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唯一女师长她的部下有七人是开国将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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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唯一女师长她的部下有七人是开国将军
红军唯一女师长：
她的部下有七人是开国将军
在红军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
虽然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老大姐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
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们，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
张琴秋，1904年出生在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小康人家，曾先后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
张琴秋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是一位十分出众的漂亮姑娘，在校时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人物。
张秋琴在读上海大学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之一。
1930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的张琴秋，和丈夫沈泽民一起回国。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二大根据地川陕苏区，张秋琴成为了威风凛凛，足智多谋，令敌闻风丧胆的红军女将军。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
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美丽逼人的阔太太。
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担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不但军事过硬，这位漂亮的女政治主任还能歌善舞，她组织宣传队，亲自教女战士跳舞，还组织了红四军团剧团，并编写剧本。
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
真可谓“文武双全”。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
在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
该营下辖4个连。
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
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妇女独立师由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人员有比较大的减少，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中多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
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抗战前夕，我军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已经成为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
张琴秋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师师长，后来担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人称海归美女红军将领。
陈赓（大将）、陈再道（上将）、王宏坤（上将）、许世友（上将）、王建安（上将）、洪学智（上将）、王新亭（上将）、刘华清（上将）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当时都曾是她的下属。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
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
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中将以上的军衔的。
在《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由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着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
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琴秋并未担任过其所说的“妇女独立师”的“师长”，而是“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
1912至1920年，张琴秋一直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
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
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
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夏，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
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
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
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
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
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
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
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该校的教师。
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琴秋与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
1924年4月，经杨之华等人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婚后他们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
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杨尚昆的夫人）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
张琴秋和沈泽民也都回国。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
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
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初到鄂豫皖苏区的张琴秋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一身戎装，英姿勃勃。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
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
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
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化装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
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
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张琴秋能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
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
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
但沈泽民却不愿走，主张分散打游击，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他说:
“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沈泽民受王明的影响，思想较“左”，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
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
“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玻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
”在沈泽民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同意他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
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为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
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
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
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依依惜别，成了他们一生中见的最后一面。
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茅盾也这样说，但沈泽民不肯离开苏区。
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
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
1933年11月30日，沈泽民病逝，享年33岁。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湖北红安隆重举行。
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
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不禁潸然泪下。
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
“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
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
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
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
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
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
”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2年11月间，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巍巍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前夕，张琴秋被正式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党军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毫不为过。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张琴秋的政治工作时说:
“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行动。
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进行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
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极大不满。
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
12月初，当部队西行至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停下来以后，各种意见都出来了。
红四军政委余笃三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干部王振华、朱光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
一天，张琴秋与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便请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曾中生。
曾中生很理智，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
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
鉴于此，曾中生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
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于是，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准备交给张国焘。
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琴秋去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毕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为密切。
张琴秋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于12月8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
会上，张琴秋和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式作风提出严肃的批评。
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转移，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根据地，尽快把今后的行动方针告诉中央。
张国焘对提意见的同志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挺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
张国焘对于在小河口会议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却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认为打击报复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杀害。
张国焘一天突然找张琴秋谈话，要她揭发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动，并交代与他们的关系。
张琴秋实事求是地谈了小河口给张国焘提意见一事的经过，在《我的声明书》中说:
“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国，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
”张国焘见她态度强硬，拒不认错，于1933年春撤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她到红江县（今通江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
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
当时，有不少人都为张琴秋的撤职而不平。
但她却刚正不阿，对于张国焘的打击，从不屈服。
她胸怀宽广，一切以大局为重，她认为只要是党的工作，干啥都行。
她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岗位。
1933年夏，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五百名女战士，担任护送三百名红军伤员的任务。
在苦草坝附近时，她们遭到了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
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
川军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口，产生哗变，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
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
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1934年3月，在反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不久，张琴秋被正式调到红四方面军中着名的妇女独立团担任团长兼政委。
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一直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女子。
她们都亲切地称张琴秋为“琴秋姐”。
在红军三个方面军中，以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最多。
妇女独立团全团上下的平均年龄不过20岁，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于是成了她们青睐的对象。
总指挥徐向前在妻子程训宣被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了，此后便是孑然一身，而单身的高级领导人当时是很少的。
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的机会，都喜欢在徐向前面前多呆一会。
但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只谈工作，不讲闲话，女干部们吃了闭门羹，只好悻悻离去，对徐向前敬而远之。
妇女团中唯有一人敢和徐向前说笑几句，她就是川北人称为“张大脚”的张琴秋。
徐向前说张琴秋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
妇女团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期间，常常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妇女独立团的工作、生活情况。
有一次她汇报说:
“有些干部爱往妇女团转，想是找老婆哩。
”徐向前问她该怎么办?
