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docx
《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
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
——以“小康阶层”取代“中产阶级”为尝试
卢汉龙
2012-08-2414:
12:
01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1年11期
【内容提要】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和地区里，“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主体、民主政治的支持者、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的拥护者，“中产”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结果“异曲而同工”。
今天需要放下“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考察职业分野下中国社会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全面小康之路。
中国依据职业和生活状态，可以分为富有阶层—精英阶层—知识服务阶层—直接生产者阶层—贫困阶层五个板块。
在“权力”和“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中小企业主和知识服务阶层，是我国“小康阶层”的主要部分（或称“核心中产阶层”）。
中国能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关键在于核心中产阶层能否和数量更为广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联合，有效地实现其与资本和强权的对话，保证社会公平，从而建设一个有“中产”、没有“阶级”的全面“小康社会”。
【关键词】中产阶级小康阶层全面小康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在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理论界也引发出对于现代“中产阶级”的关注与讨论。
从理论上看，“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标准，也指领先消费潮流的一种创新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指称的“中产阶级”，又会和关注公共生活、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崇尚人权的社会势力相联系，因而“中产”话题引发出来的社会内容较为复杂和敏感。
“中产”与“小康”：
异曲而同工
按照西方的研究，中产阶级（middleclass）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自我调节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分层现象。
中产阶级的字面意思是“中间”阶级，所以参照系很重要。
在西方学术界包括马克思本人曾论述到，人们最初认为专业人员和自我雇佣者构成的小业主阶层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因为他们游离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这个意义上的“中间”是以产权关系为参照系的，所以middleclass的中文一直被翻译成“中产阶级”。
慢慢地，企业经理、行政主管以及越来越多的白领劳动者群体进入了中产的行列，这并不是社会学家杜撰出来的，而是社会调查得出的社会阶级认同的结论，也即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意识”的观点。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即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认为自己也是“中产阶级”。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显示，分别有24.4％和37.8％的工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1]在此意义上说，中产阶级划分的实际意义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社会中层化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在20世纪大转折的市场经济制度里，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出现了两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使中产阶级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
一是“人力”开始成为可以与“资本”相抗衡的生产要素；二是消费者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主导经济的能力超过了直接生产者。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概括来描述20世纪里世界最大的社会变化的话，那就是“人权”的作用已经大于“产权”，消费者的重要性超过了生产者。
[2]这正是造成衡量社会中间阶层的基本参照体系从经济地位转变到更为宏观的社会人文视角的原因。
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使劳动价值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实现，工人阶级和直接生产者在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安全感使他们产生自己处于“中层”地位的认同感，一个两极的社会正在扁平化，中间阶层的范围不断在扩大。
西方中产阶级泛化的过程，也促使现代社会结构理论改变了以等级来区分社会阶级的传统观念，转向以类型差异来认识社会的分化现象，大大缓解了社会阶级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3]人们认识到，合理的社会分化与差别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使社会具有活力，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也开始转向对不平等的研究，即如何保持差异的合理性和对差异的容忍程度。
一个具有中等收入、依靠本分劳动可以和产权讨价还价的中间阶层，自然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大众消费的主体。
在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要素中，除了财富与经济收入以外，还加入了像教育程度、从业经验、职业地位等与人力资本有关的要素。
而改变不平等现象也不再是靠劫富济贫，更多的是靠公平的社会政策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所以在西方，“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主体、民主政治的支持者、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的拥护者，这些社会性格和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同步成长。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和地区里，中产阶级的界限划分变得模糊，“中产”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类似中国人所认为的“小康”社会发展的结果，可谓“异曲而同工”。
可见，中产阶级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形态。
单就经济发展的过程而言，任何社会都会形成一个经济职业形态类似的“中产阶级”构成。
但是，中产阶级理论解释力的要点是关注社会不平等的消除，使社会大众中不同的群体，不管从事何种职业，获得的报酬有多大的市场差别，均具有同样的社会尊严和发展的机会。
这是从两元阶级对立冲突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理论模式）中衍生出来的寻找新的平衡社会关系的一种解释。
