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安全生产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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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安全生产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
【安全生产】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
xxxx年xx月xx日
xxxxxxxx集团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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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
朱晶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通信地址：
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邮政编码：
210095
电话：
（025）84395739
Email:
Crystalzhu@
作者感谢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女经济学家培训项目”对本研究的支持和指导。
本研究得到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美国波特兰大学（PortlandUniversity）DeniseHare教授、加拿大温尼伯大学（UniversityofWinnipeg）董晓媛教授、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中国科学院的黄季焜博士、北京大学的姚洋博士以及本文的匿名评阅人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中的任何错误和疏漏均由本人负责。
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
摘要
本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食品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影响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传统的扩大当地粮食种植比重、提高自给自足水平的政策选择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而且不利于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
研究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效地保障这部分弱势人群食品安全的政策选择是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和健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流通机制。
关键词：
食品安全弱势人群市场经济
GrainConsumptionandFoodSecurity
inLess-FavoredRegionsinChina
Abstract
AnempiricalstudyisconductedinthispapertoanalyzefactorsaffectingfoodconsumptionofpeopleinruralareasinChina,especiallyfarmersinpovertyandlowgrainproductionregions.Theresultsshowsthatfoodconsumptionlevelofthesefarmers’areclosely,positivelyrelatedtotheirincomeandpurchasingpower;andthattheexpansionofgrainareapercentage,advocatedbyself-sufficiencypolicyasatraditionalmeasuretoenhancefoodsecurityforthesedisadvantageousgroupofpeople,wouldnegativelyaffecttheirconsumptionandexpenditureonfood.Analternativeapproachtoimproveaccessibilitytofoodforfarmersintheseless-favoredregionsthroughfurthermarket-orientedreformisthereforesuggested.
JELClassification:
Q180,I310,D130
一、引言
食品安全最基本的定义是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健康生活所必需的食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政府在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生产和供应方面看，几十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其中粮食产量于1996年突破5000亿kg大关后已连续数年稳定在5000亿kg左右的水平上，油料、畜禽产品、蔬菜和水果的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总体的粮食和食品安全已有了基本的保障。
但是，如果深入到总体平均安全层面之下，关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食品占有和消费，就会发现不同群体的食品安全需求和保障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发达地区已开始更多地关注食品的营养、卫生标准等问题时，贫困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缺粮的农村地区却仍在为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食品而努力。
以2000年的调查为例，从食物消费量看，无论主食副食，贫困县农民的消费量都低于全国水平—贫困县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28kg，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kg；蔬菜消费量为82kg，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油脂类消费量为5.1kg，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肉类消费量为14.7kg，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kg；蛋类消费量为1.8kg，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水产品消费量为1.1kg，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
作为食品生产、分配和获取方面的弱势人群，他们的消费处于勉强或尚不能满足最低营养标准的水平上，因而需要研究和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提高和加强这部分人群的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不安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
总量供应不足、供应的波动幅度过大、某些人群获取食品的能力不足以及达不到必要的营养卫生标准等。
很明显，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全国食品总量供应充足时，对弱势人群而言，食品的可获性就成为他们食品安全的关键。
对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来说，当地自然资源贫乏、生产条件恶劣及其导致的贫困都是影响他们食品可获性的主要因素。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常鼓励当地农民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以提高粮食产量，即力图通过提高粮食自给自足水平的方式来改善这部分人群的粮食和食品消费状况。
然而，如果过去的低产和贫困本身就是资源匮乏的结果，进一步加大资源利用的强度可能导致环境和资源更加恶化，使当地农民更深地陷入贫困、低产和破坏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之中，长期的食品安全更得不到保障。
