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与老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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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与老庄
孔孟与老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学习已经达到人天合一的境界，行事做人已和自然法则（道）高度统一以至通过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智慧对自然以及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观察角度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
这个境界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是：
知亦难行则更难。
虽然后人对他的描述已经达到神话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领悟到《道德经》中的一词半句也是终身受用无穷的！
而庄子的思想是在老子的基础上对世间事物的更进一步阐述。
孔孟老庄美学思想比较
儒道之学重在人生，本无意论美，其美学思想皆出自审美化的人生哲学。
故，论儒道美学即论其哲学也，亦即论其人生境界观也。
一 孔孟之学以“仁”为根本，“成仁”乃其理想；老庄之言以“道”为宗尚，“体道”是其归宿。
两家本旨多有不同，前贤有治世治身之说，时彦有入世超世之判，皆以法度、自然明两家轸域。
审美精神之歧异亦无外乎此，盖先有人生境界观而后有艺术审美论也。
1美善相乐与自然真美
孔子论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
八佾（yì）》），缘《韶》主尧舜禅让以德，而《武》主武王征伐以力。
此美善相乐之论，源于其仁学思想。
仁为内在情性与外在伦理之融汇，此内外交洽之仁心乃“礼”、“乐”之根本。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
阳货》）仁学精神贯注于艺事中，非特悦人耳目、娱人情性而已，更当于潜移默化中激发善德良知也。
子云：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
泰伯》）“乐”即音乐艺术，兼愉悦性情之形式美与感发意志之仁德美。
“成于乐”为精神沉醉、纯粹超越而至自由境界。
孔子闻《韶》于齐，三月不知肉味，整个人生由音乐而艺术化、道德化，沉浸于美善统一之境。
斯乐陶染性灵、感发仁心，使人人本具之良知充满身心，一念自觉便可成仁。
子云：
“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
述而》）又云：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
颜渊》）诚哉斯言！
孟子曰：
“理义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
告子上》）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赋予仁德以审美价值。
以善为美，美善统一。
此善笃实光辉、高明壮美；此美充溢仁德、超拔完善。
美善相乐，臻于极致。
后世儒家美学绵延传承，皆无悖此根本者。
老庄哲学以“道”为宗。
《道德经》中“道”凡七十三见，以宇宙本体为本。
《庄子》一书“道”凡三百二十见，以自由境界为尚。
老庄之道一脉相承，其殊异亦判然乃现。
老子重思重知，偏于思议无限永恒之大道；庄子重行重修，偏于得道之人精神自在逍遥。
徐复观谓老聃之道以思辨展开宇宙之哲理系统，形上意义至为显著；庄周之道以工夫体认人生之超然境界，艺术精神更足彰明。
“道”在老子为形而上之宇宙根源，为众妙之门、万物之母，故老子偏于察识思议此大本大源。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老子。
十六章》）静观往复、去蔽归根，方能知常合道、没身不殆。
“道”在庄子为超遥自在之人生体验，故庄子偏于体认实修此人生境界。
由外天下而外物、外生、朝彻、见独，而无古今，以“入于不死不生”之境（《庄子。
大宗师》），自在逍遥、无往不适。
异乎孔孟所成就之道德境界，老庄所成就者，乃形上境界与艺术自由境界也。
老聃弃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
十二章》），音、色皆为感官享乐、矫饰失真之伪美，沉迷其中，徒乱本心。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
四十一章》），实可与庄周至乐无乐之论相发明。
庄周以无为虚淡为合天德，标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
知北游》）、“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
天道》），诋世俗违道背真之美，直欲“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
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庄子。
胠箧》）庄周疾伪，乃疾世俗之伪以存本真，弃感官之美而求大美，廓然任真、荡然无执，祈向逍遥空灵之自由境界。
庄周以真论美，打通心物、融贯主客，以艺术心灵观照万物，成就人生之完满自由。
其人生论与艺术论打成一片，艺术之人生化即人生之艺术化。
2人格充实美与生命自由美
儒家论美主善，特重道德人格之充实光辉，道家论美主真，尤尚自由生命之逍遥超脱。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
雍也》）文为教养风度；质为道德品质。
君子以仁为本、文质和谐，举止中节合度，品行纯美高尚。
夫子视富贵有如浮云，颜回处陋巷不改其乐，其进退作息、出处去就，无不体现人格充实之美。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孟子。
公孙丑上》），充溢身心、周遍乾坤，浩乎沛然而莫之能御。
此境至高至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尚不足以形容之。
孟子论修养工夫次第曰：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孟子。
尽心下》）朱子释充实之美曰：
“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也。
”。
此美涵摄善德，而又超拔升华，充于内而形于外，化为勇猛刚健之精神与崇高庄严之气象。