美国是首先提出“中产阶级”概念的国家，一直也被认为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甚至中产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美国的理论模式。
[4]然而，尽管经济地位结构上“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各国可能会和美国相似，但是社会不平等消除的“中间阶层化”的过程各国会有所不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探讨渐次深入以后，人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也越来越感到迷茫。
首先是在中产阶级的定义、范围、人数方面众说纷纭，从“老中产”、“新中产”到“边缘中产”各有各的道理，甚至可以统计出一个大概的数字（4.1％～32.9％）。
[5]其次是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和社会表现方面认识分歧，比如学界的研究和公众的印象严重脱节。
学者们的研究多发现，在中国对中产认同的“阶级意识”几乎不存在，最后往往归结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
笔者认为，分歧的根本症结在于参照体系的不同。
中产阶级理论来自于两元阶级对立的社会，但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同阶层互相依赖、合作共生的社会。
中产阶级应当是在一个竞争与合作的社会里创造财富最直接、可能受到的伤害最小、获益最大的一群，是思想理性活跃、工作敬业能干、生活殷实小康的一群。
就此而论，中国需要用“小康阶层”的研究来替代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理论，或者说，用中国“小康”的社会理论也可以解释美国以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中产阶级”普遍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中庸思想、均贫富、求大同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民族大国，按理是最容易接受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国家。
但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相当研究造诣的美国学者黄宗智近年指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6]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
著名学者梁漱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就指出，中国历来是一个以职业分立而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
[7]从社会研究的事实看，这不无道理。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这个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宗旨建立起来的政党，面对的是全国只有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
[8]这些产业工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足5％，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一文中提到“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五种，他们成为最能接受共产党“翻身闹革命”的“广大群众”。
1949年大陆解放以后，全国迅速“完成”了对农村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到1956年底，当中国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时，统计显示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也就4651万人[9]，占当时估计的全国6亿总人口的8％不到。
可见，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处于底层社会的广大职业人群希望改变生存状况的革命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现代实践，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表述的社会情况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希望中产阶级可以成为中国进步的新动力。
中国的改革和转型也确实形成了经济与职业形态上的“中产阶级”，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标准反复计算中国的“中产阶级”究竟有多少人。
然而，这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价值取向。
因此，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今后社会和政治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也需要从社会结构形态上去把握，而非单纯的市场力量的作用所能解释；进入小康社会的先进生产力职业人群固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处于社会差别系列中下层的劳工大众，包括农民、非技术熟练工人、服务（办事）人员这样的体力和半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是否处于安定的“小康”生活体验同样重要。
今天我们需要放下“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考察职业分野下的中国社会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全面小康之路。
中国改革中的社会结构动态模型
笔者曾撰文指出，不要再以社会阶级分层的传统方式来认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结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已不适用的结构观，何况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代之以一种分类的观点（人以群分）来看待社会上不同人群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
笔者同时提出了当代中国依据职业和生活状态可以分为五个板块的阶层观点，即富有阶层—精英阶层—知识服务阶层—直接生产者阶层—贫困阶层[10]（表1）。
在五个阶层板块图中，箭头所示的方向显示它们之间是可以流动的，箭头的位置和长短显示流动可能性的大小。
生活境遇处于中间状况的三种人群是“全面小康”建设中“小康阶层”的目标人群。
一个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具有公平流动机会的社会。
在这三个阶层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大小构成重要的流动机制。
表1中国社会分层化的五群结构图
数百年的现代人类社会进程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是符合人类趋利避害本性，适合在高度分工社会里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制度。
但是市场必然会造成强势和弱势的社会分化的结果。
为了对市场的“原罪”实行控制，人类的习得性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强调集体性的公共性原则，本质上构成了对市场私人原则的制约，体现了人性具有“善”、“恶”两重性。
“小康”是中国社会观中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现实社会写照。
在中国文化和公众理解上，小康社会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天下为家”，私人原则得到尊重；
（2）建立分工制度，是一个有伦理纲常的社会；（3）“谋用是作”，纷争不断，是一个需要仁义礼让来调节的社会；（4）崇尚“六君之治”的精英治理方式来达成社会和谐管理。
