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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式

使成式

“使成式”的起源之文献综述

文学院08级汉语言班邓博2008012223

“使成式”一词最早由王力先生提出。

“使成式”或又叫做动结式，动补结构，述补结构。

在这篇综述里，笔者主要叙述的是“使成式”的定义及其范围、起源及其判定标准。

一、定义及其范围

（一）王力先生（1944）在《中国现代语法》中为“使成式”定义：

“凡叙述词和它的末品补语成因果关系者，叫做使成式。

”从书中的讲解中，我们可以知道：

文中的叙述词包括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末品补语包括形容词和动词，其中动词必须是不及物动词。

因此王力先生将“使成式”分为两大类：

（1）形容词做末品补语，是表示某一种行为所使成的情况。

使受事者成为某种情况是正例，如：

“再算清了来领”

“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

使主事者的行为成为某种情况则是变例，如：

“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

并注明：

“错”是踢的行为错了，不是被踢的人错了。

（2）动词做末品补语，表示某一种行为所使成的情况。

又细分为两类：

A、主要动词是及物动词，和动词末品连接后，成为及物性仂语，这样，此行为所使成的情形即受事者所遭受的。

如：

“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到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

B、主要动词是不及物动词者，和动词末品连接后，成为不及物性仂语，这样，此行为所使成的情形即主事者所遭受的。

如：

“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

“没有看老子娘饿死的理”

（二）针对王力先生对“使成式”下的定义，祝敏彻先生（1963）在《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中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王力先生对“使成式”中叙述词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并举了两组句子进行辩证：

我推倒了油瓶他爬上去

=我使（推）油瓶倒了≠使（爬）他上去

我弄坏了它黛玉赶到门前

=我使（弄）它壤了≠使（赶）黛玉到门前

“我们用‘使’字去代替左右两粗句子中叙述词中心成分时，就发现了‘油瓶倒’，‘.它坏’，是有外力使其如此的；‘他上去’、‘黛玉到门前’是没有外力的影响，而是自动的结果。

由此可见，外动词和它的结果补语组成的结构，有‘使成’意义，是使成式，内动词和它的结果补语组成的结构，无‘使成’的意义，不是使成式”。

即祝敏彻先生认为，使成式的“叙述词”只能是外动词，不能是内动词。

并且他还给使成式重新定义：

凡把行为及其施及对象所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动补式的复合动词（古汉语是词组）中表示出来者，叫做使成式。

（三）其实，在这之前，王力先生（1958）就已经在《汉语史稿》中为使成式重新定义并划分了类别。

“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

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形容词，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就叫做使成式”。

王力先生从意义上将使成式分为两类：

“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种事物有某种行为；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

（四）梅祖麟（1991）对使成式的定义为：

1、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

前一个成分是他动词，后一个成分是自动词或形容词。

2、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

3、动补结构的意义实在上列句型中，施事者用他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使受事者得到自动词或形容词所表示的结果。

4、唐代以后，第二条的限制可以取消。

他的定义与王力先生和祝敏彻先生的定义基本一致，但是强调了在使成式产生之后、唐代之前“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唐代以后，这条限制消失。

（五）蒋绍愚在《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说，“动词+结果补语”所构成的述补结构，我们称之为“动结式”。