因此，如何以更高效的手段和更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弱势人群的食品保障水平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将以实证的方法对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食品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借以判别影响贫困农村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加强这一弱势人群粮食和食品安全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
粮食是我国居民的主食，也是生产其它食品如肉鱼蛋奶的主要饲料来源，因此食品安全的最基本部分就是粮食安全，对贫困缺粮地区更是如此。
本文关注的对象是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
对这一弱势人群来说，食品安全问题的中心是可获性，首先是粮食的可获性。
因而本文的研究目标就是如何提高这一部分弱势人群的粮食可获性。
农民是粮食和其它食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因此，提高农民粮食可获性的途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增加自身的粮食生产，通过提高粮食生产量来增加当地的粮食和其它食品消费量；另一类是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市场有效性，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市场交换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其它食品。
长期以来，扩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一直是政府对所有地区包括贫困缺粮地区的要求。
这样做看上去是保证基本粮食消费和维持自身的供求平衡的最直接方式，因此力争粮食自给自足和流通上的地区分割和封锁都成为保障当地粮食安全的必要手段。
然而，对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来说，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尽管暂时可以增加产量和消费量，但随之而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必然导致单位面积产量迅速下降；在总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也跟着下降。
不仅如此，过度开垦还必然在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同时造成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限制了他们通过市场交换取得食品补充供应的能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这些地区，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能否保证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也在于农民的收入能否长期增长，从而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的保障程度、增加和改善食品安全的内容。
因此，除了能否实现以外，还必须考虑这一政策的经济代价。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粮食和其它食品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另一种政策选择。
它不要求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生产出足够自身消费的粮食，而是鼓励他们调整生产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自身对粮食和其它食品的需求。
当然，这一政策选择要求外部有充分的食品供应，同时市场的有效性不断提高。
只要外部的粮食供应充足、市场有效，农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就能改善粮食和食品的可获性。
从最近20多年的发展来看，全国范围的食品供应已经实现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一些产品甚至过剩很多；同时，农产品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增加收入、扩大交换以保障食品安全的政策选择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也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
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份，相对于东部和其他富裕省份和地区，贫困地区往往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条件落后，因此当地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水平较低，农民收入也低。
受自身生产和购买能力两方面的限制，贫困缺粮地区农民的粮食和其它食品人均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然而，这些地区内部在农民人均食品消费量方面也有很大差别。
如果我们能够确立农民人均食品消费量与粮食生产自给自足政策的实行程度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对上述两种政策选择的有效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同时可以对这些地区今后的食品安全政策提出适当的建议。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分析影响农民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借以判别影响贫困缺粮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制定更有效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农民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其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消费总量中既有自己生产的，也可能有从市场购买的，因而既受收入的约束和价格的影响，也受自我生产的实物量的影响。
表面上看，如果将人均消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产量（或占有量）就应当包括在解释变量中。
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来说，人均产量却不是一个适当的解释变量。
我们的目的是判断自给自足和市场化改革两种政策选择在贫困缺粮地区保障食品安全的效率。
如果将粮食产量和购买量并列作为消费量的解释变量，表面上看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不能给出任何答案，因为分析结果既不能告诉我们各地区、各农户的产量和购买量为什么不同，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增加产量或购买量。
在人均产量较低的地区，如果自己生产的部分全部用于消费，该方程将表现为恒等式，即消费量恒等于产量与购买量之和，数学上就无解，更谈不上经济学的解释和政策涵义。
即使人均产量大于其中自身消费部分，这样的实证分析只能告诉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数量与其中用于自身消费数量有什么关系，并不能真正回答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将人均粮食产量作为解释变量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毫无疑问，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农户来说，人均产量与消费量之间通常存在正相关，缺粮地区更是如此，而且这些地区任一时点上产量与播种面积之间也存在正相关。
如果我们不能在方程中同时解释产量（以及消费量）与扩大播种面积的动态关系，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实际上呈负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明确揭示自给自足政策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实际上对食品安全起负作用，那么，就有可能从实证分析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既然人均产量与消费量呈正相关，要加强食品安全就要增加人均产量，因而进一步扩大播种面积是合理甚至必要的政策选择。
因此，本研究选择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作为代表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变量，与人均收入一起作为食品消费的主要解释变量。