[11]这些来自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智慧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依然有极大的解释力。
由于我们是在共产主义大同目标下建设一个小康社会，如何全面实现不同分工社会群体共同的发展与成就更加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消除了贫困，联合国也把中国推举为消除贫困方面的模范国家。
而中国施行市场化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不同阶层共赢的结果，这往往被归功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
表2是中国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两大城市市民抽样调查中，两地公众对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不同人群获益情况的分析结果。
表中显示中国获益人群明显多于俄罗斯，中国获益最多的人群除了高层领导、企业管理人员、企业主以外，还包括一般公务员、受过较高教育者、科学家、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群等，他们大部分正是“中产”职业人群，这是俄罗斯所没有的；此外，中俄两国的技术工人也都有所获益。
这种“共赢”的结果不仅使我们看到差别在扩大，也看到人们对差别的容忍度在增加，“机遇”是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在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抓住机遇去谋求自身发展和生活改善，而“没有时间”整天去思考别人拿了多少，拿得“公平不公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能不能继续保持不同阶层群体的共赢，在包容性发展上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一个有分化差别的社会里，资本和权力是两个最有竞争价值的资源，而知识是与两者均有联系的资源。
知识可以作为人力资本向（物质、金融）资本叫板，知识也可以作为理性和权威与权力抗衡。
在“权力”和“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中小企业主和从事知识服务阶层，应当是我国“小康阶层”的主要部分（或称“核心中产阶层”），他们的生活对中国的“小康”生活具有标志性意义和示范性作用。
有“中产”没有“阶级”的“小康社会”
与强大的国有资本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私营经济。
处于“中产”地位的私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个新兴阶级，早期的私营企业家大多数是计划体制里的边缘人物：
有被人遗忘的农村能人、乡镇企业负责人、城市无业者、不安分于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甚至也有“两劳”释放人员（即劳改犯和劳动教养人员）。
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一般不高，但这却使他们具有类似于西方“清教徒”式的企业家潜质，并成功吸引了来自计划体制内部核心创业者的第二波“下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促使一部分国企能人创办自己的企业，他们具有更多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也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
1998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以前只说是“公有经济的补充”）①，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私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面对依然强大的国有资本，私营企业的发展较为艰难，它们在集资融资、产品技术升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面临着众多的问题。
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培养起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成长了整整一代的新企业家，这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全国工商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用10级评分来表示私营企业家地位的话（1级地位最高，10级地位最低），他们的经济地位处于4.58级，社会地位处于5.01级，政治地位处于5.19级。
②可见，私营企业家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处于中等上下的，但是他们也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如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不如经济地位。
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评价较低，正反映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在增加。
知识服务阶层是又一类核心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是比私营企业家复杂得多的人群，因为它们处于人力资本的中间部分。
知识服务阶层如同精英群体一样，也可以区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不同的性质，分别从业于政界、商界和社会部门，通常包括党政机关一般办事人员，企业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以及具有各类专业技能在社会部门（如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工作的人员，即通常所说的一般公务员（包括事务办公人员）、公司白领和专业人士。
虽然从权力和资本的角度而言，他们处于中间阶层，但其特点和作用各有不同。
1993年8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第十三条）。
全国公务员实行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审查以后，进入公务员的门槛随之升高。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选择当公务员的比例越来越高，2009年以来平均每年报考人数均超过百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可谓“百里挑一”。
因而，作为一般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会提高，他们在争取提拔进入“精英”层面尚需假以时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越来越倡导法治化的政府管理系统中必须显示出自己的真才实学方有希望获得晋升。
他们的职业能力和社会态度对中国今后社会政治变化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过目前看来，公务员服务公众的观念仍显不足，“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仍是中国官场的通病。
和公务员类似的还有社会部门的专业从业人员，包括医生、教师、律师、会计师等。
这些均是在市场化改革中获益颇丰的职业，通常被认为是“中产”的职业人群：
但是由于过度市场化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司法等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经费不足，致使这些职业人群经常滥用他们拥有的市场优势为本行业牟利，出现“学校乱收费”、“医生拿红包”、法官律师“吃两头”等社会乱象，导致职业伦理受损；而他们则抱怨政府的公共投入不足“逼良为娼”，对自己的“中产”地位并不尽认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企业不断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所有制不同的界限渐渐模糊，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引入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机制，第三部门的发展方兴未艾。
