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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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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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规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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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架的天线，支架捆绑所用扎带不可少于4条，要做到布局合理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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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在圆心的角叫做圆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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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BC中，∠C为直角，∠A、∠B、∠C所对的边分别为a、b、c，则有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
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解决其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种种困境和理论迷雾。
正是在回答这些诘难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
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从理论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
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
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被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修正、发展的变化着的真理体系。
正是这种动态性和理论上的自身开放性，才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还要求，这种理论没有一种唯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使这一理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
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时代性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列宁主义。
他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
“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
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还说：
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
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
“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主义既继承又超过了马克思主义。
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
在列宁指引下，俄共党领导人民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功而伟大的创举。
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列宁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
他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创造精神，而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条件、注重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同样也不仅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也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
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
这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
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再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
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
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
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诚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
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从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
正是在上述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由于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人必然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人类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又互相转化。
无论如何，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总是同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总是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维、兴趣、习惯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的这两种必然的需求，从来都是十分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映现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突出的时代特色，而不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特点。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精神需求”，尚无定论，但是，回答人的精神需求，既可以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予以阐释，也可以从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人的精神需求问题，则是着眼于人同社会的关系。
所谓精神需求，是人们因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对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等等有关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所产生的精神方面的强烈要求。
精神需求依赖于物质需求，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还影响物质需求的动向。
因此，它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必须经常关心的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目前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因此，从理论上认识人的精神需求，无论是对于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自我完善，还是正确引导人们的精神需求方向，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开展，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差异心理学家认为，需求即渴望。
渴望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
因为人有思维，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因而就产生了渴望。
渴望是人类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原动力。
如果没有这种需求，人类就会永远地生活在茹毛饮血的野蛮社会，不能进入到健康向上的现代文明社会。
人类的渴望经常地表现得十分强烈，只不过因人因时因地表现在不同的方面，物质方面，如生活、工作的条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硬件设施与硬环境；有时表现在精神方面，如爱情、艺术、文学、科学、道德，等等。
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存在原生性，另一方面存在示范性。
譬如，人们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日趋提升，这是原发性的；另一方面，当某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处于萌芽状态时，“示范”往往起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
如人类由穴居、巢居进化到室居，由平房到楼房的进化，由人力车到动物拉车，再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的进化，等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人，就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是如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榜样的力量、道德的作用、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等等。
如中国文化经典《论语·阳货》说，做一个完善的人，要做到仁、知、信、直、勇、刚六德同不懈地学习结合起来，这就是从人的精神需求的原发性角度讲的：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就是说，“学而不厌”应该是做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否则，“六德”就会变成“六弊”。
孔子说“假我数年以学《易》”，讲的就是精神需求的示范性。
无独有偶，美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卡耐基激动地宣称“一本书”解救了他的婚姻生活，“如果我有一百万美元，我会将那本书的版权买下，印它数百万册，免费送给所有的夫妇”（注：
［美］戴尔·卡耐基：
《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71页。
），也是从精神需求具有示范性的角度讲的。
无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有多么巨大的刺激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人们对它是有选择的。
一般说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的生产欠发达的条件下，即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物质需求表现得尤为迫切和强烈。
饥饿、严寒、贫困、疾病、灾荒等等，时常威胁着人们的人身安全，因而人们的第一需要当然是物质生活。
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社会财富像火山爆发一样从地下迸发出来，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已经有了基本保证，因而日益表现出对精神需求的渴望。
这正如西谚所云：
“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智慧可以驱散魔鬼”。