如果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比重与农民人均食品消费量之间呈现负相关，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假说，即在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贫困缺粮地区，强行要求粮食自给自足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当地农民的食品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
反过来，如果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与人均食品消费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同时人均收入与粮食播种面积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就可以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假说，即在这些地区鼓励农民调整生产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提高收入的同时加强食品安全。
三、模型、数据与结果
（一）模型与数据
如前所述，农民的粮食和其他食品消费数量受收入、价格和自我生产等因素的影响，另外，消费习俗和自然、文化的因素的影响也起一定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粮食作为基本食物和其它食物的转化来源，其消费量除了直接食用以外，还包括肉、鱼、蛋、奶这些需要粮食予以转化的消费部分。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上看，包括上述各种类别的总体食品消费的基本满足才是粮食安全的真正目标，因此本研究中除了粮食直接消费量以外，还选择了一个能涵盖并较为简便地综合所有食品消费的指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反映总体粮食安全以及食品保障程度的被解释变量。
针对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选择了人均收入、价格、人均土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比重作为解释变量。
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
Y代表人均粮食消费量或食品消费支出；
I代表农民人均收入；
P代表粮食和食品价格指数；
A代表粮食种植面积比例；
S代表人均土地面积
D代表贫困缺粮地区虚拟变量；
ε为误差项；
t为年份下标；
j为省份下标。
农民人均收入代表了农民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以经过物价指数调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收入越高购买力越强，预期食品消费量与收入呈正相关。
粮食和食品价格的指数只能体现粮食和食品总体价格年度间的变化，分别用于对粮食消费量和食品消费支出的回归方程。
根据价格对消费的收入和替代效应，价格的变动应与消费数量呈负相关，但食品消费的刚性不可忽视。
对于不同农户个体来说，可用于生产的土地总面积的大小--在方程中以人均总播种面积指标表示--会对其粮食和其他食品消费产生影响，面积大往往会提高从生产中直接获取的食物如粮食的数量，但并不一定也能增加对其它食品的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粮食播种面积比例过高通常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在某些地区也可能导致单位面积产量甚至总产量的下降，因而预期与食品消费支出可能呈负相关，与粮食消费量也可能呈负相关。
以上假说适用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
此外，根据对贫困缺粮地区食品安全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地区人均食品消费量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更加显著，与粮食播种面积比例的负相关关系也更加显著。
因此，我们设立了地区虚拟变量D，将这一变量与代表人均收入和粮食播种面积比例的变量I和A相乘，用两者的乘积DIt-1j和DAt-1j来测算贫困缺粮地区人均食品消费对收入和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反应是否与其他省市自治区有明显区别。
我们有理由预期，DIt-1j的回归系数可能为正数，既贫困缺粮地区人均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全国其他地区；而DAt-1j的回归系数可能为负，即从长远来看粮食自给自足政策对这些地区人均食品消费的负作用更大。
为使结果简明易释，食品消费支出、粮食消费量、人均总播种面积、收入等指标均取对数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农民作为粮食和其它食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实践中生产影响消费，消费亦影响生产，消费和生产的决策往往同时做出。
由于本研究的目标更多地在于预计今后决策对消费的影响而非结构分析，因此着重从对消费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
受农户数据资料的限制，研究在省级数据层次上进行。
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开发表的1985-2000年期间有关生产、收入、消费和价格的分省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和截面资料。
因为本研究的重点是农民这一群体，北京、上海、天津等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直辖城市没有包括在内，西藏藏族自治区因数据匮乏也没有包括在内。
为了保值数据的前后一致性，海南和重庆的数据分别加入广东和四川的相应资料。
另外，本研究以近十多年来粮食人均占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缺粮”的标准，以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标准为“贫穷”的标准，筛选出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贵州、云南、广西、河南（河南省的人均粮食产量有1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贫困缺粮省。
考虑到当年的消费受上一年生产和收入的影响，在省级数据中农民收入、总播种土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比例采用上一年的数据。
可以推论，由于分省数据掩盖了省内各市县人均食品消费的差异，基层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不同政策选择可能导致的效率差异也可能更大。
（二）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1985-2000年省级数据对全国和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人均粮食消费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列在表1中。
表1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和食品消费支出影响因素（1985-2000）
因变量
解释变量
常数项
LnIt-1
P
At-1
LnSt-1
DlnIt-1
DAt-1
调整后R2
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1.16
（6.79）
0.35
（8.37）
-0.00
（-0.02）
-0.25
（-2.08）
-0.29
-7.47
0.07
（1.15）
--0.32
（-2.88）
0.60
人均粮食消费量
5.63
（70.16）
-0.03
（-1.57）
-0.00
（-0.06）
-0.14
（-2.06）
0.04
1.98
0.01
（0.28）
-0.18
（-3.00）
0.27
说明：
1.全国包括除北京、天津、上海、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和自治区，其中海南省并入广东省、重庆并入四川省计算。
贫困缺粮省包括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贵州、云南、广西、河南等八省。
2.括号中数字为t值。
资料来源：
本研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对农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收入对农民的食品消费有着显著的正作用，粮食播种比例的加大则对消费有明显的负影响。
