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选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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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选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陈云选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
这个问题提得好。
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
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他要我学点哲学。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143〕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
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
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
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
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
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
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343〕和陈林达〔344〕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
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345〕。
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
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我在延安时从枣园〔346〕出来后到财办〔242〕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
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
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
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
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
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
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
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
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
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
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
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陈独秀〔186〕的错误，李立三（〔347〕的错误，王明〔222〕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
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348〕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中全会〔349〕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350〕，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
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
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
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
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
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
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
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
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
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
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351〕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
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352〕，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
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
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
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
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
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
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
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
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
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
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
要论事不论脸。
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
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
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
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
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
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
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
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
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周恩来选集——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本文是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
周恩来选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
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189〕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
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190〕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
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
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
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
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
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
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
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
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
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
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
这种审查的方法：
（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
（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上而下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
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
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
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
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
（1）注意大事；
（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
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
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
（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
（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
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
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
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
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191〕。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
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
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
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劣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劣点〔192〕。
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
这是不对的。
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
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
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
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
我们要求同志们：
（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
（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
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陈云选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在党的六中全会〔175〕上，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把学习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一项任务。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年多来，虽然进度不同，但大体上都在学习。
交换一下学习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
我们过去对于学习的意义了解得不够切实。
比如大家读过列宁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11〕，以为懂得了学习理论的重要。
但是，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读了那篇结束语以后，实在使人感觉到列宁那句话又有新的意义，认识比过去切实得多了。
在实际上，我们过去还不曾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
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虽然大家知道了学习是党员的一种任务，可是许多同志了解得还不深刻。
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
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
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
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
我认为：
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
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
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
我们这些老干部如果要学习，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十年内战时代，在白区〔37〕，虽有教材、教员，但因为白色恐怖，没有读书的环境。
在苏维埃区域〔19〕，虽然没有白色恐怖的不安，教员也有，教材也可设法找到，但由于战争频繁，读书的机会也不多。
在今天，延安和某些根据地的读书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
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
现在无论你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
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
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
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
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
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
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
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
对于初学的人，不要企图每门功课读很多参考书，那样读完一本书要延长几倍的时间，倒不如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
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
读懂就是消化。
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读书要做笔记。
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
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
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刘少奇选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
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
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
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
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
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是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
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
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
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
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与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37〕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干部不相信他们那样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
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我们说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这又成为佛经中的“阿弥陀佛”，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在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
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
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
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
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
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
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
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
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
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
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
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目前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
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
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
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怎样做法？
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
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
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
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
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
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
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
如果农民对于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
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
从何处开始？
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
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
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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