虽然如此，无论人类对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显得如何强烈，无论这两种需求对于人类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刺激，总之，它们反映在人们身上的各种印记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首先，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则是无限的。
一方面，物质需求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物质条件总不能无限性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人们总是有不断创造物质条件的热情；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对于人们的需求有一种恒定的有效性，总不能无穷尽或者永远被使用。
但是，相对地说，精神需求可以跨越时空，如中华经典书籍、世界名著、戏剧国粹，等等，则总能永恒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其次，物质需求具有一次性和间断性，是一种简单需求。
而精神需求则具有再生性和传承性，是一种复杂需求。
古人说：
“温故而知新”，“开卷有益”，“博学勤问”等等，都是对这种复杂的精神需求的深刻描述。
当然，如果对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进行评判，一般说来，前者适用于价值标准，后者适用于道德标准。
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时，认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差异是前提，满足这两种需求是目的，社会改革是手段和动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分析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精神需求的层次性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人海茫茫，形形色色。
人的认识总不会处在同一个层面，因而就会有各不相同的精神需求。
人们在获得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如食物、饮料、氧气和居所之后，然后就要向精神需求方面发展。
譬如，爱情的需要，睡眠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等等。
人们对这些需要的谋求和获得，总是有先有后、有急有缓、有深有浅、有多有少的。
精神需求如果可以一蹴而就，如果可以千篇一律，那么，人类社会就未免过于机械和僵化了，也就谈不上主观能动性和生动活泼。
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精神需求是有层次的。
人们的精神需求表现为层次性，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这种社会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个人的身体素质与禀赋。
残疾人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相对于一般人来说，其精神需求要特别一些。
例如，身残志坚的青年楷模张海迪，少年时代就曾企望当一名芭蕾舞演员，但是，她以后只能做她身体条件许可的梦，如学医，写作，翻译，画画，唱歌，等等（注：
参见刘县书、潘燕编著《知识改变命运》，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66页。
）。
这就是说，残疾人比一般人获得精神需求要更复杂一些，更艰难一些。
而个人禀赋的差异，譬如对某种精神领域的活动更为敏感和易于接受、理解，因而追求它也更为炽烈。
人有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要，因个性而异，决定其精神需求的广度与程度。
一般说来，如心理学家所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人们朝着既定方向努力，在实现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
一些在精神需求方面显得特别的人，都存在相当明显的天赋因素。
其次是具体的社会制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对于人们的精神需求都不会袖手旁观。
客观地看，一定社会的法律体系、管理制度、行政约束、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对于人们的精神需求都有程度不等的制约作用。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能允许存在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精神需求。
例如，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各种邪教的有力打击，就是证明。
当然，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民族差异，城乡差别等等，都是造成精神需求差异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人们的社会角色，这一点是十分突出的。
一般说来，性别与年龄差异，幼、青、中、老各个年龄段的人，对于精神需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因社会分工所选择的各种职业，如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厂长、经理、公务员、军人，等等，各有不同的精神需求。
譬如在尊重需求上，自尊包括对获得信心、能力、本质、成就、独立和自由等需求，被尊重包括威望、承认、接受、关心、地位、名誉和赏识等，显然，一些有挑战性的职业对此有更强烈的需求。
我们通常说厂长、经理、知识分子（如医护人员、教师、科学工作者等）更需要成就感，军人、公务员更需要荣誉感，工人、农民更需要安定感，就是如此。
由以上因素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精神需求就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精神满足层次。
即满足基本的精神需求，也就是人们成为社会成员或个体角色所必备的精神需求，如爱情、友谊、自尊与被尊重、归属感等等。
这是一个覆盖整体的全层次。
二是精神消费层次。
即满足自我实现与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这是对社会成员性格特征与个体角色的心理和精神的完善。
如通过广播、电视、书籍、音乐、因特网等等获得知识与情感充实，它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即需要一定的财力和物力基础。
这是一个覆盖多数的亚层次。
三是精神愉悦层次。
即满足人们对生命、生活、人生价值认同的精神需求。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为理想、信念、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产生和获得的精神需求，如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真善美标准，等等。
它只是覆盖少数人的精英层次。
认识精神需求的层次性，对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明确个人的精神需求并予以恰当定位，很有指导意义。
精神需求需要引导精神需求既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反映和产物，又是一种不系统的没有规则的精神现象。
因为精神需求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它既是社会意识的表现，又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虽然它直接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但它是一种不系统的、不确定的、自发的反映形式。
由于精神需求是对社会存在进行的比较直接的反映，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对物质经济关系、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的经验式反映，其中交织着理性因素和感性的、情感的因素，并以感性的东西为主，因而它还不具备自觉的理性形式。
因此，精神需求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有两种形式：
一是向社会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被社会意识形成所加工和吸收，成为支配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精神力量；二是向非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被它所融会，成为对抗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及物质存在的精神力量。
总之，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的精神需求，都有两面性：
一种是积极向上的，一种是消极有害的；而任何一种社会存在形式，总是注意观察并及时分析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动态，适时地引导它向有利方向发展。
首先，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同个人塑造联系在一起的。
围绕着个人安全、爱与归属感的需要、个体价值的确认、尊重的实现、对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如自我满足、轻松、乐观、正义、真、善、美等等范畴）展开，是同社会条件下的个人塑造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因为这种精神需求是来自于自身，二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性。
一旦这种精神需求获得或得到满足，就足以改变个体状态。
但是，这种精神需求的确立，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是盲目的，超越自身条件，超越现实条件，超前或滞后；在很多时候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即在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时，妨碍甚至损害了别人的精神需求，有的则对于自身的健全和发展本身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如吸毒，嫖娼，赌博，追求疯狂，等等。
由此可见，对于围绕个人发展的精神需求也有一个引导和矫正的问题。
其次，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同社会塑造联系在一起的。
合理的、正常的、健康的精神需求同社会塑造、同人们建设美好社会的愿望和实践是一致的，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但是，消极的、有害的精神需求，则同社会塑造、同社会利益是背反的。
因此，从社会塑造、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等角度和层面上讲，对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有一个引导的问题。
对于积极的精神需求予以引导，发挥其最大的积极作用，对社会进步起更大作用；对于反面的精神需求予以限制、反对，并朝积极方面引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快社会发展进程。
对人的精神需求予以终极关怀和积极引导，有重要意义。
从个人塑造角度说，有利于维护人的正常生活及普适性的道德价值原则，如人道与人性；有利于维护人们所寄托的、至可珍贵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念，造就伟大的精神力量，如邓小平总结历史时所指出的：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共产主义信念。
”（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从社会塑造的角度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公正、正义、真、善、美等等道德价值体系；有利于维护社会进步的步履，使社会进程不至于因精神需求陷入误区而中断，甚至发生逆转或倒退。
如果人的精神需求不受到社会主体价值体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引导，如果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需求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人们的精神需求就会陷入无序状态，一切消极的、反面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就会趁机而入，造成社会危害。
“法轮功”事件的教训太深刻了！
“法轮功”利用一些老年人对延年益寿的需求，对集体与社会归属感的认同，对尊重与交往的需求，利用一些年轻人对求知的需求，对好奇的需求，对健身的需求，对未来的需求，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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