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技术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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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技术发展
第十三讲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思考
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取得成就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逐渐衰落?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过由盛转衰的历史。
中国科技走在世界前列的时代，足以令我们自豪；而中国科技走向衰微以至于国家落后挨打的那段岁月，则使我们扼腕痛惜，不能不引起深刻的反思。
全面总结我们民族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是历史学家特别是科技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正确地认识和评估我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和失误，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理智和见识。
我们既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妄自菲薄，只能以理性的眼光观照历史，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以坚实的步履走自己的路，走出特色，走进辉煌。
一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及特点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用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的话来概括，就是“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1］这话现已为一般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所认同。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罗列出一大堆中国古代远居世界前列的科技项目。
例如众所周知的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2］弗朗西斯·培根称为“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事物和状态”，［3］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就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如果分学科来罗列，则我国古代从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地学、农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到水利交通、土木建筑、园林设计、金属抬炼、船舶制造、陶瓷制作、纺织印染等许多领域，都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囿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全面列举，仅以天文学、数学、地学、农学、医学五个方面为例略加说明。
在天文学领域，我国在天象观测、历法推算和天文仪器制作诸方面曾远远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记载日食37次，有33次可靠；它所记载的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的天琴座流星雨、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的出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我国古代对日食、月食、太阳黑子、流星雨、彗孛、极光等特殊天象的记载史不绝书，为世界天文史研究留下了大量有用的资料。
我国特别重视对星象的观测。
1978年从湖北随县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过一个漆箱，盖上绘有青龙白虎，中间大书一个“斗”字，环绕“斗”字写有二十八宿的名称，表明至少在战国初四象二十八宿的天文知识就已成为常识。
产生于战国时代的《甘石星经》载有一份包含144颗恒星坐标的星表，［4］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星表。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星占》，其附表列有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木、土、金三行星的位置及其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
它给出的木星会合周期为395.44日，比今测值小3.27日；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小0．94日；金星584.4日，比今值大0.48日。
这些都是十分引人瞩目的观测成就。
我国古代对历法的制订尤为重视，每过一段时间天文学家们就把新的研究成果引入历法编制，使历法日益精密。
如先秦时代就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古六历”。
其中《颛顼历》岁实（回归年）为365.25日，置闰为19年7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之一，被秦王朝所采用。
汉代有《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
《乾象历》为刘洪所编制。
他第一次引入了近月点的概念和定朔计算法，第一次定出了交食食限，并在交月点、回归年、黄白道距离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突破。
东晋时虞喜发现了岁差，刘宋时祖冲之就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大明历》的编订。
北魏时，张子信发现了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条件的影响，隋代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就吸收了这方面的成果。
唐代曹士药的《符天历》、边冈的《崇玄历》，宋代周琮的《明天历》，姚舜辅的《纪元历》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5］最著名的是元代郭守敬制订的《授时历》。
他所确定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历所用值完全相同。
