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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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摘要:
马克思发现和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弊端，本身有一个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总体上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明显带有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逻辑及意识哲学的痕迹，只是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时他还没有能够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批判，他对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清算和新哲学思维方法的确立。
开始于《神圣家族》，完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熟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整个哲学的革命变革，批判地继承了旧哲学的合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不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主义对立之上的第三种哲学，不是道德哲学，也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而是以共产主义为旨归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道德伦理批判、单纯的价值批判或文化批判，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冲突的真正的社会批判；它依托于具体科学和经验事实，但又不局限于具体科学的问题和方法，不为一时一地的经验所局限，而是以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为其考察的对象，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在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时，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和对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哲学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产生出来，又使它经过质的飞跃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说。
现在，不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什么态度，国内外哲学家们一般都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宣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开辟了现代哲学的新思路和新视野，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转变。
但在对这种哲学革命的真实内容和意义的认识与评价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体现着哲学家们在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对立，体现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二者与传统哲学（本文所说传统哲学均指西方传统哲学）关系的不同认识。
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又直接牵涉到如何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宗旨及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走向。
所以这方面的讨论自然也就成为我国哲学界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
这是我国哲学界继真理标准问题、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的讨论之后，又一场内容更深刻、意义更深远，时日也更持久的基本理论问题大讨论。
虽然目前我们对这场讨论的结局一时还难以预料，但它无疑应当促进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更准确、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更好、更真实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面貌和勃勃生机，有利于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开放性和未来性，巩固和强化它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和广泛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以及它与传统哲学的关系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及其意义的理解方面，过去仅仅指出它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又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这种唯物主义从自然界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
这种理解现在看来显然是片面的、不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在已有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全新的哲学，它所实现的哲学史上的最深刻的革命变革，是很难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和概括不能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历史。
要真正理解这场革命，首先应当客观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历史，追踪他们如何发现并逐个解决了旧的传统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突破了旧哲学哪些固有局限和弊端，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他们所实现的那些思想变革的真实内容和含义。
我们不仅要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了哪些思想转变，而且要说明他们是在何种力量驱动下完成了这些思想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意义。
我们过去恰恰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作这种深层历史的、逻辑的说明。
马克思发现和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弊端，本身有一个不断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在大学里，他所接受的是传统哲学的教育，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以后的政治哲学、启蒙时代的法哲学，然后就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后者对他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马克思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前，曾写过一个未完成的“法的形而上学”手稿，后因思想困顿而被迫放弃，其原因则是他感到根据法的形而上学的思路无法找到哲学与现实的结合点。
他认为远离现实生活的法哲学，不能满足德国当时反封建、反专制政治斗争的需要。
于是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理想主义转向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曾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异同，其主体思想是运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来探讨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变革和政治革命。
在主编《莱茵报》、《德法年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问里，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发现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同现实之问的矛盾。
最初他用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来剖析现实社会，认为国家、法是理性的产物，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发现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决定的。
在特权者看来，国家、法具有神圣性，实际上这是因为它同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
这时，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已转向劳苦大众，在思想上由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转向唯物主义。
虽然直到他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还没有同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即使在清算黑格尔及其后继者的《神圣家族》中，他也仍然没有同费尔巴哈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但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从物质利益的基础和层面上构筑自己哲学研究的平台，必须以可实证的理论形式来克服哲学的纯抽象思辨，并最终导致他提出了政治革命必须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最终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在首先争取彻底的政治解放（实现人的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基础上，争取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全面的社会解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纲领。
这是马克思当时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他开始告别传统旧哲学的真正起点和标志。
而恩格斯当时则通过深入工人生活比马克思更直接地实现了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应当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异化劳动”范畴已经是马克思当时力图把握并自以为已经把握的哲学理论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
但实际上这个范畴仍然只是带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辨痕迹的抽象范畴，其理论体系在总体上也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是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即先验的伦理价值准则出发来讨论问题的，并且明显地带有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逻辑推论以及自我意识哲学的痕迹。
关注现实物质生活，自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所达到的哲学变革的初步成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在这部手稿中还被淹没在思辨的逻辑推论之中，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理论框架大大限制了马克思新哲学世观的理论拓展和阐发。
不少人把马克思生前从未发表也并未在公开场合郑重提到过的这部并不成熟的著作作为体现马克思创作的思想巅峰，把抽象的人道主义说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无视马克思后来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成熟思想的极大歪曲。
