家药品生产企业中，90%为小型企业。

国家500强中鲜见药企，更没有像辉瑞、葛兰素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

　　鉴于以上问题，长期工作在药品监督管理岗位上的刘蓉华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加快推进医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提质，鼓励兼并重组。

她指出，药品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专业性强，但回报率也十分可观。

刘蓉华建议科技部门应积极出台鼓励政策，在药品研发项目立项、资金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人社部门应尽快建立高水平药品研发人员评聘体系，用优厚的待遇保证研发人员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食药监部门要抓紧做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加快药品研究成果转化，用“绿色通道”更好地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刘蓉华还认为，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靠的就是药品的质量和疗效。

她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尽快解决国产药品质量上的短板，缩短与国外原研药品的差距，提升国药公信力。

与此同时，重拳监管也不可或缺，建议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建设职业检查员队伍，建立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

她表示，质量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行业潜规则和违法违规行为，达到“良币逐劣币”的目的。

　　左晔委员则认为，目前海外代购药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反映出的是供给的不足，既然属于典型的供给侧改革问题，有关部门就要引起重视。

对此他建议：

第一，加快国内替代药品的审批上市速度。

第二，如果国内没有替代性药品，应加快进口审批，让进口药品在国内上市的时间与国际同步。

第三，规范引导跨境医疗，缓解国内医疗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减少海外代购药品的不良影响。

　　以医药创新　　推动我国转化医学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认为，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已经成为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部分。

目前国家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中，创新是其重要元素之一。

建议医药创新要加强转化医学研究，不能让政策与企业研发脱节。

　　刘革新说，对于一家医药类公司来说，新药的研发项目以及成果是判定这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的医药类公司普遍存在创新动力不足，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刘革新表示，转化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核心内容是将发现的新的诊断及治疗手段变成常规的标准治疗，它代表医药行业创新的基础能力。

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设置了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2009年已有23个州的39家医学研究机构获得资助，从事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工作；至2013年，已建立62个专门研究机构，在新药研发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刘革新认为，目前国内转化医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严重脱节、专业整合性转学医学研究机构缺乏等问题，以至于具有创新性的新药研发在我国并不常见，更多的公司将研发重点倾向于仿制药等相对容易却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项目上。

我国的转化医学研究起步于2006年，全国已成立130多家临床与转化医学中心，但研究性治疗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中没有设置以一期临床试验患者为主体的临床科室，而且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研究脱节，且缺乏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专职人员，这种现象不是一家两家公司能够解决的，需要政府进行引导与扶持。

　　刘革新建议推动我国转化医学发展，并助力我国原创性新药研发，除了制定符合国情的转学医学管理和促进发展措施，还应该加强以一期临床试验患者为主体的临床科室或研究中心建设，培养专业化转化医学研究团队，并优化转化医学研究机构的评价指标，让创新成果实现转化，而不是以发表文章、申请专利评判成果。

转化医学既是新药临床前研究到早期临床试验转换的关键，也是促进持续评估临床生物标志物数据，它将带来制药企业新药研发模式的一场革命。

　　发展精准医疗，　　助推医疗健康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表示：

在大健康领域，要发展精准医疗，这有利于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避免无效医疗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和对患者的再次伤害，并构建起中国海量基因数据库，为提升人民群众体质和“健康中国”发展提供支撑，这是加强医疗健康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

　　对此，袁亚非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加强精准医疗的政策指引力度。

把精准医疗列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医疗健康、科技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为目标，设立国家精准医疗发展专项规划和引导基金，加快精准医疗标准、监管和保障相关政策出台，加快精准医疗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落地步伐，推动建设“健康中国”。

第二要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精准医疗领域。

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健康服务领域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模式变革，打造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精准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元办医格局。

鼓励精准医疗企业“走出去”，迅速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参与国际相关标准制定，提升我国精准医疗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要为扩大精准医疗消费提供保障。

加强精准医疗的舆论宣传和观念传播，逐步推广“互联网+精准医疗”商业模式，在全国各个具备条件和优势区域中的医院和社区内建设精准医疗示范中心，加强精准医疗在医疗服务人员中的培训力度。

把精准医疗相关检测和治疗费用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使普通消费者共享精准医疗发展成果，显著提升我国重大疾病防治水平。

　　供给侧改革　　要给中药公平竞争的机会　　据国家工信部《2015年上半年医药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的结果显示，中成药制造在若干子行业中增速最低、降幅最高。

2015年上半年中成药实现销售收入增幅仅为5.2%，同比下降8.89个百分点。

中成药增速首次低于国家GDP增速。

另一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医药行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26%。

然而，2015年，中药工业总产值的增速首度放缓，仅为11.2%。

　　那么，造成中药产业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肖伟在他的代表建议中提到：

在当前医保控费、控制医疗机构“药占比”的趋势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打压的就是中成药。

由于对中药疗效的低估误判，有些主管部门将临床治疗疗效突出的中成药划定为辅助用药。

对中药用药的这种定位导致了中成药“准入难”“限使用”“先剔除”等症结；而且，医院在采购中药时普遍采用“唯低价是取”的原则，不问质量，只看价格，这加剧了市场无序竞争，损害了中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用药质量与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也表示：

在现实中，各地方主管部门主观制订药品采购招标规则，缺乏科学评价标准和机制，没有考虑到药品的生产成本、企业产品质量等因素，硬性压低价格，这导致了中药药品质量下降，一些好的药品被迫停产。

　　曹洪欣委员介绍说，目前我国中药的价格依旧遵循着2009年发改委的定价标准，在其基础上“一分钱也没有上涨”，不但如此，在地级市二次招标时，还强行要求中成药在省级入围价基础上再降价10%至30%；但另一个情况是，自2009年以来，物价上涨超过了10%，中药的原材料价格也相应地上涨了，而中药的定价标准仍执行2009年的标准，一分钱也不上涨，这导致了中药企业举步维艰，行业发展面临困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曹洪欣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说土豆都卖一块钱一斤了，而薯条才卖八毛钱一斤，那还有人卖薯条吗？

”　　肖伟代表也认为，当前许多中成药的原材料价格比成品药还要高，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使用低价甚至是没有疗效的替代品，导致了中药市场的乱象。

再这样下去，讲诚信、讲质量的中药企业都活不下去了，想要让中医药国际化、走向世界就更加困难了。

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肖伟建议：

“要建立创新药物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在集中采购过程中，研究制定科学的药品价格评估体系，基于中药品种的成本合理考虑招标降幅，并且建立和完善医院中医药临床应用评价体系，加大中成药在医疗机构用药占比。

”　　曹洪欣委员也表示，要科学理顺中药价格，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医药市场的“供给侧改革”，给中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