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稿.docx

内参稿.docx

《内参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参稿.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内参稿

后危机时代中美两大国间的战略博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是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转折点。

中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矛盾都已充分显现，两国实际上已经展开了一场关于“转方式”的时间赛跑。

●形成于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再工业化战略和新国际贸易体系，是美国维护全球主导地位的抓手

●劳动力优势和创新体系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输出，是规避泡沫化风险且利在长远的关键决策

一、形成于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是：

一方面将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转移出去，同时控制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另一方面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消费全球商品，再以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

这一模式使得就业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最大难题。

（一）1980年代美国走上新式发展道路，并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19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型。

至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其一，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其发展模式的鲜明特征。

1980—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0%降为28%（其中的制造业由20%降为11%），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24%—26%之间，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值的比重则由22%升至33%。

其二，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与1960—1982年相比，1983年以来经常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这意味着美国由“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净消费者”。

同时，资本项目由逆差转为顺差，境外美元资产膨胀。

其实，“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与贸易失衡、境外美元资产膨胀，是美国经济转型的统一过程。

这一过程又与其产业的国际转移是相辅相成的。

（二）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中美两国相互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主导”与“挤压”是理解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

一方面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又对其形成挤压。

在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过程中，即使信息技术革命都难以让美国用高端产品足以交换所需的中低端产品。

因此，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向外输出美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

美国则是依靠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来维持消费和投资水平，从而必然导致经济虚拟化。

（三）与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相伴随的，是“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

2009年，虚拟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的GDP创造均值依次为19.29万美元/人、13.74万美元/人和6.11万美元/人。

可见，虚拟经济部门的GDP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

进一步，对比2009年不同产业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

（1）虚拟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最高，而就业贡献率最低，分别为33.58%和17.94%；

（2）传统服务业的GDP贡献率最低，而就业贡献率最高，分别为25.94%和43.72%；（3）实体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依然大体相当，分别为26.87%和20.15%，但是已远低于1950年51.09%和47.78%的水平。

可见，实体经济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就业增加，然而一方面“去工业化”已大大削弱了美国实体经济的GDP创造能力（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其就业创造能力随之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本身的“智能化”、“数字化”使其就业创造能力下降。

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并实现复苏，然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其症结就在于其“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

若要增加就业，则须扩大对传统服务业的投资，然而与虚拟经济部门相比它并不具有吸引力。

对于虚拟经济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奥肯定律”已然失效，凯恩斯主义适用于193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大危机，但难以解释当代的“无就业复苏”。

二、再工业化战略和新国际贸易体系，是美国维护全球主导地位的抓手

在后危机时代，为了更好地巩固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美国通过国际生产格局的调整和投资贸易新新秩序的建立双管齐下，尤其是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提升投资和贸易规则的标准，延缓新兴经济体追赶的步伐，从而为美国经济复兴赢得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之能够从容布局，通过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继续掌控世界经济制高点。

（一）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金融危机使美国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将重整制造业作为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增长翻番的目标，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技术创新。

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世界银行《2007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9%，200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4%。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彻底没落。

金融危机前，美国制造业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机遇，加快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进程，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研发、品牌、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核心业务，其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自上世纪初以来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头把交椅，直到三年前才勉强拱手交给中国。

根据著名咨询公司IHSGlobalInsight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1.955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为1.952万亿美元，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分别为19.8％和19.4％。

为了尽快重振制造业，奥巴马签署了《制造业促进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启动。

“再工业化”战略不是简单的吸引制造业回归，而是在各国竞相争夺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的背景下，通过着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以期在未来的全球产业竞争中建立新的优势。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吸引了一些制造业企业的回流。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调查，总部设在美国的、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中，有48%表示愿意“回流”美国。

其原因在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金融危机导致工资水平下降，页岩气革命使美国的油气价格也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从而为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美国咨询公司海克特集团（TheHackettGroup）的研究报告则认为，预计2012-2014年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将占全球制造业产能的19%，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能向外的转移依然多于回归，制造业净回流的情况并未发生。

由于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时间不长，其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美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奥巴马政府更将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先后推出了两个版本的《国家创新战略》，还出台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等产业发展规划，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实现美国经济快速和可持续的增长，并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岗位。

近年来，美国在快速成型、人工智能、纳米材料、清洁能源、物联网等关键技术领域正在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并断言美国正在推动并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

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显现出的积极因素无可否认，但由此认定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席卷美国乃至全球恐怕为时尚早。

从工业革命史来看，工业革命必定以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先导，但技术革命对产业革命的推动不见得会立竿见影。

工业革命并不是制造技术的局部突破或者某些生产设备的重大更新，而是制造业综合技术进步的集中体现。

随着新技术在产业部门间的不断渗透和扩散，不同领域的重大技术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和深度融合，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逐渐成熟和不断完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的要素组合和生产方式，并最终推动制造业的整体性变革。