实际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只是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但这时他还没有能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批判和清算，还没有真正抓住现实生活中决定人的本质的各种社会关系，没有从人们现实生活的具体实际中抽象出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实践这种区别于单纯意识活动的感性物质活动，还没有从生产的历史发展中把握到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历史的整体变化及其规律，总之，还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科学理论和范畴。
这就决定了他虽然不满意旧哲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但又不得不借助它们的理论前提、语言和范畴来表达他将目光转向实践和劳动而朦胧地意识到的新思想。
[1]
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其集大成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是从1844年8月底他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神圣家族》开始的。
正是由于马克思从此开始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他才最终告别了黑格尔主义，并在此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告别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一切旧哲学。
创立了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传统哲学在思维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研究过程中颠倒和歪曲一般与个别、抽象和具体的认识关系。
把以实践为基础、产生于实践、最终又回到实践的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也就是“具体—抽象—具体”）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予以人为的割裂。
只截取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段。
然后脱离它的实践基础和认识总过程的有机联系，把它歪曲夸大为认识的一般本质或普遍有效的认识规律和思想认识方法；再从这种被歪曲的、片面的思维规定出发。
按照“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这一为黑格尔所概括和沿用的研究方法。
进行脱离实际的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循环逻辑论证。
从古代到中世纪，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都是如此；在近代，从笛卡尔、休谟、康德、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一直沿用这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一切旧唯物主义虽然都承认客观世界先于意识而存在，但只局限于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直观。
以这种抽象的感性直观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感性的观念世界）为理论出发点，就看不到人的实践的能动性。
唯心主义或者以感觉和经验为出发点，或者以某种脱离人的理性为出发点，其要害都在于脱离人的实践。
脱离人的物质的社会历史活动来解决认识论、伦理学等诸多哲学问题。
其结果是割裂了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和客体、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的辩证统一关系。
它们在认识论上势必导致把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理性、理论和实践分离甚至对立起来。
可以说，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和概括的那种脱离实践实际的、从观念到观念、从天国到人间、用词句反对词句的形而上学和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
一切旧的传统哲学之所以要被终止。
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总也摆脱不了唯心主义阴影的纠缠，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
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关于认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2]这段话告诉我们；如果不抛弃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诞生。
不可能实现对整个传统哲学的革命变革。
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思想基础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前提。
只有在实现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的基础上。
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在黑格尔哲学中剔除其从观念出发的思辨唯心主义。
拯救其革命的辩证法。
使其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同时也才能在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中剔除其直观主义和抽象思维的片面性，使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进而实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
从根本上解决一切旧哲学所无法克服的内在深层矛盾。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以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抛弃了以理论、原则、概念范畴等思维抽象为出发点的旧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唯其如此，才能使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的哲学尽管都想成为科学的科学，但从总体上说都是非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有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才具有了立足于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革命批判的品格，永远开放、与时俱进。
从1844—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哲学史上千百年才能实现的深刻的伟大变革。
除了历史条件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们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传统的思辨哲学所做的系统而彻底的批判。
由此。
马克思才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做出天才的发现和发挥。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4]列宁称《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抽象到抽象的哲学思辨只能导致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
不可能达到现实的具体甚或思维具体。
他们说：
“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
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
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即从抽象思维出发去抛弃抽象来达到抽象的对立面—具体。
“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
而实际上却没有抛弃抽象。
“我们从抽象，‘从一般的果实’这一超自然的理智的本质回复到现实的天然的果实。
却反而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
把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变成了从我们的脑子的以外中生长出来的“一般果子”的化身。
变成了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绝对主体的化身。
[6]所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只能导致理论上自欺欺人的神秘主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7]后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作了高度的概括性总结。
并在这一总结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他们说，代表传统哲学最高成果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
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这就是说。
我们不足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
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
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并且这种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8]他们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9]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只能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展现出来。
这就科学地解答了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亦即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的物质世界的关系。
不过在这一时期，不论是《神圣家族》，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哲学出发点的人和人的物质生产，也都是在抽象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的，后来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便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生产方式出发，对这个社会中生产活动的各个细节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的科学考察。
在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T--稿中。
我们看到他终于能够从处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处于某种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和人的特定社会生产出发来研究人和入的各种关系及其历史（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家、雇佣工人和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出发，从商品生产的劳动二重性、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出发）。
最终使唯物史观完全建立在科学实证和现实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而趋于完全的成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不只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而且是对整个传统哲学的超越。
它所终结的也不只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还包括它以前的各种旧唯物主义学说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折中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它对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继承和这二者机械的拼凑与结合，而是通过批判旧哲学。
在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新发现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上，运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去认识和理解世界而完成的。
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两个主义。
