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西南的对外交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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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西南的对外交通
二、中国古文献所载西南地区的早期对外交通
贾谊《新书》卷9《修政语上》记载：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国幽都及狗国与人身鸟面及僬侥。
”①其中几个地名和古国、古族名，颇与古蜀和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线有关。
独山，即蜀山，独字上古音屋部定纽，与渎字音同相通，《史记·封禅书》即作“渎山”，指岷山，即是蜀山。
②狗国，先秦岷江上游有白狗羌，称为“阿巴白构”，为牦牛羌之筰都，即《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说：
“筰，白狗羌也。
”筰都在战国至汉初渐次南迁至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逐渐南迁至雅砻江流域今四川凉山州西南部之盐源等地区。
③“人身鸟面”，似与古蜀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人面鸟身有一定关系。
④而狗国与人面鸟身相联系，则可能暗示着三星堆古蜀人与白狗羌在族群上的某种联系。
僬侥，或作焦侥，始见于《国语·鲁语》，其后《史记》、《后汉书》、《山海经》、《列子》、《括地志》诸书中有所记载，说其人身高不过三尺。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
“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
”《海外南经》所记略同。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即焦侥国”。
方国瑜先生引证李长传《南洋史纲》说：
“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曰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
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在有史以前，居住半岛，自他族徙入，遂见式微。
”方先生认为，永昌徼外僬侥夷，当即古之小黑人，惟不详其地理。
⑤夏光南和波巴信认为焦侥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
⑥其实，就印度历史看，所谓小黑人，即是尼格罗种系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主要居民，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后，当北方操雅利安语的印一欧人从欧亚草原进入印度北方时，达罗毗荼人迁移到恒河流域、印度南部和印度东北等地，今天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卡拉拉邦、东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人身上，还可以见到达罗毗茶人的体质特征。
⑦印度河文明衰亡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此后，达罗毗荼人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东印度和南印度迁徙。
这个时期，正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接触交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来源于印度洋的大量齿贝，古蜀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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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阎振益、钟夏：
《新书校注》卷9《修政语上》，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360页。
②《史记》卷28《封禅书》：
“渎山，蜀之汶山。
”《索隐》云：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愍山在西。
郭璞注云：
‘山在汶阳郡广阳县，一名渎山也’。
”愍、岷古今字。
（第1372页）
③参见段渝：
《四川通史》第1册，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页。
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中有1件鸟脚人身像，腰部以上断裂，损毁不存。
这件雕像腰至大腿、小腿为人身，脚为鸟爪，踩在一只作飞翔状的青铜鸟的头上。
根据这件雕像的形态和意境，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1件青铜神坛的上层所铸有高踞四周的青铜鸟头，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鸟头像和陶制鸟头勺柄等情况分析，这件鸟脚人身青铜雕像的头部很可能是鸟头。
⑤参见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16页。
⑥参见夏光南：
《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
波巴信：
《缅甸史》，第10页。
⑦参见刘建、朱明忠、葛维钧：
《印度文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
参见R．塔帕尔（RomilaThapar）：
《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按，实际上，达罗毗荼人包括尼格罗人和地中海人两部分，一般认为，辉煌的印度河文明即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的。
制，①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巨量象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的。
李学勤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见到该校收藏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是在缅甸以南；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黏附的一些织物痕迹，经台湾学者检验是木棉。
②木棉即《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新唐书·骠国传》等所说的“帛迭”，也就是所谓橦华布，主要产于缅甸。
这些文化因素的直接来源，颇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印度阿萨姆和上缅甸有关，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交通，应是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的。
这表明，中、印、缅之间的交通、交流和互动，不但在商代确已存在，而且缅、印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还通过古蜀地区输往中原商王朝。
③
古代东印度阿萨姆有一著名的迦摩缕波国，中国史籍记为盘越国，或滇越，滇越的东南即是上缅甸。
公元前3世纪以前，上缅甸不曾存在任何国家，而印度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势力已扩张到东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
④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
“盘越国，一日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
”盘越，《后汉书》误作“盘起”。
⑤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
⑥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
⑦《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
《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
”⑧这里所说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
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直接毗邻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
⑨《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
《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
“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
《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还记载：
“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
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
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
”这些记载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这一线就是古蜀人出云南到东印度进行商业活动的线路。
由此不难知道，古蜀三星堆文化和中国西南文化中出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其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由蜀商通过当时已从印度河流域东迁至阿萨姆的原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那里了解，并往来传递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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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渝：
《试论商周时期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②参见李学勤：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2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1，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③商王朝与古蜀国之间，既有战争的对抗，又有和平的交往，双方还存在微妙的贸易关系。
参见段渝：
《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④B．M．Barua，A50kaandHisInscriptions，Calcutta：
NewAgePublishers，Ltd．，1955，PP．64—69转引自汶江：
《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⑤《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第860页。