并将动结式细分为以下几类：

外动词+内动词补语指向受事（打破）补语指向施事（喝醉）补语指向动词（收毕）

外动词+形容词补语指向受事（填满）补语指向施事（吃胖）补语指向动词（收早）

外动词+外动词补语指向受事（哭裂）补语指向施事（饿死）补语指向动词（走完）

内动词+形容词补语指向受事（打破）补语指向施事（喝醉）补语指向动词（走快）

由上可知，这几位学者对使成式的语义方面的定义是并无异议的。

但对使成式前一个动词的限定，王力先生和祝敏彻先生及梅祖麟先生都只限于外动词，而蒋绍愚先生则将其范围扩展到了外动词和内动词。

而使成式的第二个动词，王力先生和祝敏彻先生则将其限定在内动词和形容词，蒋绍愚先生则认为除上述两种此外，还有外动词。

无论对使成式的定义和范围是怎样限定的，这几位学者在这几个方面是相同的：

在使成式中，前一个动词与后一个动词构成因果关系，第二个动词对之后所跟的宾语必须是不够成述宾关系的。

并且语义中心通常在前一个动词。

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说：

“在‘弄坏’一个仂语里，咱们该多认为‘弄’为中心，因为‘弄’是表示一种行为的；‘坏’只是一个末品，它是限制‘弄’的范围的”。

祝敏彻先生也曾明确表示：

“使动式中外动词（V1）是中心，内动词或形容词则是这个中心的补足成分”。

蒋绍愚先生在《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中也提出：

“动结式中动词和不语结合紧密，语义中心通常在前一动词”。

二、起源及其判定标准

关于使成式的产生的时代，有各种的说法。

（一）先秦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余健萍（1957）、周迟明（1958）、杨建国（1959）、孙锡信（1992）等。

周迟明认为“使动性复式动词合用式是由词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殷代，……分用式是由句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先秦。

”前者的例子如《尚书·盘庚》中的“扑灭”，后者的例子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中的“城射之殆”。

余健萍和杨建国认为是先秦萌芽。

余健萍（1957）认为，“使成式在周代已经萌，历秦至汉，应用日广，不是萌芽而是繁荣滋长起来了。

”他选取了周秦许多著作中的实例，如《尚书》中的“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还有“剿绝”、“发出”等，但是文中似没有提出判定使成式产生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现代人的语感，单纯从形式上将与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相同的结购认定为使成式，显然说服力不强。

杨建国（1959）将“单个形容词（包括部分动词）紧置于另一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组成的语言结构”称为结果补语式，并指出“一般说来，结果式的前一成分表示动因，后一成分表示结果。

”他认为结果式萌芽于先秦时代，但是当时表示动词对宾语所使成的结果更多用的是使动词，而不出现前面的“动因”动词。

而孙锡信对于使成式产生的时间的认定，他认为“从语言事实来看，动结式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

孙锡信（1992）在《汉语里是语法要略》中说，“动结式是动词带结果补语的形式，这种形式往往是两个动词连用或一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连用，前一个是及物动词，后一个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表示前一动词行为的结果。

”这与王力先生提出的“使成式的第一个成分应该为外动词而不能为内动词”这一观点吻合，孙先生在书中也涉及到了使成式的判定标准，他指出“动词连用的格式中前后两个（或三个）动词意义相同相近，所以只能构成联合结构；如果二动词连用，在意义上后补充前，前者表示行为，后者表示结果，那么就成为动结式的动补结构了。

”并根据这一判定标准，认为商周时的一些动词连用格式还难以认为是动结式，将动结式的出现时间划定于春秋战国时期。

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判定标准更多的是从纯粹的语义角度来判定，即V2是否与V1有因果关系来判断两个动词连用格式是否为动结式。

语法意义上则注重于分析后一动词是否表示使动。

后一动词如果表示使动则为动结式，不表示使动则认为是联合结构。

（二）汉代说

王力、祝敏彻、吴福祥、胡敕瑞等是这一说法的代表。

王力（1944）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曾说“使成式起于何时，现在未能考定。

大约最晚在唐代口语里已经有了”。

后来，他在《汉语史稿》中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

“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

”

在《汉语史稿》中王力先生强调“我们讨论使成式，首先应该撇开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

他举了“扰乱”（《诗经》）、“助长”（《孟子》）、“拉杀”（《史记》）、“扑灭”（《尚书》）四例说明“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