老庄所重者，生命自然之美也。
老子倾慕婴儿自然天性，力求保任赤子之心。
其言曰：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老子。
二十章》）又：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老子。
二十八章》）又：
“常德之厚，比于赤子。
”（《老子。
五十五章》）。
五千言中赞婴儿之辞比比皆是。
然老聃之赞婴儿，非真以其混沌一团、无知无欲之精神状态为最高，实因天地境界不可道不可名，不得已而强说之，乃以婴儿为喻也。
庄子论人生、论艺术，皆以自然为本，斥世俗之矫饰，保生命之常然。
“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mò）索。
”（《庄子。
骈（pián）拇》）因任本然，消解执绊，高举飘摇，合于大道。
故雉不祈畜乎樊篱而马不求立于义台，“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自由活泼、生机充满之生命，焉能以人工束缚拘碍哉？
是故，庖丁解牛，因其固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
养生主》）；画史作图，解衣磅礴，“儃儃然不趋”，受揖而不立（《庄子。
田子方》）；痀偻承蜩，处身若椿，“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
达生》）；梓庆削木，忘其肢体，“齐以静心”，“以天合天”。
斯四者，皆身心都遗、物我俱忘，造乎自由合道之境。
要之，以自由生命化入宇宙真宰，即为无上真实之大美也。
3中和之美与天和之美
儒道两家言美，内涵、倾向、旨趣均有不同，品鉴标准亦有差异。
孔子论礼，以“和”为本。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
雍也》），须统纳对立差别而至于和谐均衡，方具平正典则、无过无不及之美。
《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朱子释曰：
“喜、怒、哀、乐，情也。
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
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而以德性言之，则曰中庸。
中庸乃伦理根本原则，中和为美学最高标准。
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
述而》）之人格即中庸至德之圆满成就，而《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
八佾》）之艺术，则属中和大美之完美体现。
“中和”、“中庸”，均以无过无不及为准的，秉执厥中、和谐统一。
儒家美学以道德准则规范情感活动，于节制中消解矛盾冲突。
道家美学以解脱强制性规范为宗旨，追求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使天然本性得以自由实现，故标举“与天地和”（《庄子。
天道》），纵性任真而与天地万物游，“以和为贵，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
山木》）。
此天和之美既超越又内在，周溥万有、遍在一切，诚天地之大美。
由此大美，后世分化两脉，一主平淡中和，一主天放奔纵。
前者淡而后者真，前者内敛而后者外张。
儒道美学差异甚多，其他如审美意识重内在规律与外部制约之别，审美态度重教化功用与越超功利之别，美之形态、风格、阴阳、刚柔、虚实、动静之别，诸如此类，此不详述。
二
儒道互补，两家美学亦可会通。
华夏美学两大主流同而异、异而同，未可论轻重判高下而妄执彼此也。
是故执着名相，虚妄便生；穷究底蕴，儒道何殊哉。
1.审美实质：
精神观照
人本美学观，为先秦儒道美学所共有。
观物即为观我，取境即可会心。
于神与物游、乘物游心之际，心灵与物象往复容与、共感相生，“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
物色》）。
传统审美观之特质，正是对人格精神与生命情怀之欣赏观照。
此在儒道美学，并无不同。
子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
子罕》）赞松柏傲霜坚贞，不啻夫子自道。
朱子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
雍也》）曰：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
”知者智慧圆转，如水流莹澈、腾跃不息；仁者仁德宽厚，似山岳巍峨、绵延无边。
故夫子以山水喻其性之相感也。
孟子亦取流水日夜不休、有本不竭喻君子德行高远、学问精深（《孟子。
离娄下》）。
孔孟“比德”，皆倾注人格精神于物象，物我交融、往复无穷，于蒙养感发中打通德性精神与艺术境界。
与儒家“德法自然”相通，道家专论“道法自然”，此乃主体精神观照下之自然，已深浸主体之意愿与理想。
故知，老子论天地不仁（《老子。
五章》），庄子言天地大美四时明法（《庄子。
知北游》），皆以其理想人格赋予天地万物，天道自然皆著其主观之色彩，欲以规范人道、矫正伪饰，使人法之则之，奉之而不违。
其理与孔孟并无二致。
体现于美学思想上，均为对自身所追求之理想人格之审美观照，外在形式则表现为对天地万象之欣赏感悟与涵泳沉潜。
钱钟书曰：
“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
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
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
”。
寥寥数语，道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底蕴。
形虽殊而趣实同，相未泯而意已契，儒道美学融通之关键，由此揭橥而出。
2.审美方式：
直观感悟审美过程中，主体厕身万象之间，仰观俯察、涵容吐纳，其审美方式非直观感悟不可。
孟子以眸子为喻，道及精神与形体之关系，“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恶。
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
”（《孟子。
离娄上》）存于中而形于外，美丑邪正，一望而知，此舍直觉把握断不能为。
艺术欣赏之“以意逆志”（《孟子。
万章上》），道德修养之尽心知性知天，其方法亦为直观体悟。
至如庄子论天籁（《庄子。
齐物论》），老子论大音大象（《老子。
四十一章》），亦莫不是直觉感悟、内心体验所得。
老子云“涤除玄鉴”（《老子。
十章》），有论者释为“洗清杂念，摒除妄见，而返自观照内心的本明”。
老子言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老子。