《后汉书》卷88《西域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⑥沙畹：
《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57页。
⑦汶江：
《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⑧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页
⑨《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年，第428页）《后汉书·哀牢传》记载：
“（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
（第2849页）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2、24页）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记载。
考古资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
而后来在中、印、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
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国、比哈尔、奥里萨、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云南考古中常见的形制。
①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部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区是常见之物。
②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孟加拉国）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
③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50公里的缅甸猛拱地区，这个地区当属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的永昌郡内外。
阿萨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④这同样是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⑤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⑥这显然同有肩石器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所显示的族群移动有关。
《新书·修政语上》还提到“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西王母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在中国的西方。
近年有学者认为，“王母”是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rea的化身。
⑦葛剑雄先生认为，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昆仑山、西王母所在的“西方”，实际上指的是西南，不仅包括今四川、云南，甚至包括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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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阚勇：
《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
云南省博物馆，1981年，第45—67页。
杨甫旺：
《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云南文物》第37期，1994年。
②礼州遗址联合考古队：
《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参见饶宗颐：
《梵学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356页。
④印度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见H．L．Movius，“EarlyManandPleistoceneStratigraphyinSouthernandEasternAsia，”PapersofthePeabodyMuseumofArchaeologyandEthnology，vol．19，1944．ShshiAsthana，HistoryandArchaeologyofIndia’sContactswithOtherCountries-FromEarliestTimesto300B．C．，Delhi：
B．R．PublishingCorporation，1976，P．154．参见童恩正：
《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⑤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博物馆：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⑥参见陈炎：
《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关于缅甸的古代民族的来源问题，参见李绍明：
《西南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35—48页；贺圣达：
《缅甸藏缅语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兼论其与中国藏缅语诸民族的关系》，方铁主编：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关于孟高棉语的问题，可参见何平：
《中南半岛北部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方铁主编：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第18—33页。
⑦库尔班·外力：
《西王母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的南亚次大陆和中亚，①确实是有道理的。
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在今阿富汗。
渠搜，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称西戎中有“渠搜”，《汉书·地理志》将“搜”改作“叟”。
《汉书·武帝纪》诏云：
“北伐渠搜，氐羌来服”，可知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
叟人是古代氐羌的一支，也是今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族的一支先民，这不仅从现今四川凉山彝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居北方，以及古侯和曲涅两支人在唐代从云南昭通渡江进入凉山的事实中得以说明，②而且从在云南昭通发掘出的晋代霍承嗣墓葬的壁画中也可获得叟人与彝族关系的实证。
③该壁画绘有当时夷汉部曲的形象，其中的夷人即当地的叟人，他们的装束与现今凉山彝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披毡、赤足、椎结等等。
晋时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一带）和越西郡（今四川凉山一带）境内的叟人属于同一民族，习俗相同，形象相似，得以古今印证。
④贾谊既将僬侥与狗国和人面鸟身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与西王母、大夏和渠搜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些古国古族之间有着往来交流的关系，而这一联系交流和往还线路，恰恰是古蜀文明从岷江流域经西南夷之牦牛种白狗羌地区（即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之牦牛道）至上缅甸再至东印度西行至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线，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中张骞所谓的蜀身毒道。
《新书》关于这些古国古族交流往来的记载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应是贾谊对西汉初年关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闻的记录。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传》记载：
“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
⑤东汉时僬侥进献封牛，所谓封牛，即牛脊梁凸起成峰的峰牛，这种牛的青铜雕像在云南大理地区的战国秦汉考古中有大量发现。
峰牛产于印度，为中国所不产，云南大理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峰牛青铜雕像，即与印度僬侥有关。
这说明，中印之间通过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频繁的程度。
东汉时，“永昌徼外夷”多次遣使从永昌（今云南保山）通过西南夷地区进入中原京师进献方物，⑥其中除僬侥外，还有敦忍乙、掸国等。
据学者考证，这些族群和古国多在今缅甸境内。
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⑦方国瑜先生认为敦忍乙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
⑧掸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罗马帝国。
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部行程。
贾谊《新书·修政语》还将蜀、越、交趾联系在一起，越为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古族，先秦秦汉时期的南中地区亦有相当多的越人，《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古文献亦称南中有“濮越”、“滇越”等；交趾在中印半岛北部，有雒田、雒王、雒侯、雒将。
⑨联系到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歧锋牙璋，越南北部永福省义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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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葛剑雄：
《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13页。
②参见李绍明：
《关于凉山彝族的来源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
③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④李绍明：
《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⑤《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哀牢传》，第2851页。
亦见《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07页。
⑥见《后汉书》卷4《和帝纪》、《后汉书》卷5《安帝纪》、《后汉书》卷51《陈禅传》、《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第177、183、231、258、1685、2851页。