我国古代的天文仪器有圭表、浑仪、浑象、漏壶等许多种类。
汉代张衡创制的浑天仪是以水为原动力推动的。
宋代苏颂所制造的水运仪象台集浑仪、浑象、计时器等为一体，包含有较复杂的机械装置，并用水为原动力驱动，显示出我国古代天文仪器制作已具有很高的水平。
在数学领域，我国是最早采用十进位制计数的国家，早在先秦时代四则运算就已臻完备。
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筹算算法体系以解决日常生活需要（如土地丈量、工程计算、物资分配等等）为主，涉及到算术、代数和几何等多方面的数学问题。
其中关于方程（一次联立方程）有18个题目，勾股24题。
方程中已引入负数概念，勾股则可用于大地测量和地图的绘制。
经过魏晋时代数学家刘徽的注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体系。
祖冲之所求得的圆周率，精确到七位有效数字（即3.1415926<π<3.1415927），早于世界同类计算一千年以上。
宋元时代在解决“天元术”、“四元术”（解高次方程）、“垛积招差”（高阶等差级数问题）、“大衍求一术”（联立一次同余式问题）方面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等数学大师，是这一时期数学成就的杰出代表。
到明代，珠算逐渐取代了算筹，算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
在地学领域，先秦《禹贡》、《山海经》、《管子·地员》等典籍就已记载了丰富的地理知识。
从《汉书》开始，我国除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设有《地理志》外，还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地理总志。
许多地方志中也有地理方面的记载。
这些史书、志书不仅记载各地的行政区划、疆域范围及其历史沿革，还记载人口、山川、关塞、水利、土质、交通、矿产、特产、贡赋以及名胜古迹等，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自然状况和经济状况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叙的河流水道达1252条，对沿途的山川地形、河堰灌溉、城邑建置、历史沿革以及物产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僧人玄奘所作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研究古代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地理名著。
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考察过许多地方，仅岩洞就考察过一百多个。
他不仅对各岩洞的方位、深浅、宽窄有所记载，还力图科学地说明溶洞、石钟乳形成的原因。
他在地学方面的贡献，受到李约瑟的高度评价。
在地图的绘制方面，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有关地形、驻军和城邑的三幅地图，显示了很高的地图测绘水平。
西晋裴秀不仅曾编制过18幅《禹贡地域图》，还提出过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其中“分率”要求地图的比例尺精当，“准望”要求各地之间的方位确定，“道里”要求各地的距离准确，“高下”、“方邪”、“迂直”指出因地形的变化和山海的阻隔，道路有高低、正斜、曲直的不同，要求制图时取两地间的水平直线。
宋代在地图绘制方面成就尤著。
现存著名的北宋刻石有四川荣县的《九域守令图》，南宋刻石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和苏州文庙的《地理图》等。
《华夷图》是当时的世界地图，《禹迹图》则是全国地图。
一直到清初，我国在地图测绘方面仍走在世界前列。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的《皇舆全图》（全国地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一直被历代王朝视为立国之本，农学自然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学科之一。
关于农学的成就请看本书第七讲第二节《农学的成就》，这里从略。
我国的医学——中医——也是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
历年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三百多片同医学有关。
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三十多粒供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
同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一批医药著作。
成书于战国、托名为黄帝所作的《黄帝内经》，奠定了我国古代讲究整体性、辩证性的医学理论基础。
它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整体，重视人体内部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奇经八脉以及气血、津液的有机联系。
在对病源的诊断方面，它不仅注意身体内部机能的变化，还强调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反常现象对疾病的影响。
它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强调阴阳的相互依存、相互对立、互为根本、此消彼长关系，认为施治的终极目的就是达到阴阳关系的协调平衡。
所谓“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灵枢·终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托名神农、成书于汉代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收载了植物类药252种，动物类药67种，矿物类药46种，凡365种。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它所记载的药效绝大部分都是比较正确的。
该书序录所提出的关于药物性质有酸、咸、甘、苦、辛（称为“五味”）和寒、热、温、凉（称为“四气”）的说法以及主药与辅药按“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奠定了我国药物学、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的医学体系。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
我国古代名医辈出，医学名著可谓汗牛充栋。
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已懂得运用望、闻、问、切（望指观气色，闻指闻气味，问指问与疾病有关的情况，切指把脉，称为“四诊”）各种方法对病情进行综合诊断，并运用砭石、针灸、按摩、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多种方法来治疗疾病。
