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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学研合作研究综述
我国产学研合作研究综述
产学研合作，是联合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三类技术创新主体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产学研合作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学研合作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模式和高校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可见，走产学研合作发展之路仍然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选择。
目前，产学研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但是由于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参与，产学研合作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基础
1906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工程学院教务长赫尔曼.施奈德开创了产学研合作模式，后来在80年代被引入我国。
产学研合作从诞生到发展至今，就紧密地联系着企业生产和高校教育实践，对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较少，我国部分学者以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产学研合作形式进行了分析。
知识转移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环节，基于知识转移视角的产学研合作理论比较丰富。
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既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内部转移，也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移（王娟茹、潘杰义，2003；王艳等，2009）。
在此基础上，曾德明等（2009）将超循环理论引入产学研合作的知识转移分析，具体分析了知识转移超循环系统中的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和超循环，并强调了知识本身属性对知识转移的障碍。
在高校、企业、政府等不同的主体进行产学研合作时，由于各自的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存在着大量复杂的冲突，杨东升、张永安（2007）将冲突分析理论用于产学研合作分析，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冲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最可能直接出售科研成果，并希望企业采取参与合作研究的行动，而政府的选择是“支持”。
产学研合作连接着技术创新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供应链理论可以认识其中的局限性，比较适合的是引入供需网理念（倪明，2009）。
根据系统理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典型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动态性（张永安、张路，2008）。
陈士俊、柳洲（2008）在产学研三个创新主体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中介机构、市场三个元素，阐述了产学研合作的“钻石琥珀模型”。
二、产学研合作模式
我国于1992年开始大力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大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逐步加入到产学合作中，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各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如何选择最优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要视实际情况来定。
（一）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类型
根据主导者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型、学校主导模式、校企联合共建模式（毛钟红、余国杨，2009）。
根据知识转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技术转让与协作模式、契约联合模式、产学研集成一体化模式（王娟茹、潘杰义，2002；王艳等，2009）。
孙刚（2009）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四种产学研合作模式，即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模式、联合共建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模式、企业附属研究院、项目联合模式。
王伟（2009）分析了安徽省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现行模式，基本与孙刚（2009）提出的模式一致。
王文岩等（2008）根据产学研合作中政府作用的不同，分为市场自发模式、政府引导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
在此基础上，张玉强、宁凌（2009）专门探讨了政府介入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可以分为政府指令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和谐互动模式。
谢科范等（2008）把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分为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其中，传统模式包括成果转化模式、项目委托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现代模式包括合作研发模式、平台运作模式、战略联盟模式。
（二）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评价
经过多年的发展，产学研合作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形式，也成为一种重要的高校办学模式，围绕高校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的问题有较多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很多模式中高校自身职能定位不清，忽视了产学研合作的“教育”目标，对于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的本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申学武，2001；毛钟红、余国杨，2009；陈晓梅，2009；刘光辉、后小仙，2009）。
王伟（2009）分析了安徽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认为现有模式下，产学研对接基本还处于间歇共生状态，企业与大学的联系与合作普及化程度不高，合作内容仍然较少，范围较为狭窄，科技供需信息交流沟通不够紧密和及时，信息传输管道也不够通畅，大学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贡献率不高。
尽管高校产学研合作械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多样化的模式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最优化的模式，申学武（2001）设计了一种优化改进的高校产学研合作“钻石模式”。
刘光辉、后小仙（2009）认为，在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中，企业要着远长远目光，应在多方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还应扩展合作模式。
而张玉强、宁凌（2009）则认为，当前条件下，政府主导模式能积极推动和发展产学研合作的进程，体现出较大的优势，依赖企业行为的产学研模式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不适合眼下经济条件。
倪明（2009）分析了传统供应链理念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的若干局限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源于模式自身的特性，如合约性、有限功能性、链式结构、静态稳定性等。
王艳等（2009）认为，知识转移的特点是产学研合作不同模式形成的决定因素，知识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知识转移由难到易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
从众多学者对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可持续性强、紧密合作、内容丰富化、网络化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陈晓梅，2009；王艳等，2009；张玉强、宁凌，2009；王文岩等，2008；申学武，2009；谢科范等，2008）。
三、产学研合作的主体及行为
