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胡适鲁迅三种不同的长征观的历史见证与回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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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胡适鲁迅三种不同的长征观的历史见证与回答

傅斯年、胡适、鲁迅三种不同的长征观的历史见证与回答

《大公报》对长征的报道

　　对于长征，民国知识界看法是什么？

梳理民国时人对于长征的看法，有助于我们今日更好地理解长征。

　　《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界对中共形象的认识

　　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标榜“中立”的《申报》在长征期间，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一个从蔑视红军力量，预言红军必定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赞扬长征的态度转变过程。

通过《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群众，特别是知识界对中共形象的认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迁出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申报》基本上以国民党舆论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对长征持贬斥态度。

造成《申报》这种态度的原因既有国统区白色恐怖的打压，也有《申报》对中共及长征缺乏了解的因素，更有对中共长征缺乏信心的考量。

　　蒋介石本以为可以“一路高歌”，达成所愿，令他没想到的是红军能够屡次突围成功。

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对长征的态度由原来的预言红军必定失败转变为重视其有生力量，对其加紧“追剿”。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随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申报》和蒋介石对于红军长征的态度就此转折。

蒋介石改变以往轻视“赤匪”的心理，认为当前“剿匪”绝非易事，“各军应认真整顿，勿再藐视赤匪”。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蒋介石的期望彻底落空。

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冲破国民党层层包围，摆脱困境，《申报》才意识到自己报道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下的长征。

　　抗战爆发后，虽然《申报》对“长征”的报道不多，但在称呼上，“逃窜”、“西窜”的字眼不再出现，开始以“长征”替代之，对红军的称呼也由“共匪”、“赤匪”变为“共军”；在词语内涵上，由原来的贬义、负面转变为积极、正面，也正是在抗战开始后，“长征”渐渐成为红军的特定标签。

　　1938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为了更好地在国统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部分内容也作了调整，尽管如此，该书仍被列为禁书。

1939年4月，《申报》颇有勇气地登出该书的书讯，“斯诺先生将西行漫记加以增订，发行再版”，“许多不合时代之潮流和抗战环境的地方，也都加以修正，是以内容较前更见精采”，书讯特别强调，“长征二五○○○哩即根据是项再版本译出，堪称西行漫记之最新版本”。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申报》指出：

“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在于大规模之游击战”，而游击战被红军广泛用于长征过程之中，“红军长征之成功，多靠南方军队之力，此种长征”，“被认为历史上之伟大战术”，“倘中国采取大规模之游击战，余相信彼等必可使日本连续受极大之打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历练中早已转变身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解放战争期间，《申报》上的“长征”也因国共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愈加正面，继而成为中共游击战战术成功的典型案例和中共军队顽强发展的特定标签。

正如《申报》所说：

“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共产党开始他们出名的‘长征’，他们的目的在联合各地共产党达到一个偏僻而安全的区域。

”“到一九三六年时，国共间和战的循环告一段落。

共产主义已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不是国民政府任何方法所能压制的。

”

　　傅斯年、何兹全师生对长征态度迥异

　　1936年5月，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青年学者何兹全，目睹愈加动荡险恶的时局，尤其对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下而被迫走上长征之途的红军深表钦佩，不禁感慨万千，挥笔写下《纪念5月说几句旧话》一文。

其中讲道：

“共产党能号召一些青年跟着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些是信仰问题。

近年的‘剿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分人走错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与学生同情长征的态度迥异，身为何氏老师的傅斯年，则对长征颇有敌意。

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

中国的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

无独有偶，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也认为共产党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组织性、纪律性、指导思想上大大胜于过去的流寇。

　　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对长征持如此态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他们试图因循武力统一的路径,以此结束“五代式”的混乱局面。

其次，他们长期置身于国统区，始终单方面接收国民党的宣传,且没有亲身赴苏区对红色政权进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制约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从而把诸多希望寄托于国民党。

蒋廷黻也无奈地承认“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改造乡村及社会”的,所以对它的认知仅仅触及问题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

　　丁文江、胡适认为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

　　当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政界、学界乃至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日本侵略问题。

据曾与蒋廷黻一道进入国民政府任职的学者何廉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日本的军事威胁已足以引起中国的权威方面要求和日本立即摊牌。

