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年会资料选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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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年会资料选编
2011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年会资料选编
2011.02.20
编者注: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上，大家都在暗自思考：
将来的十年将会是什么样？
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是谁都不曾想到，不曾预见到的，正处于急速发展时期的我们又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十年哪？
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朝向何处发展？
每个企业将面临怎样的新机遇？
正好有一群企业家、经济学家等各路精英汇聚一起，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的主题年会积极探寻下一个十年的种种可能，或许他们的思考会帮我们打开眼界，特此摘录部分论坛发言资料，供大家参考学习。
未来十年中国面临四大挑战
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
曹彤：
尊敬的刘明康主席、广国省长，尊敬的论坛主席，尊敬的各位朋友，晚上好！
亚布力论坛已经走过整整十年，十年来中国最具思想的企业家在这里激荡思维迸发力量，亚布力论坛凝聚的思想已经融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并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今天能够在这个论坛上与大家沟通交流深感荣幸。
我是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对于论坛的风格和着眼点完全没有感觉。
我想我只能凭我自己的理解结合今天的主题谈一点体会，不当的或者不契合论坛地方请大家批评和包含。
我选的题目是“未来20年责任与使命”。
今年是2011年，每到整数年过去的时候，人们总喜欢总结过去寄语未来，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世界最大的主题。
如能保持这一发展趋势，未来的中国将无比辉煌。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现实世界必然不同于主观愿望与想象，任何客观的预见和期许必须要考虑外在限制性的条件。
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把视野再放远一些，20年以后到2030年，我们所面临的外在限制性条件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一、国内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20年后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壮年一代都将老去。
而到那时印度和巴西都在30岁左右，平均小我们10岁。
当今日本面临很多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但核心是人口结构。
目前日本平均年龄接近45岁，我们中国是35岁左右，刚好也是相差10岁。
日本今天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将在那时的中国出现，而今天我们相比日本所能感受到的源源不断的增长潜力将会转移到印度和巴西。
今天对于内需无法启动我们所烦恼的主要还是如何提高中下层收入，使他们有能力消费。
但到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将是有能力也不消费，因为那是老龄化后的天性使然。
二、国内政治面临思想多元化的挑战。
届时我国生活主体是2000后和2011后，建设主体是80、90后，我们50和70后基本还可以算作一代还传承着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统一性的认同和坚守，但是80后一代由于经济基础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强化而且不可逆转，注定呈现出思想文化的多元性。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交融，民族早已经不是种族和血缘概念，早已经是文化的概念。
三、世界经济面临重心转移的挑战。
届时因为人口结构的代际的转换，同时因为劳动力价格和资源蕴藏量的比较优势，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将会快速增长。
世界经济重心将逐步转向印度洋和南大西洋（18.08,0.10,0.56%）。
四、世界政治面临新老势力决战的挑战。
金砖四国等新各种代表新经济体的力量将成为世界的主宰，尽管今天新兴国家之间，以及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之间的2/3，发达国家仍占全球贸易额相对主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而发达国家之间只有12%，静态来看前者超过后者只需7年，放眼20年世界格局逆转一定会发生。
我们是要在上述四个大的外在条件下寄语未来的中国，我们大体只有20年左右的黄金时间，我们要完成以下历史性的重任。
一、完成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如上所述20年后的内外环境并不乐观，我们走过的是自我积累的模式，无法与历史上靠掠夺起家的几大欧美帝国类比，最可参照的恐怕还是战后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后抓住了朝鲜战争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走过了发展期。
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突然陷入失落的十年，进而失落了二十年，一方面我们感叹其对突如其来的自身和国际结构变化，以及国际强权控制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另一方面我们也赞叹其短短40年积累了如此雄厚的国民财富和竞争能力。
历史还留给我们20年的时间成为第二经济强国，不应仅仅意味着GDP，必须要化成国民财富积累、化成和平年代能征战全球的成批量的国际性企业。
二、构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尽管中国的内需市场巨大，但是随着老龄化终将不如衰退期。
从长远来看能否构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应对老龄化、应对地缘经济弱化的根本保证，这方面我们仍需要对日本做客观的分析和借鉴。
日本虽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但却拥有一流的科技研发能力，一流的国际先进产业和产品的驾驭能力，一流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保证了日本有效参与国际间超额利润的分配。
20年后我们至少要在这几个方面能力的构建上超越现今的日本。
三、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军事保障能力。
20年后世界新老两大阵营的对决必然，只是形势选择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必然成为发达国家阵营遏制的首选，除了构建强大的国防和军事保障能力以外别无应对之途，尤其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向印度洋和南大西洋转移，中国必然越来越多远离国土进入新兴印度洋和大西洋领域，届时还要突出保障我们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在全球军事工业封锁，特别是陆路接壤国家被利用的环境，我们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完成自己国防建设的使命。
四、构建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未来20年世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主要挑战。
一方面尊重个性化思想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的共同愿望，差异化思想也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失去社会主流价值观，又会导致社会力量分散，无法集中力量完成若干重大历史使命，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中华文明以儒道世为核心为载体，迥异于西方文明，如中华文明被同化将意味着中华民族价值观认同的消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亡，无疑我们需要构建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主流文化思想。
和是中华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是兼容世界各种文明，兼容所谓的普世价值。
上述是未来20年中国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在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切抛开国家利益的所思所想都是空谈，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与道德，坚持我们成功所依托的唯物史观、民族精神和中国模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各部门制定政策出于保护自我利益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
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
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
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
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
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
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
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
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
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
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
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
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
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
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
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
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
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
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
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
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
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
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
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
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
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
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
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
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
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
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
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
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
