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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
试论孔子
（一）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
卽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
仅一年。
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
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卽公元前
四七九年。
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
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
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
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
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
桓公元年和二年）。
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
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
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
“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
明。
孔子也说：
“殷礼，吾能言之。
”（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
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
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
譬如微子篇（18.6）
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
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
在孔子生前，
鲁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
卽依各人所拥有的田
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诗经·小雅·北山》说：
“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
天下的土地
全是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
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
土地的收入，大部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
还得向天子纳贡。
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
他可以
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
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
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
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
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奴隶，土地既是“王
土”，当然不得自由买卖。
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
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
一部《春秋左传》和其它春秋史料，
虽然不曾明显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
已经有自
耕农，长沮、桀溺便是。
《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
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
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
游民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
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
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
与政治。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
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
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犒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
昭公十六年，郑
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出
卖玉环。
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
越国的大功臣范蠡
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
这些现象应该能
说明两点：
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
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
大发展的。
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
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
周天子自平王东迁
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士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
春
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
管仲和召忽本是
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
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
却转而辅佐齐桓公。
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
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
有的甚至由本国
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情事。
卽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
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
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俱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
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
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
卫灵公。
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
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
（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
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
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
公元前五四
六年，卽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
自此以后，
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
的你吞我杀，却多起来了。
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
象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
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
晋国边邑干侯，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
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卽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大家族便曾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
出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
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
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
放为自由民。
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
叔孙氏则
依旧全用奴隶制。
过了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季氏得一半，
孟氏和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都废除奴隶制。
这正是孔子所耳闻目见的国家的大
变化。
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
当时还谈不上“百
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
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
他因而把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
还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5.26）在鲁
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
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
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
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
他
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二）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
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卽他的世界观形成
的渊源。
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
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
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巳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
他自己说：
“吾少也贱。
”足以说明他的身世。
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
合称，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
“叔梁”是字，“纥”是名。
《左传》
称做郰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
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
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郰地的宰（卽长官），所以叫他做郰人纥。
郰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
相传寡母名征在。
寡母
抚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
他自己说：
“吾少也
贱，故多能鄙事。
”（9.6）鄙事就是杂活。
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
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
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它“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
那些
人自然都贫贱。
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
孔子也
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
在孔子生前，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
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最大。
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
当奴隶制度衰
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
室”，其它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
这是他的进步处。
但
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干侯，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
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巳不在鲁昭公手里。
但季氏，卽叫季孙意如
的，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鲁昭公死了，又
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
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
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
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
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
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
有胆量开这一先例。
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
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
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
公旦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
“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二年）还说：
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
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
但周公姬旦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
这种传
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
孔子对于季氏对待
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
呢？
还是没有传下来呢？
弄不清楚。
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卽孔子作为一个鲁国
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卽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
当时的鲁国，
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卽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
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
（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19.22）孔子自己又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
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
（3.15）卽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
的。
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
感叹言之。
（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
由《论语》
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
（16.3）自己又说：
“五十以学《易》。
”（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
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
无大过矣。
”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
（13.22）
他征引过《尚书》。
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
举一个例子，
他的思想核心是仁。
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
（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
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
“克己复礼，仁也”的话。
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
为今用”罢了。
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
“不学礼，无以立。
”（16.13）这本是孟僖
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自
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
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他认为可
用的东西，加以利用。
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
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
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
有的不加评论。
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从
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
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
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孔子对他极为赞扬。
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
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
子产不肯，并且说：
“其所善者，
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这时孔子至多十一
岁，而后来评论说：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左传》襄公三
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
度。
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
其中有压抑贤良
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僎
升居卿位。
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
又譬如
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
他也和吴季札、齐
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
罢。
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
响孔子。
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我们今
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三）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它各国更为迷信。
以宋国而
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
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复。
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
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
君位。
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
至于鲁国也一样，
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
《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
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
政治前途。
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
其它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
神。
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
的，才不如此。
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
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
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
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
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
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
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
而不论。
”（《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
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
“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
存而不论”的东西。
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
其有或无。
实际上也就是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
他说过，“多
闻阙疑”，“多见阙殆”。
（2.18）还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15）
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
“思”什么呢？
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
道理。
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
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
（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
“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
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
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
（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
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
由于孔子
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
“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卽六合之内，也有存而
不论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
我只
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
其它古书的数据，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
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
一共十八次。
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
在这十二次
半中，“天”有三个意义：
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
自然之天仅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巍巍乎唯天为大。
（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録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
（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
（9.5）
吾谁欺，欺天乎！
（9.12）
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
他说：
“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但这话子
夏是听别人说的。
听谁说的呢？
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
一种是发誓，“天厌之”
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
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
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
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
“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
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
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
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
天乎”。
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
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
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泄感情罢了。
至于“获罪于
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
也罗列于下：
亡之！
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
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
句：
五十而知天命。
（2.4）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16.8）
从文句表面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
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
其实不如此。
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
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
孔子于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
讲“命”，都是关于人事。
依一般人看，在社会上，应该有个“理”。
无论各家各派
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
而且他们还
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
恶”的结果。
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不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
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及长寿。
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
病，当孔子时自然无所谓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
如果说，
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
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
（14.35）
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
以了，孔子又何必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
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
古
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
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
“莫之
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
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
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
他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3.12）祭祖先
（鬼）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像神真在那里。
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
是说并不在。
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
（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
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
为什么赞美
楚昭王“知大道”呢？
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
孔子答说：
“活人还不能服事，
怎么能去服事死人？
”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答说：
“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
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
孔子说：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
复，也是这种表现。
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
我认
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
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
孔子虽然
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
“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矣。
”（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
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
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
本校正）。
（四）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
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
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数据可以肯定。
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
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
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
荷筱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
孔子自己说：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
“知
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
孔子的热心救世，
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
但这种“席不暇暖”（韩
愈：
〈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
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
孔子不清楚？
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
中原各国，不
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
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四卿—
—韩、赵、魏和知伯。
《左传》最后载知伯被灭，孔子早“寿终正寝”了。
齐国陈
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
（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
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
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
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
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
楚国又被吴国打得
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边境，和叶公相见。
（13.16，又7.19）纵然有极
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
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凭借是不可能做到的。
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
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
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
都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
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
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
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为重要的。
（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
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
（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
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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