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进城与中国产业升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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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进城与中国产业升级

关于农民进城与中国产业升级

关于农民进城1

一、我国农民进城的历史演进、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1

二、农民进城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8

三、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经验11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议16

关于中国产业升级21

一、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和问题21

二、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26

三、如何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升级31

关于农民进城

一、我国农民进城的历史演进、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农民进城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民进城曾一度受到了政府严格限制。

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以此为分水岭，农民进城经历了从限制、禁止到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农民工社会流动。

（一）农民进城的背景与动因

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这为农民进城提供了直接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

因此，农民进城现象的产生是在农村的推力以及城市的拉力共同作用下。

从农村方面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

一是农业生产效益较低，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

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日益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逐年上升，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务农的低收益把农民推向了城市。

二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学者估计，农村有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1.5亿。

到了90年代，有学者推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进一步增加。

到了21世纪，人们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和比例的估计不仅几乎没变，甚至还有所提高。

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尽管我国农户的纳税量并不大，特别是2006年起全面免征农业税之后，农民的显性税收负担基本没有了，但隐性负担仍然很高，因此，人口流动是农民增强负担承受能力和逃避不合理负担的一种有效手段。

从城市方面看，城市较高的经济收入、众多的就业机会、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农民进城。

一是在城市务工经商相比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是当前农村人口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

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为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的餐饮、农副产品经营、环卫、建筑、制造、运输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工种，城里人基本上不太愿意干，农村劳动力在这些方面有很强的渗透力，因而城市中的这些部门可为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提供广泛的就业空间。

三是相对农村而言，除了城市的收入较高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后代发展的机会增多，更是农民向往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

此外，另一种“被动进城”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所谓被动进城是指农民因失去土地等因素而被迫选择到城镇务工经商的进城方式。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用地需求大大增加，数以千万的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有研究认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地3394．6万亩耕地，至少有35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

而失地农民的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据统计，目前因失地而被迫进城的农民占全部进城农民的10%左右，这个比例不大，但绝对数不小。

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业，没有经济来源，失去生活的保障。

由于目前的征地方式和补偿机制不完善，这些被迫进城的农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二）农民进城的演进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的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离土不离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时间的自由，加之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商品短缺，而城乡户籍壁垒又没有打开，农民可以进工业而不能进城市，由此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

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使乡镇企业部门取代了国有工业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推动力”，仅1983至1988年间，乡镇企业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

第二阶段——“离土又离乡”。

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新需求。

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城市有了用工需求，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被突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方兴未艾。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调整政策，开始逐步放松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

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

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

1989年由于大量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由此呈现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也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使城市就业矛盾加剧，一些城市政府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使许多农民工出现短期回流。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又开始提速，特别是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对农民进城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农民外出务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农民进城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同比增长4.4%。

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同比增长3.4%；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同比增长6.8%。

从输出地看，东、中、西部农民工数量增速分别为3.1%、4.2%、6.7%。

从就业地看，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这4个省吸纳的农民工占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近一半。

当前，农民进城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从就业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从农民工的就业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比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比17.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比16.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上年水平。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2.从流动范围看，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以跨省外出为主的格局改变。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同比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同比下降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

在省内务工的比重比上年上升3.2个百分点。

2011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

3.从年龄结构看，年长农民工比重逐年增加。

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

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4.从就业领域看，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建筑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在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6.0%，其次是建筑业占17.7%、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10.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6%、住宿餐饮业占5.3%。

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7.7%，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则趋于下降，这一趋势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将继续发生变化。

5.从收入情况看，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缩小。

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同比增长21.2%。

分地区看，在东、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2053元、2006元、1990元。

近两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增幅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

此外，不同行业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收入增幅高于平均水平。

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进城将呈现出“一个扩大、两个增多”的趋势:

一是农民工规模仍会继续扩大,并将长期存在。

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呈供大于求态势。

目前我国农村仍有1.5亿富余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

同时,我国耕地资源少,承载农业劳动力能力有限,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日趋减弱,会推动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另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都会对农民进城就业产生巨大吸引力。

所以,我国农民工规模也会在较长时期内继续扩大。

二是农民工转移仍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为主,但将呈现出在城镇居住逐渐增多的趋势。

目前农民工之所以仍选择在城乡之间流动,主要是因为:

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农民工在农村都有承包地,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

所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大量农民工仍会以流动就业为主。

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

即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近年来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据统计,近年来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持续增加；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新一代的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为了挣钱,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

这些新特点预示着未来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人数将会逐渐增多。

三是就地就近转移增多,将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趋势。

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但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和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大量的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有其现实和潜在的优势:

首先，就地转移不改变农民就业的基本文化背景,不改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对农民来讲,转移的风险最小,更容易被农民接受。

其次，符合一部分农户兼业性的特点。

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从事二、三产业，提高收入水平。

第三，就地就近转移可以避免远距离、跨区域的流动就业,减轻交通压力,节省往来费用,降低转移成本。

第四，有利于区域平衡发展,避免“大城市病”。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快过于集中,出现了“大城市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民进城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是农民工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

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

据调查,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比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比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比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比80%。

这充分显示,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二是农民工特别是进城务工青年,已成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繁荣的生力军。

有研究表明,我们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70%以上都由农民工提供。

城市中最脏、最累、最苦、最险的工作岗位,都是农民工在干,他们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他们创造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财富,创造了惠及全球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创造了中国今天的繁荣和震惊世界的崛起。

现在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

有些城市离开农民工甚至就要陷于瘫痪。

在北京等大城市,一到春节农民工返乡,就要出现家政服务人员严重短缺的现象,城市运行功能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说,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要吸纳的主要群体,也是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