从事知识服务类的公司白领工作人群在不断扩大。
在中国公司的白领人员结构中，出身对其工作与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在跨国公司和境外直接投资企业里，内地白领员工基本上处于中、下职位，晋升高级职位的“玻璃顶”现象很难消除；而在一般职场，外地白领在城市缺乏家庭和人脉基础，他们需要付出比本地白领更多的努力才能在城市立足，往往自嘲如同“农民工”。
而工作稳定性和工作压力一直是白领就业的烦恼问题，房子、教育、医疗是压在白领阶层头上的“三座大山”。
不过他们毕竟有高于一般工人的收入，通常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
此外，中国的白领整体上年龄较轻，生活品位具有“小资情调”，是消费市场的“奴隶”和旅游休闲的主力。
中国白领给人们的印象是在公共政治方面普遍冷淡，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缺乏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通过消费者权利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是中国白领目前产生社会影响的主要特点。
这种影响或许是无意的，但是有很大的暗示和培养公民性的作用，比如城市住房商品化以后出现的“业主委员会”就对居住区的管理和社区具有发言权，并且直接挑战原有居民委员会的权威。
又如2005年开始热遍全国的选秀节目，它们以娱乐方式倡导草根理想、公平竞争、合作友爱的现代精神；并且在精心设计的选拔方式中让人感受到民意、专业精英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广大以白领为主的观众得到参与民主公共生活的体验。
互联网是当前白领进行社交和表达公共意愿、发挥社会影响的重要阵地。
中国“网民”中白领职员可谓一大主体。
近年来许多重要新闻事件首先都是通过互联网传递开来的，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信息公开的主要推手和社会动员的组织方式。
网络为自领提供了公共平台，在那里他们交流思想和生活体验，并已出现互联网影响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种种迹象。
比如河南省南阳某公司的计算机技术人员王清，通过互联网收集信息，向181个政府行政部门提交要求公开7项信息的书面请求，其中包括公众十分关注的政府三大公共消费：
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
[12]2011年，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社会公布“三公”消费的经费，不能不说和网民的推动息息相关。
“中产阶级”是市场制度下的主要纳税人，是政府财政的“埋单者”，政治“消费者”的概念也正在出现，网络对中国党政改革的推动作用正在显现。
当然，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媒体，网络既构成对政府和公众行为的良好监督和引导，也会出现网络“暴民”，制造舆论“暴力”，形成对公共社会的伤害。
而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白领在其间的正向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权力”和“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中产阶级”是中国小康文化的主要体现者。
从积极方面看，“小康”对实现私人与家庭价值和对中等生活水平的追求起到推动作用，有利于形成一个适度发展的平等社会；而从消极方面看，这又容易滋长个人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对公共需求和社会责任持冷漠态度。
这种双重性在青年中间阶层人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然，在中国全面小康建设中，对直接生产者阶层的包容性发展的关注也相当重要，因为他们也是全面小康的目标群体。
西方中产阶级研究概念一般不会包括直接生产者群体，即从事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体力和半体力工人、农民、一般商业服务人员等。
但学者们又会困惑于越来越大比例的劳工阶层认为自己处于“中间阶层”的认同。
笔者以为，对于中国劳工而言，他们是最需要人们关注的“小康”目标群体，劳工不“小康”，则中国不“小康”。
我们看到，以中国中庸思想为主的小康文化正在从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主义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提供人文基础。
全面“小康”意味着将形成广大中产阶级的基础，也将促使执政党和政府为消除社会不平等而倍加努力。
近年来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关于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的公共政策正在形成。
中国能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身处先进生产力前沿（知识服务经济生产力）、又在权力与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人群，能否和数量更为广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联合，有效地实现其与资本和强权的对话，保证社会公平，从而建设一个有“中产”，没有“阶级”的全面“小康社会”。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8年。
②参见全国工商联等单位组织的第6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2004年。
【参考文献】
[1]Hsin-HuangMichaelHsiao,P.S.Wan.TheCollectiveSocio-PoliticalConsciousnessoftheMiddleClassesinTaiwan,HongKongandSingapore.S.K.Lau,P.S.Wan.Market,ClassandPoliticinChangingChineseSocieties.HongKong:
HKInst.ofAsia-PacificStudies;TheChineseUniv.ofH.K.,2000:
459-492.
[2]戴慧思、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2001（5）:
117－118.
[3]Nisbet,R.TheDeclineandFallofSocialClass.PacificSociologicalReview,1969
（2）;Goldthrope,John.TheAffluentWorker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8-1969:
3.
[4]C.WrightMills.WhiteCollar:
TheAmericanMiddleClasses.London:
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
[5]李春玲．比较视野下中产阶级形成：
过程、影响和社会经济后果．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3－54.
[6]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
悖论的社会形态．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
路明书店，1949.
[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925（4）.
[9]张伟．中国工人阶级60年．瞭望周刊，2009（18）.
[10]卢汉龙．中产阶级与小康社会．社会观察，2005
（1）.
[11]卢汉龙．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
（1）.
[12]河南南阳一市民要求政府公开公款消费．河南商报，2009.8.3.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升级会员 