张琴秋无奈地说:
“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向前一听就急了:
“没办法?
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
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徐向前接连说出几个“不准”。
但张琴秋却不怕这位女干部敬而远之的总指挥，与他辩论起来，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
徐向前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硬是没那么多的自由。
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
张琴秋提出说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加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
徐向前没有听取张琴秋的意见，最后一锤定音:
“妇女团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被俘，后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回到延安。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
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西路军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
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
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二十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
陈昌浩宣布:
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
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
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
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
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
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
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
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
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
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
在抗大女生大队期间，张琴秋管理着五个分队的七八百人的学习、训练和生活。
当时延安经常遭日军飞机的轰炸。
女生大队地处清凉山，山高目标显，时刻都有遭到敌人空袭的可能。
张琴秋沉着果断，以她多年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在短时间内作出了巧妙而周密的安排。
每天一大早，她就指挥各分队学员带上干粮，分散到事先划分好的山沟中去上课。
等到太阳落山时，响亮的号声又召唤她们回到学校住地。
这么大一支队伍被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学习、训练的正常进行。
不久，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
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并个人捐赠300元钱作为女大的筹建资金。
张琴秋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而且也是个出色的教育行家。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张琴秋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教师们一起安排制定教学计划。
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她除自己兼课外，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深入课堂听课，收集意见，并及时将意见转达给教师，使女大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陈昌浩赴苏联后，张琴秋热情接待陈昌浩的原配妻子刘秀贞;在和陈昌浩的婚姻名存实亡后，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婚。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
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
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前妻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
陈昌浩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这时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也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他和张琴秋。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
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玻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
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刘秀贞及其孩子的问题上，张琴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秀贞带着长子陈祖泽经重庆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但此时陈昌浩已去苏联。
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张琴秋碰碰运气。
面临这种尴尬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
热情的她对倍感失落的刘秀贞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
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
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了一名光荣的抗日战士，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刘秀贞与张琴秋亲如姐妹般地相处着，坦诚相见，相敬如宾。
延安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也是艰苦的。
她们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后，晚上还要聚在一起，点起油灯，自己动手捻毛线，常常是边捻边谈，直到夜深。
如此以往，不但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内容，也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张琴秋常常是主动地向刘秀贞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使刘秀贞又感动又钦佩。
有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
“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
”她的话讲得平静、诚恳而又真挚。
刘秀贞听了，连忙答道:
“那不行!
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工作。
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
琴秋呀琴秋，快别这样说了，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
”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张琴秋听后，不禁为刘秀贞的聪明、果断和坦率感到深为佩服。
一道棘手的婚姻难题，被刘秀贞的一席话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这时，张琴秋才鼓起勇气向刘秀贞转述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
“我要去治病，不能见刘秀贞了。
她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了，我永远是感激她的。
现在已成了这个局面（指他与刘、张间的婚姻关系），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
”谈到这个问题，刘秀贞后来也说:
“昌浩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
”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她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
刘秀贞后来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结了婚。
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阶级感情，默默地担负起照顾刘秀贞生活与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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