汉代名医有张仲景（著有《伤寒论}）、华佗（发明麻沸散），魏晋南北朝名医有王叔和（著有《脉经》），皇甫谧（著有《针灸甲乙经》）、葛洪（著有《肘后百一方》）、陶宏景（著有《神农本草经集注》），隋唐名医有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著有《外台秘要》），宋元名医有唐慎微（著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慈（著有《洗冤录》）、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清名医有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王清任（著有《医林改错》），等等。
中国古代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五官科、传染病以及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药物学、方剂学、针灸学以及养生保健学等方面更是特色鲜明。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对外科技交流，存在着对外来科技的接纳和吸收，但我国的科技体系却是独立形成的。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一一批驳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大多源于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科学的发展具有独创性。
他的结论是：
“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
这是中国‘与世隔绝’的真正涵义。
过去，中国是和外界有接触的，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
”［6］这个结论是多数中国科技文化史研究者所能够接受的。
中国文化科技之所以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一般都归结为中国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性。
中国东面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高耸人云的阿尔泰山、昆仑山以及黄沙四起的戈壁、沙漠，西南是横空出世的喜马拉雅山，北面是长年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南面也多崇山峻岭和海洋。
这样的地理环境，在交通工具相对落后的时代，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这个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必然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古印度、希腊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文化科技体系。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比较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古代许多科技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天文学领域，中国特别注意对天象位置的观察和历法的制订，是与中国从古就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需求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以算术、代数、几何为主要内容，以算筹、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数学体系的形成，与历法制订、土地丈量、堤坝宫室仓窖的建造、税收计算、财物分配、商品交易等方面的需要紧密相关。
中国的地学，从《尚书·禹贡》、《山海经》开始，到《汉书·地理志》，逐渐形成了着重于记载山川、道路、关塞、水利、土质、物产、贡赋，特别是政治区划变置的传统，显然与封建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息息相关。
至于造纸、印刷、农学、园艺、水利、冶炼、纺织、陶瓷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其实用性特点更为鲜明突出。
除讲究实用外，古人还特别注重事物的整体关联和辩证关系，整体性、辩证性特点在许多学科中都有所反映。
这种整体性、辩证性观念具体表现为在宏观上特别重视天人关系的和谐，在微观上则重视事物内部关系的协调。
例如建筑，古人不仅看重建筑物本身的结构、比例、布局，还特别看重它的坐落方位、四周的山水风景等外部环境的配合，有着一门独特的卜宅学问——“风水学”。
最能体现这种整体性和辩证性观念的学科是医学；我们在上文说过，中医特别强调阴阳的相互依存、消长、平衡，强调对病因的综合考察，讲究辨证施治，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古代科技取得成就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任何民族、国家的科技成就都是那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中国也是如此。
当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能取得辉煌成就，还有着它自身的具体原因。
从政治制度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间长，在它的上升时期，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有它比较温和、开明、积极进取的一面。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则采用集权的形式，对国民和国家事务进行垄断性管理。
《尚书·洪范》“八政”，以食、货为首。
食就是掌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货就是掌管财货。
食货问题就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问题。
所以历史上凡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事务，都是由国家来垄断的。
由于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一些有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需要的大型科技项目也往往是由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来实施、完成的。
诸如历法的制订，兵器的改良，长城的修筑，运河的开凿，黄河的治理，土地的垦植，农技的推广，盐铁的管理以及纺织印染、陶瓷髹漆等等，莫不如此。
例如，由于掌握农时的需要，我国在夏代就已设有专门掌管天文的机构。
相传夏少康时，掌管天文的羲氏与和氏沉湎于酒，未能恪守本职，以至于不能及时预报日食的发生，导致举国恐慌（事见《尚书·胤征》）。
其后历代都设有天文机构，专门掌管天象观测和历法编订。
政府还经常组织一些大规模的天文活动。