产学研研合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模式，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产学研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在我国，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也有必要参与到产学研合作中（陈立泰、林川，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张玉强、宁凌，2009；丁荣贵、孙涛，2008）。
中介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对促进产学研合作的良性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光辉、后小仙，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朱彦龙等，2005）。
（一）高校的职能角色及行为
我国高校教育的的一个弊端在于只重视学术成果，而忽略了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毛钟红、余国杨，2009；刘玲令等，2009）。
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模式，既有助于解决高校科研与生产实践脱节的障碍，又能向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使产学研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人才，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仍然要以人才培养为前提（毛钟红、余国杨，2009；刘光辉，后小仙，2009）。
毛钟红、余国杨（2009）认为，对高校产学研合作而言，“产”应是“促学发展”的产，“研”应是“促学深化”的研。
陈晓梅（2009）认为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提升学生素质，并直接为社会输送人才。
杨友文、叶敏（2002）指出，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提供“人才库”，其二是提供“知识库”和“思想库”。
遗憾的是我国高校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往往自身定位不准确，或者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最突出的表现是忽视了教育的基本功能（申学武，2001；陈晓梅，2009；刘玲令等，2009），这实际上是办学思想错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申学武，2001）。
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高校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保障体系不健全（申学武，2001），缺乏成熟的推广体系（申学武，2001；陈晓梅，2009），知识和技术从高校向企业意向流动（陈晓梅，2009）。
规范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的职能角色，高校应当转变思想和观念（申学武，2001；杨友文、叶敏，2002），实现开放式办学（申学武，2001；刘玲令等，2009），确实全方位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陈晓梅，2009），应当根据自身类型合理分工，对合作对象的选择各有侧重（刘光辉，后小仙，2009），加大R&D投入，保护好知识产权（杨友文、叶敏，2002）。
（二）企业的职能角色及行为
企业作为技术成果的需求方，直接将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产品生产，既是联接科技与产品的环节，又是联接产品与市场的关键环节。
马俊如（2005）认为，产学研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周国红、陆立军（2005）用实证调研分析肯定了产学研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毛钟红、余国杨（2009）认为，产学研也是企业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利措施。
企业是产学研合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应居于主导地位或核心主体地位（李国光，1998；马俊如，2005；马宁，2006；张玉强、宁凌，2008；刘光辉、后小仙，2009），企业的需求导向是产学研的核心（毛钟红、余国杨，2009）。
马宁（2006）认为，企业作为主体进行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发展具有内生性，这产生了企业主导地位的必要性。
刘光辉、后小仙（2009）认为，企业的主导地位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克服高校创新与实践脱节的弊端的需要。
现实中，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充分体会出来，政府占主导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还大量存在（刘玲令等，2009）。
王辉、张小菁（2009）对湖南企业参加产学研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为了维持良好的合作模式和实现企业自身利益，企业需要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
马俊如（2005）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应建设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和研发机构，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门槛。
马宁（2006）认为应当围绕产学研合作中企业创新主体配置科技资源的运行模式，技术市场、金融、产权等机构组建为联合交易机构，将科技条件、政策、高校科技资源向企业倾斜。
刘光辉、后小仙（2009）认为，企业要注意双赢原则，以互得互惠的原则相互协商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中小企业就采取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盟模式来克服资金技术的缺陷。
毛钟红、余国杨（2009）认为，企业要善于把握机遇，技术人员要抓住通过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打开市场的机会，指导企业生产行为。
（三）政府的职能角色及行为
产学研合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依靠现有市场制度还难以克服现实中存在的多种问题，政府仍然有必要参与到和学研合作中。
经过多年的产学研合作实践，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立泰、林川，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张玉强、宁凌，2009；丁荣贵、孙涛，2008）。
政府可以在产学研合作中起主导作用（陈立泰、林川，2009；刘玲令等，2009），还可以起宏观指导作用（陈立泰、林川，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还有动力和协调作用（陈立泰、林川，2009）。
政府在产学研中的角色可以扮演为引导者、推动者、协调者（陈立泰、林川，2009；刘光辉、后小仙，2009）。
政府的作用可以通过计划、制定政策、引导产学研主体等方式发挥出来（陈立泰、林川，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刘光辉、后小仙，2009），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的形式为产学研合作做出直接贡献（王开胜等，2004；丁荣贵、孙涛，2008）。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在产学研中所发挥的主要职能应该不同，政府直接介入的程度会逐步降低，间接性作用则会加强（张玉强、宁凌，2009）。
我国政府在产学研结合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在合作的许多环节还需要加强，主要表现为：
产学研结合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政府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法规制度尚不健全、政府尚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多渠道筹集合作资金方面作用欠缺等（邵任薇、彭未名，2009）。
政府要承担起产学研合作中制度建设和立法保障的责任（刘玲令等，2009），主要应制定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激励与保障制度（陈立泰、林川，2009）。
刘光辉、后小仙（2009）认为政府应在产、学、研三方中作好调查研究，在产、学、研合作中穿针引线，发挥出“红娘”作用。
丁荣贵、孙涛（2008）分析了政府投资项目治理的具体策略，并探讨了理论研究框架。
王开胜等（2004）分析了政府产学研合作基金的形式和特点，肯定了它在促进产学研中的积极意义。
胡恩华（2002）提出，政府在引导产学研合作时要着眼于市场，依据市场规律办事，就当间接性对产学研合作发挥作用。
（四）中介与金融机构
产学研合作虽然以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为主，但其顺利运行需要科技中介的支持。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中介机构在转化科技资源、服务企业创新过程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主张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的中介机构（胡恩华，2002；朱彦龙等，2005；辛斐斐，2009；邵任薇、彭未名，2009；陈立泰、叶长华，2009）。