⑦夏光南：
《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
⑧方国瑜：
《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
⑨王国维：
《水经注校》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56页。
发掘出土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A类灰坑等，①以及在四川凉山州、云南以及越南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发现的大量蜀式三角形援青铜戈，②云南和中印半岛出土的大量铜鼓，和《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等文献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交趾建立“蜀朝”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至中印半岛的交通线是畅通的，③这不仅与战国晚期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南迁交趾有关，而且同从商代以来中越文化的早期交流互动有关。
王嘉《拾遗记》卷2记载，周成王即政三年，泥离之国来朝。
法国学者鲍梯氏认为“泥离国即埃及国泥罗河之转音”，久良认为是“印度拿拉镇之转音”，拉克伯里认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奴莱。
《拾遗记》卷2还记载，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
从献玉和赤象来看，旃涂国有可能是缅印地区之国。
五年，“有因祗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
体貌轻洁。
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
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飖不能自止也。
其人善织，以五色丝纳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
“六年，燃邱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
其国使者皆豢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
张星烺认为：
“豢头尖鼻，或者即欧洲之白人也。
”④
过去学者在对《拾遗记》所述故事进行解释性研究时，或没有凭借可靠的参考资料，或其解释缺乏依据，多有比附之嫌。
当笔者在系统研究古代巴蜀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与文明后，再来分析《拾遗记》所述故事，可以发现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如：
一是“五”这个数字，与古蜀人的尚五习俗是否有关?
古代蜀人尚五，在社会组织、文物制度等方面均以五为纪，秦始皇在蜀整修道路，亦以五尺道命名。
⑤二是丝，五色丝，当为织锦，是否与蜀锦有关?
三是五色之玉和赤象，五色之玉当为翡翠之类，象则是缅甸和印度的特产。
由此可以认为，《拾遗记》记载的这几个古国应该都在西南方向，当在印度支那半岛或南亚次大陆，与中国西南相毗邻。
四是拳头尖鼻，这种形象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极为近似，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
三星堆文化族群的主体属于古代氐羌民族系统，而古羌人的种属与中亚或西亚有关。
五是献比翼鸟，《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巴人献比翼鸟，二者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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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越两国首次合作：
越南义立遗址2006年度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6日。
②参见王有鹏：
《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第12期。
霍巍、黄伟：
《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③古代中越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是步头道和进桑道。
严耕望先生在《汉晋时代滇越道》中认为，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2，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方国瑜先生在《南诏通安南道》中认为，进桑道确为滇越通途，进桑的方位在今云南的河口、马关二县间，系在红河流域，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521—530、566—586页）。
关于步头道和进桑道在中越交通史上的作用，严耕望先生认为步头道在唐以前不如进桑道重要。
笔者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陆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另一条即是严耕望考证的进桑道。
（《四川通史》第1册，1993年，第86、160、161页）李绍明先生《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一文认为，进桑道系沿盘龙江而下，而步头道系沿红河而下，二者走向是不相同的，不可仅视为一途以概之；红河一途即古步头道当是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最佳路径。
（《三星堆研究》第2辑，第4—7页）
④分见张星娘：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第51—53页。
⑤参见段渝：
《先秦巴蜀文化的尚五观念》，《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以上五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丛（文化集结），似乎已非偶然。
但要进一步确定其间的关系，还需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一、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
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
——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段渝
《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摘要：
中外古文献里多有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
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赛里斯”、“长寿者”等貌似怪诞现象的记述，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有迹可寻，应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作的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
先秦两汉中国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以证实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的实际情况。
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
关键词：
先秦两汉中国西南对外交通南方丝绸之路
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对外交通系统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后汉书》《西南夷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
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早期的对外交通问题颇有兴趣，不少名家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论述中印之间有六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
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对早期中印缅交通多有考证。
方国瑜在1941年发表的《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
①张星娘、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羡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陈炎等先生均对中印缅古代交通进行过研究。
国外学者对古代中印缅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可谓这一领域的名作。
②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Yule）、沙畹（Chavannes），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
英国学者哈维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印缅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也有涉及。
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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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33页。
夏光南：
《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
方国瑜：
《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昆明版）1941年第12期。
②伯希和：
《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北京：
中华书局，1955年。
③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文，多收入冯承钧编译：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④参见藤田丰八：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何健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年。
G．E．哈维：
《缅甸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7年。
波巴信：
《缅甸史》，陈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
D．G．E．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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