比如汉武帝时，就曾征募民间天文学家二十余人来“议造汉历”。
当时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如唐都、落下闳、邓平、司马可、侯君宜、司马迁等都在其中。
他们共提出了18种方案，最后选定了邓平的方案（即《太初历》）。
唐代一行所领导的大规模大地测量，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元代郭守敬所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制定出十分精密的《授时历》，都是由政府任命一行、郭守敬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来从事的。
我国天文学的发达，显然与国家的重视有关。
数学也曾纳入国家扶持、管理的轨道。
如隋代的国子寺中就设有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讲授数学。
唐代国子监设有算学馆，由算学博士负责培养数学人才。
李淳风、王真儒等注释《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等十大算经，以供教学之用。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
医学也曾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成帝时已设有称为“本草待诏”的医官。
隋唐时国家医药机构已相当完善。
隋代太医署有医官、医务人员二百多人，唐代达三百多人。
唐代太医署还设有医科、针科、按摩、禁咒四科，置博士、助教授徒传业。
政府还颁布过一部大型药典——《新修本草》。
宋代也非常重视对药典的修订和编写。
如宋太祖时编有《开宝本草），宋仁宗时编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等。
宋元时代太医分科多至九科。
这些自然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有时国家为了某种需要，还对科技人员进行奖励。
如宋太祖时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献火箭法，曾受到衣物束帛之赐；后来神卫水军队长唐福进献火器、造船务匠项绾进献海战船式，都曾受到金钱赏赐。
宋代的军事科学比较发达，兵书众多（据《宋史·艺文志》，有347部，1959卷），与政府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而且这种鼓励还对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历代政府对某些相关科技的重视是有关系的。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不断出现舆图换稿、江山易主的情况，但基本的文化氛围、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变，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和稳定性。
中国文化跟世界上其他类型文化不同的地方，是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情况。
这种文化的继承性、稳定性固然容易产生惰性，但对科技的发展也有有利的一面。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领域之所以能达到自己的高度，与资料的世代积累、研究者的前仆后继是大有关系的。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科，如天文、数学、地学、农学、医学、化学、钢铁冶炼、船舶制造、陶瓷制作、纺织技术等等，其发展嬗变都有清晰的轨迹可寻，许多科技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探索才取得较高成就的。
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技术成就都是由无数青史未曾留名的能工巧匠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劳动人民永远是推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科学技术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智力活动，要在某些领域达到一个高度，需要较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
这些都是一般的普通劳动者所难以具备的。
因此，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士的那部分人，在科技史上的贡献就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春秋末随着私学的兴起而兴起的。
这个阶层从产生之日起，就承负着历史文化的使命感、道义感和责任感，具有较高的理性精神。
到战国时代，士因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而分成了儒、道、墨、法、名、阴阳、农、医、兵等许多流派，形成了与古希腊遥相呼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
先秦诸子中对自然科学研究最广泛、深入的是墨家。
墨子和他的后学共同建立起了比较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它应用于自然科学。
对时空、事物的属性类别、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墨家都力图用逻辑语言加以概括说明，具有较高的理论性。
例如他们对时空所下的定义是：
“久，弥异时也。
”“宇，弥异所也。
”据《经说》的解释，“久”指时间，“弥异时”意为时间包括“古今旦暮”所有的时间；“宇”指空间，“弥异所”意为空间包括“东西南北”所有的空间。
又如他们对圆下的定义是：
“圜，一中同长也。
”（以上引文均见《墨子·经上》）一中，指一个中心；同长，指等距离的半径或直径。
这跟现代人对圆的理解已没有什么区别。
对重影的产生，墨家的解释是：
“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
”（《经说下》）意为：
两个光界交射，中间夹着一个受光体，故形成重影；如果只有一束光，就只有一个影子。
对倒影的产生，墨家这样解释：
“光之人煦（当作“照”）若射。
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
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
景于下。
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
”意为：
光线照到人身上，就像射箭一样直；在下的光线照到人身上，影子反而高；高处的光线照到人身上，影子反而低。
脚遮蔽的是下面的光，所以影子投到了上面；头遮蔽的是上面的光，所以影子投到了下面。
交点的远近与光有关，所以影子投入库孔之内，即形成倒影。
对凹镜成像的原因，墨家这样解释：
“鉴位（当作“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当作“正”），说在中之外内。
”（《经下））意为：
镜面凹，成像可能有两种：
一种成像小而倒，一种成像大而正。