十七章》），亦是重内在直观自省之明证。
庄子“心斋”，更是如此，“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庄子。
人间世》）徐复观以为，“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剩下的便是虚而待物的，亦即是徇耳目而内通的纯知觉活动，即是美地观照”。
此直觉把握之境界，恰如明镜照影、不将不迎，孤心自现而历历空明。
庄子曰：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庄子。
天道》）。
须心如明镜，以虚灵静观万物，方能冥契世间万有，洞彻宇宙根源。
庄子还藉孔子以阐述其观点，“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庄子。
田子方》），直观体悟其人精神气度与人生境界，无须凭藉语言工具、理性思辨，直觉把握可径得真意。
《庄子》一书中，此等例子俯拾皆是，难以罗列。
庄周观鱼，得鱼之乐；庖丁解牛，技近乎道。
其他如梓庆削木，轮扁斫轮，莫不如此，皆超脱世俗、功利，超越逻辑、认知，身与物化而心与道通，卒归于忘怀一切、超乎万有之自由境界。
3.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
儒道两家之审美体验，内涵不同、工夫有别。
儒家重道德人格，道家重生命精神；儒家体悟未发之中，克己复礼归仁成义；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忘物我而与大化同流。
然两家旨归无二，皆造乎天人合一之境，是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
系辞下传》）。
孔子自述其修养境界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
为政》）论者释：
知天命为认知万物本体之知真境界，耳顺为直观把握宇宙大全之审美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知真求美而达到之圆满至善境界。
夫子由真而美而善，顺宇宙大化流行，赞乾坤载育厚德，其气象浑然，有如天地；孟子胸次浩然，如泰山北斗，其“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
尽心上》）。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易。
乾。
文言》），此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之伟大品格，于人伦日用中不离人生又超乎现实之人文精神，实为儒学之最高境界。
老子“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老子。
二十三章》），虽言其哲理觉悟，亦为其审美观照之至境。
庄子于此论述尤多，体悟亦深。
表述最全、阐发最明者为《逍遥游》一章。
合道之人，恶乎待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
此“逍遥游”，即天人合一之人生境界。
船山释此段为：
“天高地下，高者不忧其亢，下者不忧其汗，含弘万有而不相悖害，……为蜩、学鸠，则眇乎小而自有余，不见为小也。
为鲲、鹏，则謷乎大而适如其小，不见为大也。
是乃无游而不逍遥也。
”阐论精详，真乃知言。
庄周之梦蝶也，栩栩然化而为蝴蝶，不知周之为蝶，抑或蝶之为周，非周非蝶，亦周亦蝶，是非有无，莫可执着。
庄周游于濠梁之上，观鱼出游从容而知鱼之乐。
庄子何由知之？
缘其忘我而物化，摒弃知识而当下体悟合道者相忘于道之妙。
庄周于形相俱泯、主客交融之直觉观照中，由己心体合天心，息息相通、直契本真，终至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齐物论》）之最高境界。
孔孟巍然崇高之道德境界与老庄超然逍遥之自由境界，皆本之其精神哲学，于赞化天地、笃行实修之人生境界上相通互融。
孔颜穷巷乐处，所乐者何？
道乎？
非也。
程颐曰：
“使颜子以道为可乐而乐乎？
则非颜子矣。
”（《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以道为乐，乐与道犹断为两截；乐处即道，乐与道方打成一片。
顺理而行，触处皆乐，达其至境则至乐非乐矣。
此与庄周之论可相与发明。
徐复观谓庄周与物为春之境，乃发自其整个人格之大仁，实为最高艺术精神与最高道德精神之自然融贯、相互涵摄，可谓探本之论。
两家之道，容有不同，然皆须于人生实践中加以体认，而成就艺术化之人生境界，此则为两家之所同也。
究其实，孔孟与老庄、儒学与道家，皆可与华夏五千年文化融会贯通，皆可化入人生实证与心灵体悟中。
徐复观谓孔孟老庄着眼于人生，实无心于艺术，其艺术精神皆由其伟大自由之人格所流出。
儒道美学思想由其人生哲学生发而出，终落实于人生践履之中，穷根究底之哲理诘问与安身立命之人生证会，皆为生命的艺术精神所统摄包含而打成一片。
天命与人生、觉知与笃行、心灵与物相，均蕴含其中，浑涵万状而莫可指名。
熊十力谓中国哲学“惟务体察于宇宙之浑全，合神质，彻始终，通全分，合内外，遗彼是，上达于圆融无碍之境”。
方东美更认为儒释道三家志趋无二，皆一心要在整个生命体验中，充分领略全宇宙之丰富内蕴。
立诚敬之仁心，发无量之悲愿，尽自由之真性，是本来无异的；艺术化之人生与人生化之艺术，也是本来不二的。
浑茫、圆融，便是中国美学、精神哲学乃至人生体悟的至境。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循。
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泥，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只有对儒家和道家作比较研究，才能在对立中准确把握道家的特质，并进而全面了解儒学和传统文化。
同时，道家在东汉以后又与道教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道家一方面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传承系统，另一方面又与道教相亲缘，或被容纳，或被发挥，或被改造，形成道家思想发展中的支流旁系。
正由于此，历史上既有辨析道家与道教之为异学者，也常有用道家统称老庄之学与道教者，两者关系之扑朔迷离，使现代学者大伤脑筋。
为了深入揭示道家的内涵和梳理道教的泥也必须对道家相道教的异同作一番历史地考察。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
《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
《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
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
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
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
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
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
孔子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
“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
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
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
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
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
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
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
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
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
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阻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
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
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
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
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
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
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
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道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
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
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
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
礼、乐、刑政，其民：
士、农、工、贾，其位：
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这就是用宗法主义治国。
它必然繁为礼、重为教。
道家不然，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毫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最后要达到皆有所为的目的，无为的要求只是；一不违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强行妄为．二不违背公众意愿利益而膨胀私欲，三不违背和谐宁静生活而滋彰礼法。
执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万物之自然”，让众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
所以道家治国，政尚简易，君道俭约．臣道守职，少扰少今，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保持安宁。
按照儒家的主张，就要表形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以为天下式，按照道家的主张，只须守静以待，因顺自然，息事宁人。
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命题，览·贵因》提出“因则无敌”的命题，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国原则的不同。
（6）理论倾向比较。
儒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
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
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
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
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已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
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
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
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
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
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7）气质与风度比较。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
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
“凡事皆能钻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容手中道’，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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