他认为，“扰乱”是同义的词素构成的双音词，“助长”是省略兼为名词的迁紧式，“拉杀”“扑灭”则都是两个动词的并列结构。

并且文中作者还举出了《史记》中的一些例子如“推坠”“射伤”“推远”来说明什么才是使成式。

但是他并未明确说明使成式的判定标准。

祝敏彻（1963）认为使动用法和“外动词+‘而’+内动词（或形容词）+‘之’”式两种语言形式是使成式的前身，与使成式表达一样的意思。

并认为使成式是由“外动词+‘而’+内动词（或形容词）+‘之’”这种句子中的外动词和内动词复合而成。

“在这类句子中，‘而’字连接的外动词和内动词（或形容词）都是剧中的主要叙述词，‘而’前的外动词是主语的行为，‘而’后的使动词是宾语的行为（或性状），二行为之间（或行为和形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一行为（或性状）是前一行为使其如此的。

这类句子的叙述词，如果一旦失去‘而’字的连接，两个叙述词复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使成式。

”并进一步说明：

“两汉时期，汉语叙述句出现了一种有规则的变化。

变化的规则是：

‘而’字联接的单音并列动词，由于‘而’字的消失，而出现了单音动词的复合化。

”这种复合化的表现为：

外动词和外动词的复合化，外动词和内动词的复合化，外动词和形容词的复合化。

并提出这三种复合化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但大致都产生于两汉时期。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汉语内部要求“行使经济，内容明显”，并且这种变化也符合汉语词汇由单音走向复音这一发展规律。

之后祝敏彻（2003）针对太田辰夫的唐代说发表论文《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

在文中根据蒋绍愚先生的两个标准认为“推堕”等已经是使成式，因为“堕”并不具有使动意义，是“推”使之“堕”而非“堕”本身具有使动用法。

吴福祥（1999）从语义和语法两方面切入，将补语分为“指受”“指动”和“指施”三类，并进一步将使成式划分为五种格式，并指出指动补语产生最早（东汉），指施补语产生最晚（宋代）。

胡敕瑞（2005）根据动作和形状的语义强弱将古汉语动词分为三类，“杀”类，“破”类，“熟”类。

根据“破”类词语动作语义特征消失而性状语义特征凸显这一现象作为判定使成式是否产生的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判定出使成式产生于东汉时期。

（三）六朝说

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有志村良治，梅祖麟，蒋绍愚等。

志村良治（1984）发展了太田辰夫的观点，但是认为“使成复合动词并非全都完成于唐代，在复合动词当中，其中也会有较早成熟的使成复合动词。

”志村良治把使成式的复合动词的成立过程归结如下：

1动词的连续用法

（a）~而~之型射而杀之

（b）~之~型射之殆

~兼语~型吹我罗裳开

~宾语~型始皇无道焚书尽

2动词的复合用法

（a）动词的等立连用灭尽尽灭

（b）连用动词的惯用化和定型化灭尽

（c）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打杀=打死

③使成复合动词化

（a）语义的等立性消失愁杀

（b）作为复合词而单词化愁杀

（c）第二音节的自动词化听取

他进一步提出了以“愁杀”这一复合动词作为判定标准。

并指出使成复合动词化的条件“a）用复音节构成的动词，前面的形态素A表示动作的原因，后面的形态素B表示其结果。

b）客观上能够证明，AB两个形态素由于结合已经脱离了各自的原义，引起了语义上的变化。

c）由于AB两个形态素的紧密结合表达一个新的意义。

”

梅祖麟（1991）从纯粹的理论观点出发，列出“V杀”“V死”可能出现的四种句型：

施事者+V杀+受事者（甲）

受事者+V死（乙）

施事者+V死+受事者（丙）

受事者+V杀（丁）

并解释说，在先秦两汉只有（甲）（乙）两种句型，（丙）型不出现。

在两汉时代，“V杀”“V死”出现场合互补。

并且以“V死O”的出现作为判定动补结构产生的标准。

他着眼于分布，对处在V2位置的动词进行统计，判断出它们自动与他动的比例以及所能处的句法位置，用比例说话。

最后指出使成式产生于六朝。

蒋绍愚（1999）在《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中为使成式确定了一个判定标准：

a、只有当使成式中后一个动词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b、使成式中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中心通常在前一个动词。