原因就在于一在弧心之外，一在焦点之内。
对平衡问题，墨家的解释是：
“加重于其一旁，必捶。
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
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经说下》）意为：
在秤盘那一边加重，就必定会下垂。
秤锤能压住的重量与秤盘的重量相当，就能达到平衡，所以秤头短而秤尾长。
如果秤盘和秤尾都加重，要使重量相等，则秤尾一端的秤锤，一定要往末端移动，才能保持平衡。
［7］
法家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见解。
如《韩非子·解老》谈到“理”时说：
“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
”把“理’’看做对事物具体属性的分割、剖析、确立，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思想。
名家人物惠施曾提出许多辩题，其中一些与自然科学有关。
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昨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包含着大地为球形的猜想；“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均见《庄子·天下》），包含着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阴阳家在天文、地理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说：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了阴阳家邹衍关于“九州”的观念，认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中国（“赤县神州”），实际上只是天下九州之一。
这样的地理眼界，显然比较阔大。
农、医、兵诸家同科技的关系更为密切，这里就不详说了。
秦汉以后，由于封建大一统政权形式的确立，士阶层思想的自由程度已不如春秋战国时代，士所关注的也更集中于社会政治和伦理等现实问题，加之统治者总是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他们，把他们纳入封建政治现实需要的轨道之中，因而他们对自然科学问题研究的兴趣明显有所减弱。
但仍有一大批士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断取得成就。
这些人一般担任史、工、农、医、算等与科技关系密切的官职或者地方长官。
他们多能自觉地承担发展科技的时代历史使命，并勇于在科技的险途上跋涉，因而能取得较高成就。
例如，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担任过14年太史令的职务，对天文事业始终怀着的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因而有浑天仪、地动仪等多项发明。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在北魏当过御史中尉和州郡长官。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任三司使、军器监等职。
他博学能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而尤勤于实地考察，平生著述甚丰。
晚年定居镇江后，将平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记下来，写成了笔记体科学名著《梦溪笔谈》。
元代农学家王祯，做过县令，关心农业，平生注意搜集相关资料，总结农业方面的经验，写成了农学名著《农书》。
由于封建政治所需人才有限，人才选拔制度时常弊端百出，加上官场斗争激烈，乱世相寻，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士人无缘出仕或不愿出仕，游离于官场之外。
这些人通常被称为隐士。
隐士如果没有祖业可以资借，一般都比较贫困，要自食其力。
因他们是文化人，所以多半以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作为谋生手段。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思想比较自由、活跃，淡薄名利，故而能不计较世俗功利，把探究自然奥秘、创造发明作为自己人生的寄托和乐趣，并在科技方面取得成就。
我们谈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能忘记他们所做的贡献。
例如北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张子信避乱隐居海岛，通过长达三十来年的亲身观测、推算，发现了太阳和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视差对日食推算有影响。
．这对日食的预报和历法的制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遵妫先生认为其测候的功绩不下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8］隋唐时期，写出《天文大象赋》、《步天歌》等传世天文名作的李播和丹元子也都是隐者。
自晚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天文学受西方天文学影响，出现了新的面貌。
到清初，研究天文、历算、数学一时蔚为风气。
而民间隐士更是乐此不疲。
著名天文学家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是隐士。
薛风祚初学传统算学，后受法人穆尼阁影响，改学西方数学。
但他并不墨守穆氏之学，而是把西方数学与传统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著有《算学会通正集》、《考验》、《致用》、《太阳太阴诸行法原》、《木火土三星经行法原》、《交食法原》等多种数学和天文著作。
《清史稿·畴人传》评价说：
“然贯通其中、西，要不愧为一代畴人之功首云。
”王锡阐也是兼通中西之学，并在此基础上自立新法。
他每到天晴，晚上就登上屋顶观测星象，常彻夜不眠。
主要著作有《晓庵新法》六卷，成就跟薛风祚比肩，并称“南王北薛”（锡阐为吴江人，风祚为淄川人）。
梅文鼎儿时即跟随父亲梅士昌和塾师罗王宾观测天象，27岁时跟道士倪观湖学习天文，后来也学习西法。
他对传统的天文历法作过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著作达八十余种。
在地理方面，我们前面提到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父亲徐有勉即是一位隐士。
徐霞客少时就羡慕一切冲举高蹈之迹，不愿做官，而愿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地理考察事业。
李约瑟评价他的地理考察成绩时说：
“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实录。
”［9］清初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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