朱建设（2002）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查询手段，创新过程中常出现重复和交叉的现象，影响了合作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益，成为了产学研合作的中介障碍。
我国中介机构较少，服务水平和能力有限，地位还不明确（陈立泰、叶长华，2009）。
邵任薇、彭未名（2009）指出，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大多功能单一，提供信息服务缺乏及时或准确性，而且中介方的地位及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中介机构应该形成信息服务的方式转移科技资源的优势（朱建设，2002；邵任薇、彭未名，2009），中介机构的建设主体就该是多元化的（邵任薇、彭未名，2009），并需要政府创造出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予以支持（辛斐斐，2009；刘光辉、后小仙，2009；陈立泰、叶长华，2009），中介机构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服务水平（朱建设，2002；邵任薇、彭未名，2009）。
部分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应该吸纳金融机构的参与（李敬波，2005；刘光辉、后小仙，2009；陈立泰、叶长华，2009），因为金融机构不仅可以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李敬波，2005；刘光辉、后小仙，2009），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合作创新中的风险，完善风险投资体系（陈立泰、叶长华，2009）。
如果把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共同吸纳到产学研合作体系中，就实现了“官产学研金”联合，是对产学研合作的扩展（李敬波，2005；陈立泰、叶长华，2009）。
四、产学研合作的机制
我国产学研合作的运行过程中，合作动力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缺乏战略意识和长远规划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发展（刘旭东、赵娟，2009）。
完善和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机制是产学研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内学者提出了多种产学研合作应形成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其中内部机制主要由高校、企业构建和规范，外部机制需要政府或社会系统建设。
（一）内部机制
第一类内部机制主要由产学研合作各参与主体独立进行完善和创新，例如开放性机制、高校自适应机制等。
刘旭东、赵娟（2009）认为，为了克服信息缺乏与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产学研合作主体应建立开放性机制，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组建双向信息系统。
杨友文、叶敏（2002）指出高校应建立适应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包括转变观念、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人才培养、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中试基地建设等。
第二类内部机制主要是由产学研合作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完善和创新的机制，例如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共担机制、人才流动机制。
合理的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是产学研合作中非常重要的机制（胡恩华，2002；刘旭东、赵娟，2009；易玉、刘祎楠，2009；郑丽华，2009）。
易玉、刘祎楠（2009）提出，要构建一种利益与风险一致的收益分配与责任承担机制，谁承担风险大，谁收益多。
胡恩华（2002），刘旭东、赵娟（2009）认为，目前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承担了主要的风险，而高校几乎不承担风险，建立完善风险共担机制应减轻企业的风险，对高校的责任提出更高的要求。
王毅、吴贵生（2001）分析了促进粘滞知识转移的利益机制，提出了与销售收入紧密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
林莉等（2009）认为，产学研合作主体应共同构建和完善有利于知识面转移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文化协同机制、沟通机制、信任机制、学习机制等。
冯峰、王亮（2008）提出了一种小世界网络模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强调了信息资源获取和传递机制对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
（二）外部机制
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最直接外部动力来自市场，因此产学研合作必须借助于完善的市场机制的支撑（丁堃，2000；郑丽华，2009），具体包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竞争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选择机制、市场法律调解机制（郑丽华，2009）。
刘旭东、赵娟（2009）认为，监督与绩效考核机制对选择最具前景的项目具有指导意义，这项工作要依托政府部门联运进行。
胡恩华（2002）探讨了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的策略，多元化投资主体，有力的政策支持、科学合理的风险化评估体系都是要努力的方向。
郑丽华（2009）认为，在产学研合作中，政府要转变职能，构建完善适应的社会支撑体系，当前需要提升立法层次，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权威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民营企业技术支持中心及研究中心。
五、简要述评
产学研合作是加速科技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在产学研合作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学术研究也硕果累累，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策略指导。
关于产学研合作的理论基础，目前主要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
实际上，产学研合作涉及到多方参与主体，主体间需要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产学研合作主体的行为受整个创新系统的影响，博弈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适合于分析产学研合作，这是产学研合作理论研究需要梳理的问题。
产学研合作已经涌现了多种运行模式，学者们对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各种模式的特点为主，并提出完善和规范的方法建议，但缺乏对各种模式适用条件的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较高，但是受资金和技术的局限较大，合适的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尚不成熟，这个问题需要大力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中主导地位的参与主体还有较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应当居于主导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当居于主导地位，究竟谁应该居于主导地位，发挥关键作用，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学术界开始肯定了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积极作用，但实践中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中介和金融机构不多，因此缺乏实证研究，中介和金融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经济行为的研究还停留在规范分析上。
产学研合作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借助完善的创新机制，目前学者们对产学研运行机制进行较深的理论分析，但缺乏针对性，缺乏具体的环境中如何完善和规范产学研合作机制的研究。
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在宏观层次上的研究较多，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很少，对产学研的实证调研以及将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产学研合作研究都是学术界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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