尽管对于制造业回流的态势以及是否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有争议，但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继续引领全球生产格局的调整，并进一步强化产业竞争优势。

（二）主导和推动全球贸易体系调整，巩固美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领导地位

近年来，美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方面非常积极，正在同时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TTIP），并主导着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的制定。

美国试图通过驱动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全球贸易秩序的重构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TPP、TTIP和PSA的谈判进展较快。

按照美国的设想，TPP的谈判将在2013年10月结束。

目前TPP成员国数量已经达到12个，经济规模约占全球经济的40%左右，已完成了17轮谈判。

尤其是日本于2013年3月宣布加入，使TPP的构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美欧之间的TTIP谈判也预定在2014年年底前结束。

参与PSA谈判的经济体已达21个，涉及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互联网等诸多服务业领域。

一旦相关谈判如期结束，美国将获益颇丰，不仅能够借助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出口翻番目标的实现，还可以通过主导更高标准的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在全球贸易格局的新一轮调整中赢得更大的话语权。

在美国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中国等正在崛起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被排斥在外，美国主导的新投资和贸易协定还在知识产权、环保、劳工保护、投资、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方面设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使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高的门槛，为这些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张获取全球化红利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继续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心—外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三、劳动力优势和创新体系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在全球经济格局进入调整和重塑期的当下，中国经济应当在“转方式”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是有条件实现的。

我们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问题归因于30多年来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的发展方式，而不是增长速度得太快了。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在工业化中继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在中国30年的高增长中，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劳动力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因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提供了人口红利。

而这又是与非农产业伴随工业化进程，大量吸纳劳动力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不可忽视。

同时，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积累，进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支撑了经济增长。

2011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升转降，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但是劳动力规模依然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之一。

因为，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存量依然较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持续转移出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就业压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释放。

现阶段工业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让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财富而非包袱。

城镇化的实质在于，让农民工在城镇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在非农部门实现稳定就业，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条件。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真实的工业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城镇化。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以协同创新体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它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要想占据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就必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冲击

1、传统的产业竞争优势遭到削弱

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制造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拥有几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制造装配环节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但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已经开始削弱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稀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约束因素的日益凸显，中国维持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现实基础逐步被侵蚀，但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能力、品牌与渠道管理能力等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这将进一步弱化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制造业高端和低端的同时挤压，“向上突破、向下突围”是中国制造业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

2、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薄弱

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极为迅速。

根据著名的美国BATTELLE研究所发布的《2012全球研发投入展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研发费用总额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加，从2010年的149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49亿美元。

由于中国研发投入持续的大幅增加，使得它在全球研发投入中所占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从2010年的12%上升到2011年的13.1%，超过日本成为研发投入的世界第二。

尽管中国的研发投入增加很快，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其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只有1.6%。

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研发投入的规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增长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中国产业部门普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低附加值环节，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绝大部分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原创性技术和产品非常少，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并不高；普遍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因创新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而受挫。

如果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产业部门仍然很难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

3、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落差有可能加大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尽管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为时尚早，但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特征表现为：

生产工艺数字化、制造过程智能化、新材料高性能化和新能源利用网络化，制造业领域的新变化将可能导致全球生产格局的调整和国家间产业竞争优势的重构。

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其对制造业各领域的持续渗透，有利于掌控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企业实现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组，从而在国际产业竞争继续处于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新态势已经开始吸引部分高端制造企业的回流，科尔尼公司公布的2013年FDI信心指数显示，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最有信心的国家，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首次失去第一的位置。

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通过开放的战略、稳定的宏观政策、人民的勤奋，尤其是借助发达国家通过FDI和技术转移提供的产业升级之梯不断地沿着价值链向上攀援，就在即将与发达国家比肩之时，突然面临着发达国家通过制造业回流抽掉梯子，并且通过新的技术革命将本已缩小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的不利局面，这使得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模式难以为继。

（二）中国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构建

1、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

改革开放以来，在追赶战略的要求下，中国实行知识产权弱保护，并结合实用新型制度的广泛使用，激励国内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

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实现的，企业通常掌握了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能够沿着主流的技术路线不断改良现有的主导技术。

赶超型经济模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很少从事原始创新，因此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比较薄弱，导致基础研究在突破性创新中的关键作用难以发挥。

此外，对大型企业的政策倾斜，也削弱了中小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激励。

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对基础研究和突破性创新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中国应当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借鉴美国拜度法案的精神，加强专利保护，并将专利保护扩展至公共资助研究领域，激励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突破性创新活动，并积极推动新技术的产业化。

官产学研必须携起手来，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基础研究、发展信息技术、改善基础设施，形成良好的促进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的生态环境。

在此基础上，如果中国工业部门能够在技术创新领域开展持续的大强度投资，将形成建立在技术能力之上的新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2、利用先进技术的渗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促进中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导致传统产业的产业链重构，对传统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

例如，如果电动汽车逐渐普及，传统汽车制造领域长期形成的以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载电子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链将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将会加入到以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域为核心的新产业链中。