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
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
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
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
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
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
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
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
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
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企业家和政府是精神恋爱关系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
冯仑：
讲到关系，我从我的观察角度讲不同的一点，如果15、20年前，是我们关系最重要的时期，假如说是100分的话，那么今天美国假定关系的重要性是10，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在降低，大概在50分。
为什么呢？
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可以看到，史玉柱非常典型，我前两天跟东升出去了3天，我们经常谈，在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几乎看不到史玉柱，他跟企业家之间的互动非常小，他们都是2点才起来，2点以前见不到官员。
2点以后到10点，他可能在工作，我知道他不跟任何政府的官员有任何私人的关系。
他现在就做三件事：
第一件做网游，虽然有监管，但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一天赚200多万，在美国上市了；另外做脑白金。
保健品前三名都是史玉柱的，在中国保健品当中，前三名都是他的。
以他的性格，我没有看见过哪次他跟官员在一起；另外就是投资一些金融机构。
这样性格的企业家放在15年前，不可能。
而15年前，他恰恰是因为关系失败了，因为有领导人去考察，一定要他盖高楼，本来这个楼盖30层就可以，领导一来加到50层，80层，最后破产了。
当然，最后他困难的时候，凡是伟大的人，都离开他了，凡是说爱他的人都离开了。
最后就剩了那些崇拜他的非常年轻的小孩跟着他渡过难关。
这样一个过程，有特别的依赖关系，结果导致了两面性，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
但是今天几乎是不靠关系，他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就是不靠关系。
另外一个典型的是万科。
万科去年在市场巨大调控的过程中，销售过了1000亿。
大家知道，这个董事长也很另类，万科的文化是不怎么跟政府沟通的，而且我看到很多次他不给政府面子，政府说把这个地给你，你要答应什么条件，领导坐到这说，我来了，给你面子，但谈条件，王石还是走，大家很恼火，这个领导就在背后说一下，嘀咕一通，但是这个万科企业好，等当地政府换了领导，又把他叫过去，又把他们公司叫过去，给他机会。
在一个省会，曾经一个领导因为王石不给面子要给他踢出去，但是现在的换了领导又承诺给万科待建的地将近600万平米。
这说明不太重视关系的人，其实在中国也能活得很好。
从这我想讲两个观点，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跟政府的关系？
从万通来说，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精神恋爱的关系，但是不是偷情的关系。
包括所有政府的人，我们都很尊敬，尽可能的沟通，但是彼此要互相尊重。
我看到了万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完全靠市场，靠专业能力，现在叫“三好学生”眼光好，收益好，良心好。
必须做未来新10年的良好学生，这样的人现在活得也很好，而且没有负担。
另外一点，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互相的。
我记得万科讲过一个意思，它不如我讲得普通。
相当于一个道德不好的女人，经常衣服穿得比较低，动作比较夸张，就会引来狂蜂浪蝶，就会有不好的事情。
如果说一个企业家经常自己做出这样的姿势，一定有坏男人上来。
我们要适度的调整我们的着装行为和姿势，这很重要。
总之现在进步了，现在法制环境、市场规则、竞争游戏、市场化的东西，大大的加强了，导致好的东西不依赖关系实际也可以成长。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扼杀创造性思维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
钱颖一：
各位论坛的理事、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并且在“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十年后就是2020年，那年也正是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一年。
那么新思维从哪里来呢？
原创从哪里来？
创新又从哪里来？
过去五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从一个教育机构管理者的角度对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今天我与各位企业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先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中国和美国的。
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
它既不是关于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是关于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是在2011年1月8日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国母亲为何更胜一筹。
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了一本书叫做《虎妈的战歌》。
就在这篇文章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
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的中学生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
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流行词。
其实它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儿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是它们都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美国卡耐基演奏厅演奏钢琴的机会。
第二个故事关于印度的。
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个傻瓜》，这个电影打破了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
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度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3、4个月时间，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另外一所商学院都更换了院长，有趣的是新任命的院长都是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印度读完本科的印度人。
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名院长候选人当中有两名是印度人。
在哈佛商学院近200名教授有20几位印度教授只有1位中国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
所以在未来十年不大有机会有中国人做院长。
第三个故事关于犹太人。
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2000万人口。
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将近200人。
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犹太人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
”据说犹太人学生回到家里，家里却问：
“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
”前者落脚点是学知识，后者侧重点是如何提问题。
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联，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我们得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一些方面的弱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
我们教育方法中靠认真刻苦、时间投入、死记硬背、大量作题、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是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那么强从哪里来？
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联，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者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
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
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它们都不是指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起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都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的都说到好奇心。
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好奇才有了发明，好奇心是推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
爱因斯坦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
”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
第三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不是对一切命题的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批判已有知识，让我们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我们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被认为是有害的。
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他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应用的都是一样的，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即使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有知识的，但不可能是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培养好奇心和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个国家就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谢谢大家！
未来七八年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
李小加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总是看外国的金融危机，一会儿是俄罗斯的，一会儿是东亚的，一会儿是美国的，其实你仔细看看金融历史的话，所有的国家基本上七八年就搞一次，主要是房地产引起的”
而李小加坦言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发生金融危机。
他认为中国已经进行了几年的金融繁荣了，从保险到证券到银行，这是在国家大规模注资和大规模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的前提条件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少有的繁荣的条件下达到的。
而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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