三是农民进城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农民进城与城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实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

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47.0%和43.0%。

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

至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湖北、山东、海南三省首次超过50%；继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镇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过80%。

四是农民进城已成为工业带动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输出一个,脱贫一户;输出百个,脱贫一村”。

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获得的收入,除用于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外,大部分带回了农村老家。

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资金来源。

据四川、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的统计,农民工从打工地汇回家乡的钱,每年都在100-200亿元以上,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全省的财政收入。

2004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53%来自非农产业,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多数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同时,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学习了技术,增长了生产经营的本领,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

他们回到家乡,创办了乡镇企业,带动了家乡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为农村建设做了贡献。

五是农民进城已成为促进各项改革的推动力。

农民进城的巨大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

同时,也促使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不断转变以适应这一巨大浪潮的推动。

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开始冲开城门,大规模、大范围跨区域流动,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挑战。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管理观念、行为方式也都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发生变革。

近几年,中央及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

特别是针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进城务工遭歧视、正当权利受损害,以及就业技能低,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三、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经验

从世界城市化历程来看，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是城市化的客观规律。

与中国一样，西方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大量农村劳动力，在人口流动进程中，西方社会对于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政府主导型模式——以英国为例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开始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家,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历时400多年，政府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式,即通过政府制定法律强制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从中摸索出了一条从惩罚、济民、“济身”到福利国家的一套做法，成功地解决了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世界各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圈地运动开始到18世纪20年代;第二阶段从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第三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四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大批农民被无端赶出家园,除少数人受雇于农场和手工工场外,绝大部分成为生计无着、到处行乞的流浪汉。

当时英国统治阶级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而是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流浪汉和“懒汉”,沿用中世纪惩治游民的残酷法律严惩流浪汉和无业游民,迫使他们向城市转移。

爱德华六世在世时,通过了被认为是都铎王朝最严厉的惩罚流浪汉的法令,该法令把所有无业者都称为流浪汉,健康流浪汉将被逮捕,在前胸打上“s”烙印,被罚做两年奴隶。

如果逃跑将被罚终身为奴,逃跑两次将被判死刑。

但是,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农民的流浪问题,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进城流浪农民问题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并非失地农民的过错。

于是英国政府采取了恩威并施政策,对无劳动力和老弱病残等流浪汉进行救济,但救济基金主要由私人和私人机构承担。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加快,英国政府开始实施补贴制度,即“斯宾汉母制度”,对工资达不到标准者,由政府给予补贴。

然而,救济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致使许多有劳动能力的受救济者宁愿拿数量极少的救济款,也不愿进工场劳动（因为当时英国工厂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工业发展仍然缺乏自由劳动力,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只有创造就业机会,使流浪汉通过工作谋生,从济贫到促进就业,达到“济身”的目的,才能解决问题。

所谓“济身”就是通过普及中学教育,加强职业培训,培养游民的劳动习惯,使他们拥有能独立谋生的技能。

同时英国政府还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为游民参加工作创造条件,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根据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情况采取了鼓励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政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节省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创造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基本保障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安全,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离开农村和农业劳动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大的冲击。

（二）自由迁徙模式——以美国为例

地多人少、劳动力短缺是美国的典型特征,与其相适应,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自由性特征。

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9世纪20年代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美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特别是19世纪30到50年代的西进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地区人口移动。

西进运动是典型的农村人口的异地移动,不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城市也在农业人口异地移动中迅速崛起,工业城市不断吸纳着劳动力,大量农民成为产业工人。

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

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迅速地被工业化所消化。

因此,以劳动力短缺为前提,以大规模的工业化为后盾,美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遵循着边产生边转移的自发过程,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步的发展道路。

而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益于“交通革命”,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联邦政府出面修筑的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对早期的西部开发起了一定作用。

19世纪40年代美国基本形成了一个运河网,成为当时世界上运河最发达的国家。

尤其是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铁路,当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由铁路网连结起来,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而且加速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三）战略主导模式——以日本为例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通过前瞻性地制定战略、政策和法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

一是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提出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

即计划在10年期间通过剥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43万人,以弥补第二三产业的雇用不足。

1961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曾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方面,同时由国家补贴利息,向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的农业结构。

同年,在政府有关法律的强制推动下,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实现了“全体国民均保险”的目标。

二是结合本国特点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道路。

“跳跃式”转移是针对“递进转移”方式而言的,所谓“递进转移”即产业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方向递进发展,剩余劳动力也随之沿着这一方向转移。

而“跳跃式转移”方式的特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在时间上并不像前一种方式那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三产业就业从工业化早期开始就呈现出与第二产业就业同步增长,或比第二产业就业优先增长的趋势。

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开始就较多地流入了第三产业部门。

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劳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日本政府依据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和阶段相适应的规律,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战前,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政府就选择发展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城市第三产业的道路。

当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日本政府就选择在农村内部转移,向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转移,即向农业中的产前和产后转移,向农村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和科学技术部门转移。

100多年来,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协调发展。

三是从国情出发,积极引导农民“兼业”。

日本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十分繁重,如果向英美那样,通过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人口迅速脱离农村,任务十分艰巨。

战后虽然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很快,但土地集中却很缓慢,农业兼业化十分普遍。

同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城市的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建厂,大力完善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也为农民兼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农民素质。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始终重视普及国民教育,特别是积极发展初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战后,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65-1973年期间,公共教育投资年平均增长17.6%,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率。

高中的升学率从1955年的50%上升到1970年的82%,1990年几乎达到100%,40%的农村适龄青年跨进了大学校园。

同时,政府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谋职者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使其适应工作环境并获得劳动技能。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