但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产业的消亡，新兴产业有着很强的渗透性。

随着信息技术、3D打印、智能生产等先进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技术会向其他产业部门扩散，对这些产业的渗透和带动效应日益增强。

如果传统产业部门利用新技术的支持，对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造，开展广泛的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就有可能提高要素组合的产出效率，改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与新兴产业一起，共同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部门渗透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将显著提升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传统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其积极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产业间的升级。

3、顺应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打造新的竞争优势

当前，中国正处在产业竞争优势转型的关键时刻，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不断发生着新变化，原有的优势在削弱，但新的优势正在形成。

全球制造业领域的新趋势弱化了劳动力成本在企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变得无所作为。

新的生产方式在缩短制造业中间环节的同时，也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完善的多层次教育体系正在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源不断培养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以高素质人力资源优势取代劳动力成本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收入的持续增加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使得中国的市场容量日益扩大，从而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巨大的市场支撑。

为数众多的高素质员工、持续扩张的市场规模、不断提升的技术能力以及日臻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将是未来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新源泉。

（三）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关系，当代全球产业结构变化、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都是起源于这个国际间的核心经济关系失衡。

从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那一刻开始，世界就被迫接受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在美国长期行使世界中央银行权利，却毫不理会其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世界逐渐陷入了流动性膨胀、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漩涡，它改变了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同时美元等国际货币在全球循环流动也带动了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球的贸易失衡。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来已久，并深植入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之中，决不是靠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或美联储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能缓解的，必须将有实体经济基础的国家货币加入国际货币体系从而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世界经济进一步堕入金融失衡和贸易失衡的深渊。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变化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与原有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必然会冲击原有的全球经济格局，但是无论新兴的国家获得什么利益，只要没有改变国际货币格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就不会稳固下来。

只有人民币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货币地位，新的货币格局将新的经济实力要求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固化下来的时候，这种利益格局才可以在相当时期内得到保证，从而使得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1、人民币一定要避免陷入小国货币的原罪

大国货币必须是国际货币，因为国际货币标志国家在计价标准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规则上是否有话语权。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曾经指出：

非国际货币（也可以称为“小国货币”）具有“原罪”。

其经常项目既不可以顺差，也不可以逆差，必须保持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并与主要国际货币汇率保持稳定。

这就是说，“小国货币”天生就是附庸。

如果小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就要借外债（因为本币不是国际货币），而逆差会导致本币贬值产生货币错配现象，使得外债负担加重，在出口短期内不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就会债台高筑，墨西哥上世纪9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就是鲜明的例子；对于经常项目顺差国家其本币将不断升值，这又会导致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早期的日本、韩国和现在的中国都吃到了这个苦头）。

小国不管自己本国的情况如何，都必须适应大国的货币政策，当国际货币发行国调整货币政策或者遇到较大问题的时候，小国就会受到牵连，在上世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就是如此。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二，但在国际计价系统和信用支付系统中却基本没有人民币的影子，属于典型的小国货币。

为了避免小国货币的悲哀，中国必须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2、人民币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已经具备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中国2012年的GDP达到了518942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为8.46万亿，排名世界第二；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7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

可以说中国实体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已经在实行，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已经存在多年。

在香港特区、中国的台湾地区、越南、新加坡、俄罗斯等一切与中国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已经是硬通货了。

这些现象证明人民币在境外是受欢迎的资产。

第三，金融投资者和回避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愿意持有汇率预期会升值的货币资产，预期升值货币发行的国际债券也容易成功。

而人民币一直是缓慢升值的，符合金融投资者理想的货币资产。

第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达到34966.86亿美元，它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本干预力量。

也是人民币出境的强有力支持，按照1美元兑6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可以支撑20.98万亿人民币的境外资产。

这就是说如果人民币在中国境外有20.98万亿同时被抛售的话，中国可以用3.4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市场上购回人民币，以支撑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用。

3、国内不断膨胀的流动性也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进行疏导

（1）国内由外汇占款引致流动性不断膨胀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中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13年6月底，已经达到34966.86亿美元。

流入的外汇多数是要结汇的（以前是强制结汇制度），外汇储备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影响国内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

如果按照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计算，3.49668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引致了20.98万亿基础货币投放的增长，基础货币的被动大幅度增加，再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

这些因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膨胀的严重性有两个方面：

首次，外汇占款引发人民币供给的增加是没有对应产品的。

因为经常项目顺差增加的外汇是因为产品出口大于进口，因此增加的本币在本国市场上没有对应产品，产品在国外；因资本项目顺差增加的货币在本国市场上就更没有对应产品了。

实际上我国从2002年加入WTO之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就大幅度增加，长期双顺差在境内积累着流动性膨胀；其次，在当代法币的货币制度下，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增发以后基本上不会有自动的退出的机制。

因为外汇占款引致增加的货币属于存款范畴（货币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