并以此为原则，对《史记》和《论衡》中的一些被认为是述补结构的词组进行了考察。

最后他认为在《史记》和《论衡》中那些被认为是述补结构的“V1+V2”（如“V败”、“V破”等），都有相应的“V1+N+V2+N”、“V1+N+V2+之”、“V1+而+V2+之”或者是“V2+N”等形式，这说明那些“V1+V2”能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所以还不是使成式。

他举了《史记》中“激怒”一例进行说明：

“乃激怒张仪（史2250）

‘激怒’被认为是述补结构。

但在《史记》中同时又有：

执宛春以怒楚。

（史1665）

欲以怒孙文子。

（史1596）

说明‘激怒张仪’中的怒是可以和张仪构成述宾关系的，‘激怒’还不是述补结构。

”

因此他得出结论：

“在汉代只是具备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或许有个别的词语已经成了动结式，但总的说来，动结式是在南北朝产生的。

”

（四）唐代说

太田辰夫（1958）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

太田辰夫在《中国历史文法》中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的动词很多，因此“从现代汉语语感看来类似使成复合动词的形式从古就有，例如：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尚书·盘庚）以及上面所举的《史记·项羽本纪》的‘击破’就是这样。

但是初一看感到它们是使成复合动词，是因为在现代汉语中，‘灭’‘破’的自动倾向很强。

但是在古代汉语中，‘灭’‘破’也可以是他动词。

因此，这些例中的‘扑灭’‘击破’应该认为是等立的复合动词，而不应该认为是使成复合动词。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完全相同的同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不是使成复合动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使成复合动词”

他认为这种形式多数是在唐代产生的，因为可以认为在那时“两用动词已将逐步固定为自动用法”。

因此他说，“可以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

当然除此之外，为检验使成复合动词究竟是否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他选择了不论在古代汉语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两用的动词来查明一个词的复合方式。

“例如用‘杀’和‘死’那样的词，它们意义上有类似之点，而自动和他动的区别是明确的。

‘杀’从古到今都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也有人根据‘死了心’这样的例子认为‘死’也可以是他动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死’的情况下‘死’的意义也有了变化，仍不能认为它是他动词）。

”

他在文中说，在隋代以前，动词后面都用“杀”而不用“死”，如“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秦始皇纪本）”。

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子用“死”，但这些材料都不可靠，诸如“任意前二师并皆打死（旌异记·珠林）”“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幽冥录，广记438，但《古小说钩沉》做‘杀’）。

而到了唐代，上述例子中用“杀”的地方用“死”的地方就非常多了，所以，他认为使成复合式至迟在唐代产生。

诸位大家对于使成式的判定虽然采用的方法不一样，结论不一样，但是研究的问题却是集中在两点即判断使成式动词的他动性和自动性，及后一个动词与宾语是否构成述补关系。

三结语

人们对于使成式的看法不同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说“一方面所依据的材料不完全相同，但更重要的是对‘什么是动结式’‘怎样判定动结式产生的时代’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词组是否为使成式，不仅在于看使成式的结构形式究竟是怎样。

形式固然重要，但是语言毕竟是一直不断变化发展的，那么它的形式定会跟着变化。

在研究时，应该把形式与语义和语法结合起来。

并且要把研究视野放在当时整个社会语言背景之下，与其他语言现象相结合。

而且不能凭现代汉语的语感去判断一种语言现象，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

参考文献：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

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10-12-2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1985

祝敏彻《使成式的起源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68年第2期

祝敏彻《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

林溢婧《简论使成式产生的时代及判断标准》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12月第6期

胡敕瑞《动结式的早期形式及其判定标准》中国语文2005年第3期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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