这包括了所有反蒋分子：

桂系军事集团、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天真无邪的学生集团，高喊要和日本人决战，还有知识分子。

我必须说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北京地区比较现实的集团，此中有胡适、蒋廷黻和丁文江等。

他们十分清楚，现在和日本作战为时过早，后果只能是民族自杀一途。

这后一集团是支持蒋的政策的，那就是先统一，再和日本决战。

”何廉将丁文江、胡适与蒋廷黻归为支持国民政府政策的知识群体，这大体不差。

不过同是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胡适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

他们提倡：

“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

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

　　既是政敌，自当采用现代政治的途径即和平解决国共争端。

在丁、胡等人看来，国民党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双方交锋，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越剿越乱的下场。

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原因何在？

因为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方能治本。

可惜，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却只注重治标的办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

实际是“一方面用武力去剿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

况且红军能够蓬勃发展，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难辞其咎，丁文江指出：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

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

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实力。

同时国民政府和政府的军队，却因为改变了口号，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

‘匪’不是内乱，‘剿匪’不是内争，名称一变换，就可以粉饰太平，说军政时期终了了。

”为何本欲灭火，却偏偏往火上浇油？

为何本是止战，却战端愈演愈烈？

丁氏干脆逼问道：

“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

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丁建议“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

与丁文江观点近似，胡适更是气愤地指出如果老百姓“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

　　不专注于御侮大业而与共产党“做游戏”，这是丁、胡等人最担忧的问题。

时至国家危难关头，“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

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

丁文江甚至指出：

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

胡适在一次会见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时，聊及国共内战及长征的问题，他建议“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

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

总的来说，丁、胡等人政敌观的背后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抵御外侮的需要。

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这是丁、胡诸人的共识。

　　外交错误和主导性舆论掩盖真相，固化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偏见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在民国外交界纵横捭阖数十年的元老级人物顾维钧站在彼时国际背景和中日实力对比的角度，得出了与丁文江、胡适等人不同的判断。

在顾氏看来，日本推行以武力或阴谋控制中国，并从南京政府统治下分割华北的政策，蒋介石其实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危机，但他却先是忙于在江西省和共产党作战。

等到共产党于1934年10月开始被迫长征后，蒋接着又肃清该省残余，并从南到北进行尾追。

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同时对付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的侵略。

要对付日本这个外来的威胁，还需要有进行准备的时间”。

虽然身在海外，顾维钧判断“政府的政策是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对日本让步，以争取时间，一方面彻底解决共产党内患，一方面为对付严重的势不可免的日本外来侵略作准备”。

顾维钧还揭示出另一层鲜为人知的外交背景，即“日本外相广田的所谓对话三原则之一是要中国与日本协商合作，来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在华北地区。

这一点，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从某种角度上讲，顾维钧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不少外交官的倾向，这又与长期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蒋廷黻之意见，颇为气味相投。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都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

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

比如，有的文章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有的对国民党“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消灭，不能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丝毫的心慈手软。

正是由于对红军长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极不对称，就连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因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也往往被一些失实的报道所误导，产生很强烈的隔膜感。

　　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在舆论上是面临巨大压力的，这在国统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多么险恶。

　　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

　　当然，一直认同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

不妨以鲁迅为例。

他与红军的渊源甚深。

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

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

据说，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

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到了1935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在史沫特莱建议下，病榻上的鲁迅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据茅盾事后回忆：

“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

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

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

‘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

’我也停住脚步道：

‘好呀!

’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

‘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

’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

‘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

’鲁迅说：

‘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

　　最终，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

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

电报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经历了两年，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反复，战胜重重险阻，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了“燎原之势”,把山沟里的共和国驮到了延安。

这一历史壮举不仅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及爱国青年们备受鼓舞，也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1937年5月，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信，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发表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

“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

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

”可见其对共产党看法的明显转变。

　　其实，透过当时舆论界对红军长征的不同看法甚至交锋，其间思想倾向的分化与衍变，已大致清晰。

长征的伟大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提出，促使国统区的知识精英们深刻认识到：

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

“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长征精神”，早在这一壮举结束的那一刻起，便深深地写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