它们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样，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
这些称谓和表述的不同，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一致性和完整统一性，我们不应把它们理解成各自独立并列存在的东西。
更不应把它们理解成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东西。
传统哲学教科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条块化造成的。
今天我们已完全没有理由再依据教科书的体例编排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
不过原教科书中那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我们则仍然必须坚持。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或当代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刨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超越有着许多共同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
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有一些人实际上是站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立场上，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和他的哲学，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这就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概排斥走到了全盘接受并根本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极端。
对此我们理应奋起一辩。
因为这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的大问题。
譬如,有的人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思路和见解。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恩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张无立场的哲学；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就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并把这种当代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有机融合，似乎它们因共同拒斥传统哲学而走到一起去了。
这些说法和主张，是我们不能认同和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它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就从来没有怀疑和动摇过其唯物主义的立场，并一再声称他们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
“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好，“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也罢，这些说法都没有说错。
而且它们都落脚于唯物主义的基础。
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它们的理解有错，错的也只是我们对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或具体理论观点的理解有错，错在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理解和解释它。
而纠正这些错误，完全没有必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
当然，我们要时刻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不应把它混同于任何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基础和立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样，既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并把它们作为整个哲学大厦的基础，又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用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方法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反对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努力构筑唯物主义这座哲学大厦的上层，形成完整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
反对主客、心物、思有分离并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和思维方式，绝不是要取消和否定它们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不是主客不分。
在我们的头脑和观念中主客不分，整个世界是混沌的一片，这绝不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只能是最原始的人的思维方式。
立足于能动的、革命的实践这一人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特有方式，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本身就需要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的基础和立场，需要把认识和精神放置到人的现实社会存在、人和人的客观物质活动中来理解。
人的精神和意识也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具有能动性、现实性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可能性。
实践确是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人的感性和理性以及人的知、情、意的统一，是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不能脱离实践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和要素从其与整体的联系中抽离出来，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视它们为绝对自足的、自己决定自己的、互不相干的东西。
这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切实际的独断论和简单化、庸俗化思维抽象。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一直反对的。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实践在本质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是人们所感知的感性客观物质活动。
人的各种精神和理性的东西，无论其产生、变化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及最终归宿。
都只能在这种客观物质活动中得以实现，并以这种客观物质活动及其物质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在根本上它们是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过程所制约和影响的。
哲学是人们的精神武器和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它的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工人阶级和亿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需要。
必须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因此它绝不是个别人所拥有的私人哲学话语。
也不是无立场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思想和风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还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但它们都应当是符合实际。
联系群众并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
每一个哲学家尽管都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要有自己的思想风格，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都要自觉地要求自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以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论需要和社会实践需要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
同时，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
不是人云亦云，也需要有自己的立场。
并坚持独立自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必须剔除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不能相容的东西，不能适合我们、为我们所用的东西。
历来没有无立场的哲学，如果不讲立场，或者丢掉我们自己的立场，丢掉马克思主义立场，那就只能是倒向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立场，与这些哲学说同样的话，讲同样的哲学，哪里还有什么对话，哪里还有什么吸收借鉴呢？
一百多年来。
现代西方哲学花样不断翻新，观点层出不穷。
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哲学公开声明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更不用说它们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总是公开声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总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或者表现得模棱两可，或者避而不谈。
回避和拒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它们口口声声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反对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立场。
但它们究竟要把哲学导向何方，从来不给人们一个明确而彻底的回答。
但我们只要认真严肃地去审视一下它们所宣扬的那些哲学观点，就不难看出它们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是极不彻底的，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哲学立场和思维方式没有真正跳出传统的旧哲学的总体框架，它们从来没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结合与统一，没有跳出抽象思辨式地解释和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生存论或存在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文主义哲学流派。
从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哲学家们，虽然都说要面向人和人的生活。
但它们都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也没有真正把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和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们都不是把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实践的个人的存在来研究。
而是把人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存在中抽象出来。
作为先验的、人与生俱来所固有的类主体和类本质来研究。
有的甚至把人作为不可定义、不可进行经验描述的普遍存在的概念形式或纯意识形式来研究，如柏格森的“生命自我意识”、尼采的“权力意志”、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利比多”、胡塞尔先验的“意向性”、海德格尔作为人的生存结构的“此在”以及“此在的思和悟”、萨特的“虚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本质”、实用主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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