从全国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每增加1%，用于各类食品的总消费支出就会比原来的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35%；粮食播种比例每扩大1%，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就会减少0.25%。
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对收入的影响更敏感，表现为地区虚拟变量与收入变量的乘积项系数为正；对粮食种植面积比例变化的影响也更加敏感，粮食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每增加1%，贫困缺粮地区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57%,比全国总体水平（-0.25）多出0.32个百分点。
从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回归结果看，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尽管绝对值不高却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消费较低的价格弹性以及粮食作为我国农民基础和低等食物消费的劣质商品性质，即当收入提高时，食品消费将向更高级的类别如肉鱼蛋奶等转移，这一点从前一方程回归结果中收入与食品消费总支出的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
与前一方程类似，粮食消费量方程中粮食种植面积比重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贫困缺粮地区的回归系数比全国总体更是低出0.18个百分点，说明贫困缺粮地区粮食种植比例的扩大对农民粮食消费量的消极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价格因素在以上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虽符号为负，但都绝对值极小且不显著。
说明食品消费总支出和粮食消费量受价格变动较小。
这一点可以由食品消费的刚性予以解释。
在食品价格上升时，下降的往往不是用于食物的开支而是实际购买到的食物的数量。
而粮食作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主食，其消费量即使是在价格上升时也基本维持。
因此可以推定，在食品价格上升时，那些被视为“奢侈品”的肉鱼蛋奶等食品的消费数量将被减少。
代表农户土地占有量的人均总播种面积对其食品消费的影响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结果说明，虽然人均耕地占有量高的农户可能比低者享有略高的粮食消费水平，但其总的食品支出却比后者为低。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人均播种土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收入更多地是从种植业生产（考虑到我国的种植结构特点，大多数是粮食生产）中来，与其它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相比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影响总的食品消费支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本研究的基本假设都得到了相当的支持。
与其他地区比较，贫困缺粮地区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对收入的变化更加敏感，因为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用品的收入弹性更高；同时，如果他们可以少种粮食作物，食品消费总支出也会增加得更多。
后者的部分原因在于过于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可能会降低农民收入，从而减少了他们的食品消费总支出，即粮食播种面积比例与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
相比之下，粮食直接消费数量所受影响较小。
这也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
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粮食的需求刚性显然较高，因而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较小。
但是，提高食品安全本身就要求改善食品结构使之更加符合营养、卫生方面的要求，因而粮食消费量的回归系数统计上不显著并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回归方程的R2值并不高。
与某些t统计检验数值不高一道，说明还有许多变异不能简单用上述几个变量的变化加以解释，其它一些影响消费的因素还未包括进来。
但是，就本研究的目标而言分析结果已经可以基本满足。
如果今后资料允许，在农户数据层次做进一步的分析将是对本研究的有益补充。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1985-2000年期间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1．农民食品消费水平更多地与其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紧密相连，而扩大粮食生产的比重实际上对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消费带来负面影响，贫困缺粮地区更是如此；
2．收入水平和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对农民食品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大于对粮食消费量的影响，贫困缺粮地区更是如此。
第一个结论表明，我国长期实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
在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这一政策不仅不能促进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增长，相反，缺导致当地农民人均粮食和整个食品的总消费量相对减少，降低了食品安全的保障程度。
即使对全国来说，过分强调扩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也因降低农民收入水平而影响其食品安全的保障程度。
由于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低下，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往往导致农民收入下降。
据计算，粮食播种面积比重与农民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17，即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收入要降低0.17个百分点，贫困缺粮地区则更严重，约为0.58个百分点（本研究）。
因此，鼓励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和收入极大化的原则调整生产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措施，也是加强食品安全特别是弱势人群食品安全的重要政策措施。
第二个结论表明，食品安全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粮食以外其它食品消费量的增长。
随着收入的增长，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增长不多，而其它食品的消费量将增加得更多。
从目前的水平看，贫困缺粮地区农民粮食、蔬菜和食油消费量与收入的相关系数高于全国，而肉奶禽蛋等食品消费量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低于全国水平（详见表3）。
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今后这些地区农民对粮食以外其它食品的需求一定会加速增长。
事实上，本研究的回归分析已经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对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总支出的刺激作用远远大于对粮食消费量的影响。
因此，今后食品安全将越来越表现为粮食以外其它食品消费量的增长，以及营养卫生标准的提高。
表3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相关系数
（1985-2000年期间）
粮食消费量
蔬菜消费量
食油消费量
肉类消费量
禽类消费量
蛋类消费量
水产品消费量
全国
0.07
0.03
0.30
0.18
0.69
0.59
0.80
贫困缺粮省
0.26
0.17
0.44
0.10
0.51
0.51
0.61
说明：
1.全国包括除北京、天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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